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清平樂》劇照 歐陽修
北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年），歐陽修任揚州太守，在揚州瘦西湖北蜀岡上，他建了一座平山堂。
據說坐在堂上，江南諸山可歷歷在目，而堂與山齊平，因此取名"平山堂"。堂上有一幅對聯，上面寫道："銜遠山，吞長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送夕陽，迎素月，當春夏之交，草木際天。"
這個優雅又不失壯麗的地方，不知留下了歐陽太守與多少文人墨客吟詩作賦的風流！
揚州瘦西湖
8年後，歐陽修的好友劉敞出守揚州，歐陽修知道後，懷念起自己在平山堂馳目騁懷的時光。他寫了一首《朝中措·平山堂》，既贈與劉敞，也追憶自己的揚州歲月。詞中寫道：
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
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詞裡所說的"文章太守"，就是歐陽修自己，他揮毫萬字、一飲千鐘的豪縱之情，是一種極度自信的表現。直到20幾年後，蘇軾經過平山堂，仍對當年歐陽修的爽朗曠達仰慕不已，說道："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西江月》）
古代文人經常把文章和飲酒放在一起，自誇風流；但把文章和事業連在一起、豪氣滿懷地自稱"文章太守"的，應該只有歐陽修吧。
這種精神面貌，大概也獨屬於他所生活的北宋，一個"文人一枝獨秀的時代"……
《清平樂》劇照
抑制武將
宋朝開國之前，中國封建社會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留下了很多朝代興亡的歷史教訓。宋太祖自己就是依靠兵變"黃袍加身"，他太知道一旦武將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危害會有多大。
事實上，宋朝開國之初，確實出現了不少武將違法亂紀的情況。他們多是宋朝開國功臣，擁立宋太祖登基，但他們往往沒有文化，為官素質極差，宋朝一立國，他們便仗著戰功，目無法紀。
電視劇《大宋傳奇之趙匡胤》劇照
王彥升，曾在"陳橋兵變"時誅殺後周大將韓通，為宋太祖登基立下汗馬功勞，被授予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有一次，他竟然藉著巡檢之名，
半夜跑到宰相王溥的家裡索取賄賂，還假意說："夜間巡城很困，特來與王公喝兩杯。"馬仁瑀，也是北宋初年名將，被授予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那一年，薛居正主持貢舉，馬仁瑀私下向薛居正推薦人選，薛居正拒絕。放榜後，馬仁瑀就在聞喜宴上藉著醉酒，責罵薛居正，後被御史中丞彈劾。
宋太祖清醒的知道，他可以依靠這些武將奪天下，卻不能靠他們治天下。宋太祖曾說："這些文官即使都貪贓汙濁，所造成的禍害加起來也趕不上一個武臣。"
所以，宋朝開國之初，就採取了"重文抑武"的政策，在各種崗位上對文人士大夫委以重任，"與士大夫治天下"。
宋朝的這種政策，後來到了一種很極端的地步，哪怕這個武將德行上沒什麼偏差，也阻擋不了朝野的偏見。
有名武將叫王德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被任用為樞密院事。樞密院本就是分管軍政的部門，由武將擔任長官再正常不過，可宋朝樞密院的領導班子，卻以文人士大夫為主，除非是發生戰爭才會任用武臣，而一旦在和平時期任用武臣，會招致整個朝野的反對。
王德用就是如此，他被臺諫議論紛紛，並羅列出三條罪狀：一、宅邸有帝王氣；二、外貌像宋太祖；三、軍人太擁戴他。即便是優點，此刻也變成了反面教材。
不久後，王德用就被罷職、改知隨州。為了平息朝野議論，他將京城的宅邸捐了出去，到了隨州也不和賓客、以及地方長官往來。如此小心謹慎，可見以武將身份擔任樞密院職位，給他帶來了多大的輿論壓力。
其實根據《宋史·王德用傳》的記載，實在看不出王德用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反而是一個忠誠老實、平易近人、寬厚待下的將帥之才。但類似王德用的遭遇，在北宋不是個例，可見重文抑武的程度。
