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第二卷


这篇章文章讲述了《广艺舟双楫》第一卷内容以及整体思想,下面谈谈第二卷:《体变第四》、《分变第五》、《说分第六》、《本汉第七》。


解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第二卷

康有为


《体变第四》

《体变第四》中的核心内容是介绍汉字书法风格特征的演变史。

这里我们不去细讲康有为如何论述书体的演变,大体举出三例:

1、书法发展到汉代末期,篆隶楷行草皆有,同时,汉代的碑刻风格最多。

2、唐朝书法风格有三次变化:

唐初,延续北方的廋硬的特点,如欧阳询;

唐中,多为肥厚,如颜真卿;

唐末,中和了廋硬与肥厚的特点,如柳公权。

3、清代也有四次书法风气变化:

第一次:康雍之世,专仿香光(香光指董其昌);

第二次:乾隆之代,竞讲子昂(子昂指赵孟頫);

第三次: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率更指欧阳询);

第四次:咸、同以后,碑学大盛。

汉朝、唐朝、清朝刚好是书法发展最鼎盛的时期,至于其他朝代,变化则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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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


《分变第五》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讲诉篆书、隶书、八分、楷书等书体的详细转变过程,“分变”中的“分”指“八分书”。

开篇“文字之变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强调“变”的“自然”属性,书体的演变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减省”而出现“方折(篆书没有方折,隶书有),新书体的出现不是某个人单独创造的。

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

而后,康有为列举了很多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碑帖,以说明各个时期书体的特征变化过程,书体大体上是由篆书变为隶书,再变为楷书。

但是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一个有争议的名词——八分,不同学者给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而康有为赞同刘熙载的说法:“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即把八分当指书体转变的过程,不特指某一种书体,这就可以很好的理解古人的不同表述,众说纷纭。

秦篆变《石鼓》体而得其八分,西汉人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篆之八分。东汉又变西汉而为增挑法,且极扁,又得西汉之八分。正书变东汉隶体而为方形圆笔,又得东汉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称,伸缩无施不可。

“八分”的“八”是一个程度量词,指“多”,为活称,书体的每一次创新演变都是在已有的书体之上进行变化,但有“八分”是取至原有字体的风格特征。古文经过多次“八分”后,成就了汉朝五体兼备的时代。

这里我们不要太去纠结到底什么是八分书,康有为说的是否准确,而是重在理解其论书体之演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书体演变是一个不断八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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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瑛碑

《说分第六》

这一部分主要讲述秦汉之篆书、隶书的风格特征及其碑刻优劣。(“说分”意为论述秦汉之八分书)

其中提到两位重要人物——李阳冰和邓如石,赞扬邓如石,贬抑李阳冰。

康有为在这一部分的论述比较杂乱,可能不是一气呵成之作,姑且总结其概要。

文中先后讲述了秦汉篆隶碑刻、瓦当文、钟鼎文等各种书迹特征优劣,言《石鼓文》为第一取法对象。李阳冰篆书以瘦劲取胜,不如汉人。邓如石以隶意写篆书,宣扬与孟子齐名,后又列举多种秦汉之刻碑,论其风格特征。

这里我们不详细列举康有为推荐说明的碑刻,因为很多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而且现在很多学者都不太同意康有为推荐的碑刻,如果你真正喜欢碑学,想学碑学,可以参考康有为的论述。我这里只是点明康有为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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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

《本汉第七》

《本汉第七》,主要讲述了后世优秀书法的取法都来自汉代多变多样的书法风格,并且详细介绍了汉代隶书的风格特征分类,强调学习汉隶碑刻的重要性,至少不会讲书法学死,不会学向馆阁体。

这里,康有为非常强调汉代书法的重要性,如“自唐以后,尊二王者至矣。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意思就说,后人学不到二王笔法的雄奇,是因为没有取法汉、魏之书。后世的杨凝式、颜真卿、南北朝之碑都取法了汉、魏书法。

同时,他还指出,现今的馆阁体都来源于二王书风的蔓延,其中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今人日习院体,平生见闻习熟,皆近世人所为,暗移渐转,不复自知,且目既见之,心必染之”,就是当代学书者无论你怎么学习古人,都会有当代的影子,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有的特征,你会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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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阁体


《广艺舟双楫》第二卷解读:

第二卷总体介绍了书体、书风的变化,强调学习汉代碑刻的必要性,学习这些可以让学书者走向正道。

1、只讲变化之果,未讲变化之因

康有为在体变中论述各个时代书法的变化,仅仅论述变化之结果,并且仅仅只知道变化之结果是不够的,还不能深刻另外体变之要义。这里列举如下:

在汉末,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的发展,让书写有了自由挥洒的空间,汉代人的毛笔多用毫毛书写,相较周秦,有了书写上的巨大提升,为书法提供了简易之便。再加上汉代以书取仕制度的初步确立,书法的普及和教育都有了巨大提升,书法艺术的自觉,草书的发展,书体的变都是这样跟随而来。所以,汉代五体兼备的成型与当时书写工具和政治、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

唐代之所以名家辈出分格多样,与皇帝的开明治理有密切关系,大唐盛世之下,书法岂不能盛,风格趋于肥厚,与唐代以肥为美的审美有关。具体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而清代,总体上是由帖学转入碑学,贴学则一直被帝王左右时代风气,毕竟清朝的专制制度已经达到历史顶峰,皇帝的作用实现了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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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保墓志


2、观点新奇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的论点很多较为新颖,读之有大跌眼镜之感,这里以《说分第六》为例。

少温生后千年,旧迹日湮,古文不复见于世,徒以瘦健一新耳目,如昌黎之古文,阳明之心学,首开家法,斯世无人,骤获盛名,岂真能过出汉人,空前绝后哉!

康有为质疑李阳冰所获得的盛名,“岂真能过出汉人,空前绝后哉”,意思是李阳冰真能超过汉碑?真能空前绝后?然而放眼整个中国书法史,李阳冰的瘦劲是唐朝的时代书风,唐代书法几乎多瘦劲,特别是唐初。他的篆书是继秦李斯之后又一位大师级人物。况且书法在不同时代之间相互比价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秦篆、唐篆、清篆这几个时代都有所不同,风格不一,以高下论之,过于牵强。只是不同学书者学习不同时代的篆书会有不同的效果,这要看个人喜好。

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

康有为将邓如石与孟子比较,可见邓如石在康有为心中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但是反过来想想,孟子是思想教育家,是中国思想、哲学的代表人物,邓如石是书法家,确实算的上是大家,以篆书闻名,但康有为置书圣王羲之何地,颜真卿何地?其观点未免有些过头了。

我们承认邓如石将隶书笔意融入篆书的实践是非常了不起的,也要包容康有为的新奇论述,毕竟书法是一个多元的艺术,不同书家有不同观点很正常。

3、院体之成,非王字之过

《本汉第七》中有这样一句话:“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意思是后世的馆阁体、台阁体,甚至某些端正匀称唐楷都是因为取法王羲之、王献之等人之类的书法的后果,水平不如古人。言外之意还是康有为的尊碑的思想。

书法经过漫长历史的发展,有一条主线就是端正匀称,从普通大众的审美来看,宋代的宋体就是它的成熟期,清朝泛滥,近现代打印字趋于完美,为阅读和工作带来极大便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进步意义,是“二王”之功。后人将二王写的更加匀称漂亮,这是一种进步,没有二王书法,也会有其他类似二王书法,院体的成型是必然现象,不能拿二王当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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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晖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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