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灾区人民不纳粮。1942年，驻扎在河南省的中国军队有第一战区司令部蒋鼎文、汤恩伯的驻军约有70万人。此外，这里还驻扎着孙蔚如、何柱国、高树勋、孙桐首、李佳钮6个集团军及其他部队的驻军。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与粮食的关系异常紧密，历史上多次战争的成败不在于军队的实力，而在于粮草供应是否充足。在抗战进入第五年的困难时期，中国军队众多人马驻扎河南，对河南人民造成的供粮负担极其巨大。由于当时铁路被战争破坏的比较严重，粮草供应、兵员补给、招募差役都要从河南就地取材。
在中原大灾荒爆发前，河南连续5年半在全国各省中征购征实征兵均为第一。但由于河南省是产粮大省，抗战前几年还算风调雨顺，农民靠着辛勤的劳作尚能勉强维持活命。但是到了1942年，由于天气突然恶化，“二麦”(指小麦、大麦)只有两三分收成。持续的干旱导致红薯、高梁、荞麦等秋粮完全绝收。
通常情况下，河南农民舍不得吃小麦，他们拿麦子交军粮，而自己靠吃秋粮活命。但1942年不仅麦子收成甚少，连老百姓赖以活命的秋粮也绝收了。这样，一场特大的灾荒就在河南全境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与此同时，中央规定配给的军粮数额却扮毫未减，河南省政府和粮政局仍然强行逼迫灾民交粮。
1942年，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粮政局长卢郁文分别负责河南省政、军、粮政的责任。由十河南省地处抗口战争最前线，曾连续5年在全国各省中位列征实、征购、征兵第一，屡受嘉奖。但当二麦出穗开花时遭遇天气突变。受灾范围以黄泛区许吕、扶沟为中心，波及周围数十县。到了秋季，久旱不雨导致收成不佳，外加蝗灾的袭击。时任河南省粮政主管的十镇洲认为造成灾荒的一大原因是“当灾情严重人民在死亡线挣扎之际，正军方向省方索粮火急之时，人民旧存余粮，悉数缴充军粮犹不足，死亡惨重，此为一大原因。”
《前锋报》发表的《救灾与督征》一文认为：“现在各县不问灾荒，只要征粮，民以倾囊以应征，军尤两餐不能饱，而灾愈重民愈困。我们看看灾民之苦，真不能再征一粒，可是
我们知道事实上需要之切，又不能少征一粒。衷心枪痛，真无法言宣。”
在荣阳县的官绅大会上，县长左宗镰因无法完成征粮任务而痛哭流涕。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麦子缴纳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大声痛哭，跪地叩头，以求免除军粮。但也有些县长为了要躬行赏，硬着头皮也要农民缴纳军粮。时任许吕县长的王恒武向省里预报农收为八成，但由于遭遇旱灾、蝗灾的侵袭，许吕及附近各县的麦子收成仅有只有一成多。富农在歉收的时节还能勉强糊口，穷人则只能饿肚子。但王恒武为保住官爵，不敢向省里上报实情，只能按照预报的八成数字向农民催缴粮食，缴不够数量的人家就指派地方坐催。
坐催就是团勇住在欠缴农户家里，吃着农户家，用着农户家。农民不得不变卖耕具、牛马、衣服等一切家产，打发催粮人离开。
据时任河南省政府民政厅长杨一峰回忆，当时驻洛阳的是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他为了军粮曾将当时的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扣押起来。杨一峰问蒋鼎文何必如此?蒋鼎文说“我只是管军事，征粮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一是拿出粮食。”
征收谷物的河南当地官员与军官把抽税看成他们薪水的补贴。每个月在税款分配后，军官们就将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后中饱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成为谷物到达市场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甚至用美国钱工作的美国救济当局，也被迫请求军官们，购买他们私自囤积的而粮食，再分配给农民，那些粮食原就是从那些农民之中勒索来的。出卖谷物的军官们，决不为了人道而稍作让步。按照当时的汇价以及河南灾荒中的价格，能在美国购买六十斗麦子的救济款项，在中国只能买一斗。”
【1】(美)自修德、贾安娜著，瑞纳译:《中国的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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