垂危時的詩人濟慈，約瑟夫·塞文作於1821年1月。今年是濟慈逝世一百九十九週年。
在被疫情禁足的日子裡，對無法割捨的親情只能默默祈福，對本該陪伴的家人因此變得“遙不可及”。悵然若失的日子，好在有和風麗日與藍天白雲相守。春天的葉子漸綠，花蕊從呵護它的整個冬天的衣裳中鑽出，露出新顏並吐出芬芳時，野草也競相破土迎迓著暖融融的太陽，正還原這個世界原本的風景，還有風景中掩不住的詩意。
我已經很久不寫詩了，也很少讀詩。去年十月，我隨第三屆中美詩學對話中國代表團訪問美國。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停留期間，我和舒婷閒談起自己的困惑——已經寫不出詩了。我所以跟舒婷說，是希望得到證實——這種現象，在別的作家身上是否也曾發生過？——在證實中獲得自我寬慰。舒婷並沒有對我的話題就此開講，反倒跟我聊起了家長裡短。當時我想，她對我的困惑的“忽略”，應該不是懶得理會，她的“置若罔聞”，其用意抑或是讓我自己去梳理事情的由來，釐清頭緒。
朱德康的詩集《城市以南》在我的案頭擺放已久。記得他萌發出版詩集的計劃時，剛好我和詩人王小妮一同在浙江，便委婉地向小妮提出，由她給朱德康寫個序。當時小妮答應先讀作品再說，翌日卻託辭近期比較忙，言簡意賅若不經意間地婉拒了。小妮婉拒，各種原因都有，但最主要是由於寫作風格迥異所致——事後小妮再次見到我時，主動跟我提及這件事。
朱德康是來自艾青家鄉的青年詩人。艾青家鄉的作者有一種共同特點，他們秉承和發揚了艾青的詩學審美，雖然也不斷變化著，但艾青的影響，存在著他們的血液中，傲然著，蓬勃著，滾燙著。
學界有一種說法，明、清之前，主導著中國文學的是詩詞，所以有先有詩、詞之說。大家基本趨於一致的觀點是：詩是人類與天地、大自然、時空的對話方式；人類在勞作或勞作之餘，在喜怒哀樂或生離死別之時，內心需要紓解釋放，需要歌唱抒懷，詩因此被催生。讀詩，是從詩人的作品中得到慰藉，或得到他人的人生經驗。兩者之間殊途同歸。簡而言之，詩是解決夢與現實的碼頭，彼此期待出發，在人生的河流兩岸，相向地向對岸渡去。
由是突然想起束之高閣的德康的《城市以南》，是記起出版前我讀德康詩稿時隱約記著的一些句子：“此刻，如果騎馬、放羊和吹笛/讓笛聲跟著白鷺鳥一起飛/天空，傾斜下身子/走進南山”。我想借德康的《城市以南》，向我的“城市以南”出發。
透過德康的詩行，你能讀到他與眾人同樣的庸常的生活；也能讀到他從日夜流淌的庸常日子裡，採擷的那些曾讓他悸動的景物、人、事，那些從眼前浮過看似無痕的真實過往，在時光漂洗過後卻成為了他的夢境……
我們不也都是如此嗎？有時會在夢裡，重又遇到經年前曾置身於彼處的場景，重又經歷各種紛繁的心緒，重又撫摸那無可替代的全心依靠著你的弱小的生命。不能不說在當下不時要接受接踵而至的種種壓力，日後也必定成為夢境的一幕又一幕。就如2020年的春天，無盡的祈盼、憧憬在毫無準備之下眼看著被扭曲變形，惶恐、怨恨、焦慮、沮喪、無助，以及堅強、堅定、抵抗、鬥爭……閉環著我們的情緒，但理智告訴自己，要面對，要經歷，理性每次在心境沉淪前，又總是鼓勵自己永遠向著美好生活前行……
毛姆說：“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在朱德康的這本詩集裡，我唯心地避開了這一春的病毒之災，從未有過地傾心諦聽《城市以南》中的《芳華》：“今夜，窗前聽雨/聽春風拂面……/三月的音韻未來/江南的煙雨已有人採摘/遠方的愁緒，為誰而開……”藉由這個夢與現實的碼頭，靜靜地等待棹向春天的船隻。哪怕是從黑夜的淚痕裡，我也相信詩意就在其中，等待起航；我相信午後的笑靨，我相信頓悟的冰釋，我相信暢想未來的歡騰。
加繆在《孤獨》中說：“明智的人更喜歡詩意，因為詩意是靈魂的事。”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享譽遐邇時，他的同期關於詩歌美學思考的著述《詩論》，已經遠遠超過他當時和早期的詩作。時年29歲的艾青，在上個世紀30年代寫下了一段流傳中外的引為經典的詩歌美學金句：“我們的詩神是駕著純金的三輪馬車，在生活的曠野上馳騁的。那三個輪子，閃射著同等的光芒，以同樣莊嚴的隆隆聲震響著的，就是真、善、美。”
在詩的夢與現實，德康不急於抵達對岸，而是坐在河邊的碼頭上，細細打量眼前的詩河，注視著對岸的火焰，思考著，似乎如年輕時的艾青，很早就身體力行地構建自己的詩學體系，制訂詩歌的寫作航程。
闔上《城市以南》，我突然想起去年在美國，舒婷沒有接應我的話題，可能她認為：我的困惑，是到了寫詩之初的初心和在寫詩途中對初心懷疑和互為矛盾的階段，是認為我進入的“迷宮”，當由我自己試著走出去。我該在詩河之畔久久佇立，聽翻湧不息的詩的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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