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全國爆發的新型肺炎摧毀了許多人的身體，也正在侵擾我們的心理。在微博上搜索疫情相關的新聞，評論區鋪天蓋地的負面情緒：李文亮醫生去世以後，根據大數據分析，全微博的主要情緒是“恐懼”和“悲傷”，似乎達到了一個頂峰。憤怒、悲傷、恐懼、絕望，人們一邊不停地刷疫情信息，一邊被各類消息重創。每天上升的病例數字，冠狀病毒的各種未知，跳樓自殺的重症老人，捨身救人的醫護人員……讓人心生恐懼和悲傷。
我們很幸運沒有經歷病痛，但刷微博為何讓我們如此難受？如何緩解因疫情而帶來的心理創傷？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破了我們既有的生活，很多人的生活模式陡然轉變，從“白天吃喝，晚上麻將”變成了居家自我隔離。全國上下都在坐月子，每天憋在家裡，無所事事，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刷疫情相關信息。
很多人成天抱著手機不停地刷新，甚至忘記吃飯、睡覺，從微博、微信、朋友圈到直播平臺，再回到微博。當人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疫情上時，很容易產生信息過載的問題。
信息過載指的是，當個人接受了太多的信息，超過了自己能接受、處理和有效利用的範圍時，就會導致個體出現故障，譬如陷入強迫、緊張和焦慮。 個體對於信息的接收是有限的，我們的大腦不是武漢上方的黑洞，不能無限制地往裡塞東西（然後消失），在到達一個極限後，就會面臨崩潰的處境。當信息過載的時候，我們的心理環境就會發生變化，比如說你可能就會減少對其他信息的關注，茶飯不思，無心工作，追星也不香了，
更集中注意力關注疫情，這實際上會加強內在心理的壓力和恐慌。同時，媒介信息的不確定性也加重了這一種恐懼。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最近一次記者會上，介紹了新冠病毒的疾病發展狀況，同時全球傳染病防範主任Sylvie Briand博士也指出，伴隨新型冠狀病毒的疾病疫情爆發的，是與病毒相關的“信息疫情”（infodemic）的爆發。
信息疫情指的是過多的信息（有的正確，有的錯誤）反而導致人們難於發現值得信任的信息來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導，甚至可能對人們的健康產生危害。
人們的信息承載力本身就有限，大量無關的冗餘信息嚴重干擾了人們對於正確信息的精準選擇，甚至還有烏龍信息，一會兒氣溶膠傳播、空氣傳播，一會兒又“不是空氣傳播”；一會兒“返鄉42天后確診”，一會兒“42天是二代病例”等等，讓人應接不暇。
在某種程度上，媒體為了安撫人心，通常都希望獲得一種信息的“確定性”，比如確定某種藥物有效、確定“拐點”何時到來等等，這樣的好消息當然可以迎合人們的心理，但是，一次次不加辨別地去追求“確定性”時，反而會破壞人們心中的 “確定性”。
總是存在前後反轉的風險，人們在信息的洪流中暈頭轉向，難以確認周圍是否安全，不知道如何做才能保障安全，從而產生一系列心理應激，恐慌、恐懼、悲傷由此而來。
共情與替代性創傷
還有很多很多的負面情緒，來自我們對他人同類相悲的共情。
一位汶川地震時期的攝像記者，在災區拍攝了大量救災的歷史性鏡頭——許多因為過於悲慘，不適合公開。他當時沒有任何異樣，回到北京後，一下子心理崩潰了——徹夜不眠，一閉上眼睛，就浮現出他拍攝過的那些悲慘的鏡頭。悲傷完全淹沒了他，他也變得暴躁和難以接近。他知道自己這樣是不對的，但他沒法控制，只有把自己灌醉，同時服用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片刻。
後來他得知，自己得了替代性心理創傷。
心理創傷，一般是指自己或者近親經歷了“壓倒性事件或者經驗”，譬如重病、死亡、空難、地震、瘟疫等，個體產生的一種心理資源耗竭，表現為悲傷、絕望、憤怒，或者麻木等等。
而替代性心理創傷，不需要親身經歷，只要看到受害者的慘狀，聽到受害者的哀嚎，想象對方經歷的痛苦，同樣也會造成一定的心理傷害。汶川攝像記者是一個例子，見證了無數件肺炎慘劇的我們也是如此。
在微博的“肺炎求助”超話裡，每天都在發生令人心碎的故事，我們見到了跳樓自殺的老人，老伴還患有新冠沒有收治；見到了90歲的老奶奶，在醫院排了五天五夜，給64歲的兒子等一個床位，自己沒有一個像樣的口罩；見到得了白血病卻無法出省治療，生命危在旦夕的年輕女孩；見到借了20萬醫藥費，病情依然沒有好轉，只能放棄治療的孕婦翁秋秋，去世第二天國家宣佈免費治療……
一個個求助者冒上來，像溺水的小動物掙扎著浮出水面，岸邊的人們伸出手去撈，卻撈不盡水面上漂滿的軀體。
我們不是他們，卻在他們的經歷中飽受創傷，因為我們是人，具有基本的共情能力。
共情能力，是一種將自己置於他人的位置、並能夠理解或感受他人在其框架內所經歷的事物的能力。在刷手機的過程中，我們每時每刻都在代入病人、家屬的角色，想象如果是自己會有多痛苦，所以才會產生替代性心理創傷，這些無形的傷口，也是我們人性善良的光輝。
對於高共情能力的人而言，有些甚至會產生“倖存者內疚”的心理。
在很多人去世的災難中，自己生還了；在其他人遭受重傷的意外中，自己卻安然無恙；公司大規模裁員，同事紛紛失業，自己保住了工作；在同樣的瘟疫面前，他人成為了“犧牲品”，自己卻成為“倖存者”。
有些人從創傷事件中倖存下來，很容易感到困惑和內疚——為什麼遭遇不幸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憑什麼我可以存活下來，我是不是佔據了其他人的存活幾率？他們的死是不是我間接造成的？我沒能成功地幫助他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承受折磨，也許我應該一起去死？
對於共情能力很強、道德感也高的人來說，他們一直持續地被內疚和痛苦折磨著，甚至寧願自己也和其他人一樣遭遇了不幸。
給自己放個假
因為他人的苦難而悲傷，說明你是一個高共情能力的人，這絕不是什麼壞事。但信息過載和替代性心理創傷加起來，對個人的心理健康卻岌岌可危。
負面心理體驗也會吞噬人類的免疫能力，人體會自然產生應激激素可以抑制免疫系統的有效性(例如降低淋巴細胞的數量)，降低我們對於病毒的抵抗力。
如果你每天晚上都在看著手機流淚，那麼，你真的需要考慮判斷一下，自己是否應該採取心理干預了。
最簡單的做法，如果感覺自己受到了過多的負面信息影響，請將注意力適當地抽回來，專注於自己的生活和感受，等心裡緩過來了再去關注。
適當地搞搞室內娛樂，跟朋友打一局遊戲，這沒什麼可愧疚的，你值得快樂，值得一切美好的事情。保護自己才能更好地幫助別人。
畢竟在絕望、悲傷、憤怒之後，我們也要重拾勇氣。
就像李·克拉韋茨說的那樣，“的確，這是一場持續進行的勇敢和恐懼的社會傳染之間的鬥爭。”我們要做的是，保持警惕，保持理性，保持戰“疫”的勇氣，然後不要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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