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论：《管子》中关于古代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

《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未受足够重视的奇书。它托名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商人政治家管仲所写，其实是以管仲思想为核心的管子学派的集体著作。其内容庞杂，糅合了法家、阴阳家、道家、兵家、农家等诸多学派的内容。是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的杰出代表。

虽然《管子》一书包罗万象，有其繁杂的一面，但它不是后世所谓的“杂家”之属。在它多元的内容里，有一类学问是讲述的最精深、最系统的，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左右，这就是管子学派关于经济方面的一整套学问。这是《管子》一书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现代学者对《管子》讨论得最多的地方。

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着极其灿烂的思想文化，出现过百家争鸣的辉煌，但却缺少有重要贡献的经济学说。尽管儒、墨、道、法及其它诸子百家都有不少涉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论述，但中国古代所谓经国济世的学问，基本上从属于政治研究，或者只是一种哲学方式的演绎，与现代意义的经济管理全然不同，很少有独立、系统的经济管理方面的理论。

而在古代有贡献的经济管理方面的学者，又绝大多数是实干家，除了散见于史书上的少量事迹和只言片语外，极少有专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管子》正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管子》涉及到经济与管理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论述之具体，堪称经济管理方面极有价值的一部百科全书。

在这些深奥的、大规模的经济学论述中，有一套围绕着“轻重”概念而提出的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方法，无疑是《管子》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轻重论。它在《管子》一系列关于经济的讨论中阐述得最为详赡，影响也最为深刻。

“轻重”这一概念，最早是直观地反映当时金属货币的份量而言，金属货币的份量重，其价值就大；反之，价值就小。由于货币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般等价物，货币的价值要通过它对一般商品的购买力才能表现出来，所以“轻重”又由表现货币价值的概念演变为反映商品贵贱的概念。

社会生活的经济实践表明，货币流通数量和商品供求关系能够影响货币的购买力和商品价格的高低，也就是影响货币和商品的轻重。因此，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学家通过探索商品、货币的轻重问题，以及影响它们轻重的要求，这就产生了作为经济理论之一的轻重论。

管子是最早从政的商人，他把经商理念带入政治中来，逐步使齐国走向了强大。

一、《管子》的轻重论主要讲了哪些经济管理的方法和政策

《管子》轻重理论是在各封建割据国家竞相追求富国强兵之术，商人资本获得相当发展的客观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轻重理论的研究重点是如何从经济管理着手实现富民兴邦，它具体研究了封建国家的物价、货币、市场、财富积散等经济政策和管理方法。其基本内容大致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市场与价格的关系。

轻重论认为，市场上商品多了，价格自然就下降，反之，价格则上升。所谓物的多寡，实际上，是相对于市场上的需求而来的。“民有余则轻之”， “民不足则重之”。可见，《管子》的作者对市场供求决定商品价格的关系是认识得很清楚的。商品价格随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而变化，这是一种市场规律。利用这种规律，国家可以调节市场供求和价格，并从中取得收入。

齐桓公曾经问过管子，通过平衡手段能否消除市场价格的涨落，管子明确地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物价完全固定了，就会使“万物不可得而使用”， 使得对经济资源的利用完全停止。

而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在《管子》书中主要有两方面：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自然因素主要是指年成好坏和季节差别。丰收之年，谷物收成好，市场供应充足，物价自然下跌；而如果年成不好，谷物歉收，进入市场的粮食就少，价格就会上升。

而且在这一年之内，还会因为季节的原因，价格会有不同。秋季为谷物收获季节，谷物大量上市，价格下降；而在春天，青黄不接之时，粮价就会上升。除此之外，春天农具需求上升，夏天丝织原料供应充分，冬天就会有各种纺织品上市，这些都会影响市场上的物价。

另一个主要方面是人为因素，这主要是指以人为方式控制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造成物价的涨落。

方式之二是政府行政命令的影响，即书中讲的“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政府征收货币税，如果征收期限短，百姓就只能在短时期内集中抛售自己的产品以换取货币纳税。这样市场上商品过剩，价格就会下降；期限越短，商品价格下降幅度就越大。