抑制各種政治勢力
在宋朝之前，因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權，而導致的政權顛覆，屢見不鮮。宋朝以史為鑑，對這四種政治勢力，也進行了嚴格控制。
先說后妃。在最近的熱播劇《清平樂》中，宋仁宗年少繼位，章獻太后劉娥垂簾聽政。這種情況在宋代是被允許的，但以宰相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階層，會對太后的勢力進行有效監督。
《清平樂》劇照 劉太后
章獻太后劉娥是北宋第一個垂簾聽政的太后，頗有野心。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后要穿帝王龍袍去祭祀歷代帝王，最後就是在士大夫的強烈反對下做出妥協，雖是穿了，但將帝王龍袍的十二章圖案，減去象徵忠孝與潔淨的兩章，同時沒有佩戴帝王的佩劍。
後來，北宋名相富弼回顧這段往事，說到："昔章獻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太弱。而章獻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蓋賴一二忠臣救護之，使章獻不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實忠臣之力也。"（《續資治通鑑長編》）
之後的宋英宗，在位期間一度患病，由曹太后垂簾聽政。但英宗病好之後，曹太后卻沒有立刻還政，宰相韓琦便以提前退休相逼，要求太后明確還政日期，曹太后不得已，當日撤簾還政。
《清平樂》劇照 韓琦
這是宋朝"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積極一面，文人士大夫在朝廷上擁有極高的話語權。
有後妃就會有外戚，也就是后妃們的親戚。為了防患未然，宋代帝王選擇皇后，多"選於衰舊之門"。《清平樂》裡，曹丹姝得知自己被選進宮，於是分析原因道："大概因為曹家是勳貴，如今又無人在朝中任要職，國朝後妃常出自如此人家。"
《清平樂》劇照 曹皇后
對於外戚，宋朝還有一種措施，就是給高官厚祿，不給實際職權。宋代的官制裡，官、職、差遣，三者分離。"官"是所任的官位，僅是一個空頭名號，表明俸祿等級；"職"是文職名，宋朝重文，所以官員都會得到一個文職，稱為"貼職"，是榮譽頭銜；"差遣"才是具體職務，對官員來說是最重要的實權。比如蘇軾曾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朝奉郎是"官"，龍圖閣學士是"職"，知杭州是"差遣"。
這樣一分離，對於那些資歷較深、地位較高，但卻不能委以重用的人，就比如外戚，就能給予妥帖的安排了。
南宋時吏部侍郎彭龜年，對宋朝待外戚之法，做過一個總結："不令預政，不令管軍，不許通宮禁，不許接賓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論韓侘胄干預政事琉》）
《清平樂》劇照 晏殊
再說說宗室，也就是皇族的親屬。宋朝也利用官、職、差遣分離這一制度，只給宗室授官職，不給差遣，甚至規定宗室不能參加科舉。
仁宗朝以後，隨著宗室人數大量增加，朝廷為了減輕奉養宗室的負擔，允許五服以外的宗室參加科舉，但仍不許他們出任中書府和樞密院的官職，尤其是宰輔之職，更不會授權宗室。
《清平樂》劇照
最後還有宦官，俗稱"太監"。他們侍候皇帝的日常起居，沒事兒吹個"耳邊風"，就可能左右帝王的抉擇。
宋朝除了限制宦官數量，還規定，外廷宰輔可以過問內廷事務，可對宦官的任用升遷給出建議；但內侍絕不可干預朝政，並嚴禁他們與外臣聯絡。
《清平樂》劇照 內侍張茂則
文人一枝獨秀
武將、后妃、外戚、宗室、宦官，宋朝把他們摒除在國家重要機構之外。於是，朝廷的中樞神經裡，只剩下了一股政治勢力：文人士大夫。
在宋朝，尤其是承平的北宋，文臣的權力和地位空前高，北宋名臣蔡襄形容說："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端明集·國論要目》）從中央到地方，幾乎都是文人的天下。
《清平樂》劇照 晏殊
國家要重用文人，自然也要有尊崇、優待的措施——
