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東漢獻帝的第五個年號，使用時間為公元196年至220年。
建安年間，群雄逐鹿，戰爭不斷：官渡之戰，曹操逆襲袁紹；赤壁之戰，孫劉聯軍火燒曹營；漢中之戰，劉備佔據漢中……
江山支離破碎，權力交接伴隨著生生死死：呂布被殺，孫策遇刺，袁紹去世，劉禪出生，司馬師、司馬昭出生，周瑜病死，關羽被處斬……都發生在這短短二十五年間。
建安，是勢力割據、戰亂不息的時代，亦是風起雲湧、慷慨悲壯的時代。
這艱辛的世道，該以什麼樣的標識，鐫入人心？
註定不凡的建安，從一片亂離之中跳脫出來，摘取了一個氣度卓絕的詞：“風骨”。
建安風骨，自《文心雕龍》標舉之後，以其遒勁剛健、慷慨多氣，備受後世推崇。“風骨”，從談藝論文的用語，漸趨成為具有獨特內涵的審美範疇。
一千八百年前，“建安”畫上了句號。此後的一千八百年間，“風骨”成為了人們仰望的星斗。
建安成就了風骨。風骨亦永恆了建安。
建安十五年，一座巍峨壯觀的銅雀臺在鄴城拔地而起。
鄴城是曹操的基業所在，他在這裡稱霸北方，雄視中國，挾天子令諸侯。
竣工慶典上，曹操率領文武群臣登上銅雀臺，大擺宴席。武將比武，文人賦詩，觥籌交錯，鼓樂喧天。銅雀臺背後，是曹操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
想要天下歸心，就得有能讓眾心歸附的威望。
魏文帝 曹丕（《歷代帝王圖》）
曹操擔得起這樣的威望。他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以廣納賢士、唯才是用而聞名。他和兩個兒子曹丕與曹植，能文能武，史稱“三曹”，不僅在政壇佔據主導，在文藝界同樣是領軍人物。
以曹氏父子為中心，團結了一大批文人學士。當時在鄴城上空閃爍著文壇的北斗七星：孔融、陳琳、阮瑀、徐幹、王粲、應瑒、劉楨，史稱“建安七子”。
“三曹”與“七子”，被視作建安文學的代表。銅雀臺，後來不僅是曹操政治雄心的象徵，也成為建安文人聚會的場所，他們在這裡激揚文字，直抒胸臆，表達對建功立業的渴望。
不過，並非每個人從一開始就與曹操同心同德。
陳琳，曾在大將軍何進手下當主簿。官渡之戰時作《為袁紹檄豫州文》，歷數曹操罪狀，痛罵曹操三輩祖宗，罵得曹操頓時連頭疼病都不治而愈了。
阮瑀，是阮籍的爸爸，阮咸的爺爺，只願與書為伍，拒絕為曹操所用。曹操見幾次徵召不行，索性放火燒山，才逼得阮瑀不得不去見曹操。
孔融，名氣最大，小時候是個懂得讓梨的神童，長大是個說話尖酸刻薄的狂士。作為東漢舊臣，出身高貴，恃才傲物，處處與曹操作對……
這樣一群人，曹操都能聚集在麾下，除了愛才，也不需要其他理由了。
銅雀臺（電視劇《三國》）
銅雀臺像一個漂浮著的仙境，俯瞰當時的大地，看到的是連年戰亂，嚴重的饑荒與瘟疫……
建安文人遇到了最好的時代，也生活在最壞的時代。
他們適逢王權削弱、名教衰敗，自由人格覺醒，文人可以隨意揮灑他們的個性。
然而，他們又大都親身經歷過社會動亂之苦，那些凋殘破敗、災禍橫行的悽慘景象，觸目驚心。
建安文人，在動盪中尋找著真理，在凋敝中堅守著氣節。在覺醒的意識與痛苦的現實的交織中，用一首首慷慨悲涼的作品，表達對政治理想的憧憬、對民生疾苦的憂患、對人生價值的思索。
有“七子之冠冕”之稱的王粲，曾度過十餘年的流離生活。悲慘的生活見聞，在卓越的文采的調遣下，成就了許多優秀的詩篇。
《七哀詩》刻畫了一幅文字版的流民圖：“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曹操《蒿里行》也有這樣的現實主義手法：“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沉重的社會現實之下，建安文人不甘以文士自居，同時抱有救世濟民的政治理想。
曹丕有“救民塗炭”之志，曹植懷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之願。劉楨“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陳琳“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壯志之言，擲地有聲。
建安的風骨，就從這悲涼和慷慨之中塑建起來。
“風骨”一詞，歷來引用得多，詮釋得少，後人一旦細究起來，難免落於摳字眼的陷阱。
若是詳盡地闡釋“風骨”，反而會失去那種會意傳神之美。不妨簡單地理解：在風裡，有充實的情感與時代意義；在骨中，慷慨激越、剛健有力的精神品格。
風骨，作為一種審美方式，被廣泛應用於對文學、書法、繪畫以及人物的品評，在不同的時代，表現為不同的內容。