对此《管子·国蓄》作过专门的估计，如果赋税必须在十日内交纳，商品价格就会下降十分之一；限八日内交纳，价格就会下降十分之二；如果限五日内交纳，价格就会下降一半。

如果某地某种商品的价格偏高，则各地的这种商品就会运来。相反，如果价格偏低，商品就会流向别处。这是商品流向的规律，商品总是自发地从价格低处流向价格高处。在《管子》中，这种流向的速度也被设想得很快，即所谓的“重则见射，轻则见泄”。

第二是货币、谷物与万物的轻重关系

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黄金是货币的一种，谷物则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谷物实际上也常常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因此谷物和货币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国家经济管理应当控制住作为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粮食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管子·国蓄》中讲“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也就是说，君主通过掌握货币来调节粮食的价格和供应，就能控制住国家和人民。通过货币来调节粮食，这显然要经过市场而起作用。

谷物和货币之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在于谷物、货币和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轻重关系。《管子》认为货币、谷物和其他万物之间的轻重关系是互为消长的，“谷重则万物轻，谷轻则万物重”。也就是说，粮食价格高了，万物的价格都下降；而粮食价格低，则万物价格高。同样的道理，粮食与货币、货币与万物之间也存在着相同的关系。

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国家就可通过对谷物和货币的控制进而控制市场，直至控制整个国民经济。

古代贝壳币

二、由理论到实践——封建王朝是如何应用轻重之术的

《管子》轻重论最重要的内容，是在研究商品货币流通的某些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这些规律为封建王朝服务，也就是所谓的轻重之术。

先秦的许多学者，一般都认为治国要靠“务本节用”，他们所重视的是农业经济。而轻重论者不同，他们认为“务本节用”只能使五谷丰满，还必须靠轻重之术来打理、守住丰收的谷物。反之，这些五谷就会“四流而归于天下”。一旦本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流至邻国，势必会被邻国奴役，最后只能亡国。

除了“理财”，轻重论的作者对于操控本国经济命脉的富商巨贾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其主张要用轻重之术，来扼制商人的利益，来调和贫、富之间的关系，使封建王朝做到“富能夺，贫能予。”这样国家就能治理好，而不任由富商摆布。

为了巩固统治，轻重论者认为必须要加强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控制住国家经济，做好聚财、理财工作。其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是关于财政赋税的轻重之术。

《管子》的财政赋税思想是非常特殊的，其基本思想是减轻赋税收入，加强经营收入，尤其注意以国家垄断经营利润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管子》的这种思想曾被梁启超称为无税论；也有人认为《管子》轻重论的财政赋税思想是有矛盾的。

轻重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强制征集赋税会妨碍生产。

《国蓄》和《轻重甲》中说到：征收房屋税，会使已建成的房屋毁损，当然谈不上促成房屋修建；征收牲畜税，就会使牲畜停止繁育；征收田亩税，就会妨碍正常耕作；征收人头税，就会造成人口减少；征收户税，会使人心倾向作伪；征收树木税，会使人们不愿让林木生长而加以摧毁。总而言之，对任何对象强制征集赋税，都会损害这个对象自身。

轻重论的这一观点是为其另一个重要观点服务的，这就是轻重论者所强调的国家应当通过控制市场来获得收入，而不能主要依靠强制性的征集，这就是有轻重论发展出来的轻重术之一。

然而在封建社会时期，国家的主要收入仍然是各类租税。《管子·轻重》之外的其他篇章也都并不避讳租税，《管子·大匡》中就主张每两年征税一次。丰收年份征收百分之三十，中等年份征收百分之二十，较差年份征收百分之十，遇饥荒的年份不收税。

《管子·幼官》记载齐桓公九合诸侯，其中第三次会合诸侯时曾提出：“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 关赋百取一。” 把市赋和关赋定得很低，分别只有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一，以利于发展国内外贸易。其中的田税也确定为百分之五，远低于儒家一般提倡的百分之十（什一而税）的水平。由此可见，《管子》实际上是提倡轻税的。