宋朝科舉取消門第限制，各階層、包括寒門子弟都可應試。同時，試卷要糊名，防止考官徇私舞弊，保證公平。宋太宗時，大量增加了錄取名額，他說："吾欲科場中廣求俊彥，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石林燕語》）
據說，宋朝文臣的俸祿十分豐厚，清代學者趙翼考證："除俸錢祿米外,又有職錢和職田,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甘二史札記·宋制祿之厚》）
宋太祖還立下誓言，不殺士大夫和議論國事者，所以宋朝言官在朝堂上有很大的自由，帝王有錯，他們可以指出，太后違制，他們也可以強烈反對。這項禁令，直到160多年後的宋高宗趙構統治時才被觸犯。但總的來說，宋朝文人和知識分子的日子，要比其他朝代好得多。
《清平樂》劇照 范仲淹
以文為貴 君子政治
文官政治的邏輯一旦建立，"退出的不僅是武將、貴族，而且是以前種種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維方式。"（《中國文脈》）
然後你就會看到，從朝廷到鄉下，整個宋朝社會都形成了"以文為貴"的思想意識，人們從內心裡崇文，求學讀書之風盛行。
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崇尚文儒，親自撰寫《勸學詩》：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宋朝兒童發矇時，要讀《神童詩》，詩歌開篇就說：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北宋晁衝之有首《夜行》詩，寫了行路途中的偶然所見："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天都快亮了，偏僻的小村莊裡還有人家亮著燈火，那是有人徹夜未眠，在苦讀詩書。
《清平樂》劇照 宋仁宗
當整個社會都"以文為貴"、形成讀書求學之風；當整個國家都尊重文儒，給以優越的任職環境和工作待遇；當寒門子弟、文人書生有了不難踏進的入仕通道，可以躋身朝廷中樞，為國效力……於是，歐陽修會自豪地自稱"文章太守"，這就是使他能如此自誇的時代背景。
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享國300餘年，中間的確沒有出現過顛覆政權的內亂，但也因重文抑武，最終倒在了異族侵略者的鐵蹄下。
但我們不該因此而否定宋朝的文官政治。在熱鬧的中華民族大家庭裡，各有各的成敗榮辱，這些並不稀奇；可宋朝的文官政治，卻留下了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等，這一一座座文化上、也是政治上的高峰。
《清平樂》劇照 范仲淹
事實確如宋太祖所想，在北宋，出現了相當清明的君子政治。當年，王安石為求國家富強提出變法，使財政狀況大有改觀。但司馬光認為天下之富自有定數，國富必然導致民窮，因此反對變法。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成為政敵，但他們從沒互相陷害；朝廷在新法和舊法之間搖擺，但無論誰佔據上風，他們從沒對對方落井下石。這種對立，成為堂堂正正的君子之爭，不夾雜個人利益。
《清平樂》劇照
王安石晚年罷相退居金陵時，曾與途徑的蘇軾見面。蘇軾是支持司馬光的舊黨人物，但王安石仍騎著驢到碼頭迎接蘇軾，分手時還相約買地毗鄰而居。蘇軾為此賦詩說：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次荊公韻四絕》）
王安石去世時，大他兩歲的司馬光也已病重，但仍命令厚恤厚葬。
政見上的相左，並不影響他們在文學和人格上彼此欣賞。這種情形只出現在北宋，其他時代的承平盛世，主要有賴於英明的君主，跟文人關係不大。
如此想來，當年歐陽修自誇"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時，真的毫無傲嬌，只有自豪。它就是那樣一個時代，文人享受清平之樂，意氣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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