《文心雕龍》
劉勰、鍾嶸借建安風骨反對六朝綺靡的文風，再經陳子昂承襲，成為詩歌革新的旗幟，並最終催生出“盛唐氣象”。
盛唐書法家的風骨，體現為緊勁峭健的品格；而宋人眼裡的風骨，少了些雄強，更傾向於蒼秀清朗。
謝赫在《古畫品錄》中表達的審美理想是“氣韻”與“骨法”並重，指引著歷代畫家的實踐和鑑賞，也不斷得到新的闡釋。
風骨，不是一個標準，而是一種精神上的理想。歸根結底，是人的品格。
“顏筋柳骨”上：顏真卿《祭侄文稿》下：柳公權《玄秘塔碑》
建安文學的興盛，離不開曹氏父子的引領。曹操是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曹丕和曹植則是不遺餘力的倡導者。
“建安七子”並列，始見於曹丕的《典論》。在同一本書中，曹丕還有一個著名的論斷：
"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在建安，文學的價值與地位，被前所未有地看重。在鄴城，文人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建安以前，文人的境遇有些慘。司馬遷曾表達文人地位之低賤：“因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一代漢賦大家司馬相如，也不免被皇帝呼來喝去。東方朔才思敏捷，但在漢武帝面前，終究只是個講相聲的。
曹操突破了流俗的偏見，給了鄴城文人較大的空間。他們之間更像是同行的文人與文人，而不是主子和奴僕，他們可以心平靜氣地探討文學，甚至開開玩笑。曹丕與曹植也不把文人視為僚屬，而是以朋友的身份交往。
創作自由，思想解放，催生了建安文人推崇真性情的思潮，反映到文學之中，形成了壯思與文采並舉的創作觀。他們的作品既有共同的時代風格，又有各自的特色。
陳琳、阮瑀擅長章表書記類文章，應瑒平和但不雄壯，劉楨雄壯而不細密，孔融文氣高逸，長於文詞而不擅長立論……雖然各有長短，但都是建安文人中的俊傑。
建安文人擴充了詩歌的題材，也嘗試並創新了各種新題材。尤其是五言詩在建安時期更加成熟，形成“五言騰踴”的局面，再加上在藝術技巧上的提升，將中國古典文學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峰。
儘管建安文人不單以文人自居，亦懷抱著高昂的政治熱情；但是，現實讓他們的抱負化為壯志未酬的哀歌。包括“七子”在內，建安文人雖然獲得了曹操的優待，但大都沒能得到建功立業的機會。翻遍史籍，也找不到他們提供過什麼治國治軍的良策。曹操廣納天下的人才和英雄，畢竟有政治算盤在裡面，他藉此成就“崇獎風流”的美名，但不一定每個人才都要派上用場。再加上建安文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恃才放曠、孤芳自賞的個性特點，也讓他們難以成為荀彧、郭嘉、程昱那樣的謀士，為國家所用。這就為建安文人的命運蒙上了另一層悲情。陳琳說：“沉淪眾庶間，紆鬱懷傷結。”阮瑀說：“還坐長嘆息，憂憂安可忘。”徐幹說：“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仕途境遇的失意與不平，令他們悲憤交加。
功名未立，而人生苦短。
建安十三年，一再挑戰曹操底線的孔融終於被殺。
建安十七年，阮瑀病逝。
建安二十二年，陳琳、劉楨、徐幹、應瑒被一場瘟疫奪取了生命。
同一年，王粲也在征途中死於疫病。
王粲去世之後，曹丕親率文士為他送葬。因為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於是眾人在墳前學起驢叫，為他送行。在一片驢叫聲中，“建安七子”的時代唱完了尾聲。
建安七子，壯志難酬。或許正是這短暫的慨嘆、鮮明的個性、濃郁的悲情色彩，才平添了“建安風骨”的時代風格。
翻譯家齊邦媛說：“文學不能重建城邦，但是它安慰，甚至鼓勵，用各種方式重建自己一片天的有志氣的人。”
建安文人，在悲涼的時代裡，在遍野的哀鴻中，開闢了一片寫詩作賦的沃土。他們一邊悲哀現實，一邊憧憬理想；一邊崇尚悲涼，一邊仰慕壯烈；一邊關切社會，一邊抒寫情懷。
建安風骨，是一個時代的圖騰，也是人文精神的凝聚。風骨的審美共識，穿越如此漫長的時空，至今仍能得到認可，也反映了其審美價值的生命力與重要意義。
銅雀臺終有被毀的一天，而“風骨”作為後人標舉的旗幟，體現著中國傳統審美價值體系中的理性、人道、自由、平等的人性意識，永遠不會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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