《管子》认为国家应当通过轻重之术来获得收入的另一个理由是：强制的征集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在《管子》看来，人民群众的普遍心理是，无故被夺去财物就会愤怒，而受到赐予则会喜悦。强制的征集很容易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从而影响国家的安定。

为此，国家就要采取特殊的措施，使得取之于民时民不察觉，而给予的点滴恩惠，则要让他们明明白白地感觉到。而对于农民来说，粮价低迷时售粮不易，国家能予以收购正是求之不得；而缺粮时粮价过高，国家以平价的粮食销售，也对消费者有利。这就是《轻重》篇里讲的“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 不见夺之理。”

二、对谷物、货币的掌握、运用

轻重论作者认为，君主只要掌握、操纵了谷币就可以安定天下。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谷是最重要的产品，“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

同时，中国封建社会又有比较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所以，反映到轻重论作者的思想上，就认为要控制全国的经济，就必须首先掌握谷和币，封建国家政府只要掌握了谷和币，就可以对市场进行调节。同时，通过掌握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来控制作为人赖以生存的谷物。这样人民生活就有了保证，国内就可安定，政权就可以巩固。

为什么要通过掌握货币来控制谷呢？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谷物为土地私有者所有，即掌握在地主和农民手中。封建国家政府可以直接掌握的谷物是有限的。而轻重论作者又认为通过增加赋税来掌握更多的谷物，是不明智的，所以主张通过掌握货币控制谷物。

所谓掌握货币，就是垄断钱币的铸造和控制货币的流通。轻重论作者认为“人君铸钱立币”， 是天经地义的。他没有直接讲禁止民间铸币的问题。可见，私铸已成为过去，所以没有必要再提及。

为了通过货币来掌握谷物，轻重论的作者很注意所需货币量的计算。作者主张首先应了解全国土地的数量，土地的肥瘠，产量的多少，然后计算出为了掌握全国大量的谷物，需要多少货币。通过货币控制谷物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低价购买，即“敛积之以轻”。二是发放农贷，即春、夏放债，秋后以谷抵债。

三、尽可能垄断控制各种产品

封建王朝除了掌握谷、币外，对其余产品，轻重论作者主张尽可能加以垄断和控制。由于盐铁是人民生活、生产所必需，所以，只要垄断了盐铁，就可以加价销售以获利。轻重论作者提出的“官山海”， 就是垄断盐铁的意思。

对铁的垄断，轻重论的作者与西汉学者桑弘羊不同，他并不主张封建国家直接经营铁的生产，在《管子·轻重》里认为“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

所以，轻重论作者主张把它交给民间经营，算好它的产值及赢利，由百姓分利七成，政府分利三成。国君再把轻重之术运用在这个过程中，用价格政策加以掌握。这样，百姓既会努力劳动产出，又能听任朝廷的摆布。

轻重论作者还主张控制木材的砍伐销售。为了控制木材，他们找出冠冕堂皇的借口，禁止老百姓种树：田边地角不许种树，因为会妨害农作物；房前屋后只准种桑树，种植其它树木会影响妇女蚕丝纺织。这样，老百姓所需木材，只能从国家控制的山林中来，而且根据木材的大小，国家还分三个等级的税收。

此外，如农村妇女的纺织品，以及皮革、羽毛、竹箭、器械等各类物资，也都采取订立收购合同的方式加以控制。

在古代，盐、铁是国民经济的两大命脉

四、操纵市场，贱买贵卖

封建国家一旦掌握了谷、币和各种产品，就有了操纵市场的物质基础。加之封建国家凭借政权的力量，就可以对各种产品进行调控，且无人能够与之竞争。

轻重论作者认为，市场上的物价是东西多了就便宜，稀缺了就贵。因而，操纵市场就是利用国家掌握的谷、币和各种物品，人为地聚散，造成市场上各种物品，包括谷物供求的多寡。以此制造物价的波动，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

在操纵市场物价上，轻重论者在《国蓄》中提出一条原理：“以重射轻，以贱泄平。”当市场上某种商品物价低时，为防止商人趁机囤积，就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大量收购。因为大量被国家收购，市场上该种商品就少了，价格上涨，即所谓“聚则重”。如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高时，为防止商人囤货涨价，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大量抛售。这样，该种商品在市场上就多了，价格下降，即所谓“散则轻”。

封建国家利用这种手段，即贱买贵卖来操纵市场。具体办法主要是：通过掌握货币，控制谷物。“聚则重”，谷物由国家掌握了，谷价则上涨。这时，国家即可高价出售，再收购价格较低的其它各种物品。这样，又引起这些物品价格上涨，而粮价下降。于是，又出售各种物品，换取粮食。这样无尽循环，就可获利无穷。

古代的君王正是通过这样的轻重之术来操纵市场以期获取利益的，这在《管子》中称“准平”，也是中国后来二千年中各个封建王朝“平准”政策的基础。

五、国与国之间的轻重之术

轻重论作者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 因而，国家粮仓对粮食的储备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国与国之间发生关系时，如何使本国的谷物不要外流，又如何设法吸引别国谷物输入，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轻重论者主张运用国与国间的轻重之术，以求达到上述的目的。具体方法是怎样的呢？轻重论作者指出：

但是，以高价收买别国谷物是否吃亏了呢？在轻重论作者看来，并不吃亏。因为谷物更为重要，“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舍之则非有损于饱也。”可见，轻重论作者所追求的并不是黄金，而是谷物，这和西方的重商主义者对金钱十分重视不同。

同时，轻重论作者认为，虽然本国提高了谷物价格，但最后收买别国谷物时，并不一定非要高价购买，很可能以较低的价格就能买到。这是由于，本国谷价高，各国争着运谷而来追求高价，这样，本国市场上谷物就多了，“物多则贱”， 谷价会降下来。而各国的谷物已运到，如再运回去可能更不合算，所以只好低价出售。

此外，轻重论作者还提出运用轻重之术，在与别国交往中，或用己之长，制人之短；或引人上勾，乘人之危，用以破坏别国经济。如本国产盐，别国缺盐，就抬高盐价，垄断盐利。如某国产鹿，就高价收购，引诱对方农民弃农就猎，然后乘对方缺谷而抬高谷价，大获其利并迫使对方成为自已的附庸。这有点类似近代帝国主义使殖民地经济单一化，乘机进行殖民掠夺的手法。

三、轻重论的不足之处

轻重论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基本模式之一。其在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的、较稳定的中央集权条件下，它所起的作用是显著的，也是积极的。

可以说，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凡是主张由国家集中控制国民经济的思想，事实上都是对轻重论者的继承、发展或修正。如西汉著名的那场盐铁会议，还有王安石变法等都可看到轻重论的影子。

轻重论所涉及问题的广度，以及它对中国古代商品货币经济的研究是绝无仅有的，但就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在理论上并非是最高水平。它的局限性和浅薄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它过于突出流通过程而不重视生产。轻重论者把“以轻重御天下”看作是对富国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而“轻重”又被看作主要是流通方面的管理问题。轻重论者很少谈生产，并且明显地表现出轻视生产问题的态度。他们认为靠“强本节用”的重农方法解决不了富国、治国的基本问题，它只能作为轻重政策的补充或辅助手段，而不能作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否则就会国破家亡。

从这种认识出发，轻重论者对如何发展封建时代的主要生产部门——农业，以及对如何增加农业生产，封建农业中的基本经济条件和基本经济关系，如土地制度、地主同农民的关系、地租的性质和形态等问题，都不感兴趣。

由于过分突出流通而轻视生产，轻重论者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经济的特点，不能正确认识商品、货币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实，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封建制度以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商品粮食在粮食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很小，国家即使控制了大部分商品粮，也不能使它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发挥那么重大的作用。

再说，在地主经济下，余粮的绝大部分掌握在私人地主手中，而地主并不需要向国家借高利贷，国家想通过“布币于国”把余粮的百分之七十都控制在手，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轻重论者突出流通而轻视生产，把对商品流通过程的控制和管理，作为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内容，是颠倒了问题的主次。

第二，轻重论者只是研究了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需求，而没研究价值问题。

轻重论者不仅重视取得轻重之势和运用轻重之术，而且还注意研究轻重之学的有关原理，力图为运用轻重之术寻求理论依据，这是轻重论体系的合理之处。但是，他们只是从商品的供给、需求以及货币数量的增减来说明价格的变化，而完全没有触及价值问题。他们实际上只有价格论而没有价值论。没有价值论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价格和供求的关系。在这样浅薄的理论基础上谈论轻重之术，就会把轻重之术的运用夸张到极其荒唐的地步。

例如，《管子》中有的地方提到：国家在春季贷货币给农民，在秋收时粮价减半，让农民以谷还债，就可把余粮大部分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家就可把粮价一下子提高二十倍，然后用涨价二十倍的粮交换其他商品，又可获利十九倍。这样，一进一出，国家共可获利三十九倍。

很明显，这种计算是把价格看作不受价值的限制，因而认为可以靠操纵供求，任意提高价格。这当然是十分荒唐的。如果粮价真的一下子提高二十倍，社会上有什么人能买呢？假令国家取得这些粮食是以货币换来的，粮食集中到国家手中后，价格暴涨二十倍，而民间过去靠出卖这些粮食换得的货币只相当粮食现价的二十分之一，还有二十分之十九如何出售呢？如果国家要用这些粮食交换手工业产品，手工业者要换到通常所需的粮食，就必须付出比过去交换时多二十倍的手工业品，他们又怎能付得出呢？

粮食是广大人民生死悠关的物资，国家这样任意提高粮价，势必造成社会上的普遍饥饿，至少会造成城市的普遍饥饿，这就等于挖了自己统治的墙角。

第三，过分夸大了国家政权对经济的作用。在国家和经济的关系方面，经济是基础，而国家政权及其政策，只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国家的国民经济管理的政策和理论，只有在适合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时，才是正确的，有积极作用的；如果凭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进行管理工作，那就不但达不到管好国民经济的目的，还会为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轻重论者在国民经济管理问题上也主张研究市场情况，了解价格和供求变化的趋势，进行调查统计，掌握必要的数据，而不是用暴力和行政手段，这无疑是一种比较合乎科学的态度。

但是，轻重论者又往往过分夸大国家政权的作用，认为国家要物价涨，就可一涨几十倍，要物价跌，就可暴跌成几十分之一；认为一个国家可用提高商品价格的办法使别的国家的人民都去捕鹿或砍柴；甚至认为国家下一道表扬令就可使全国的高利贷者都自愿放弃债权，等等。

这样，轻重论者就把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说成是决定性的；把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说成是无所不能的，可以随心所欲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就完全被颠倒了。可是，这样一来，轻重论者所提倡的研究经济情况，注重调查统计，也就成了无意义的事情了。

四、结语

轻重论是我国古代关于国家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理论，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它以“轻重”这一独特的概念来表现有关国民经济管理的各个方面。使这些方面形成了一个有逻辑联系的统一整体。象轻重论这样大规模和有气魄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是世界罕见的。

尽管轻重论的提出是为维护王朝统治，奴役人民服务的，是传统所谓的“霸政”，而不是“仁政”。但它许多思想还是有其合理的内核的，例如它认为国家管理不能单纯依靠暴力，而要重视研究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以关于“轻重之数”的知识作为管理政策和管理活动的依据；它认为在管理国民经济工作中要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互相结合起来；它重视商品流通过程，注意研究商人的经营管理经验，力求把商人的微观经营管理经验运用到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来，它重视货币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中的作用，把货币作为管理国民经济的首要的制高点等，都是很值得重视的，这对我们现代的经济管理工作，也是有启发、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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