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全国爆发的新型肺炎摧毁了许多人的身体，也正在侵扰我们的心理。在微博上搜索疫情相关的新闻，评论区铺天盖地的负面情绪：李文亮医生去世以后，根据大数据分析，全微博的主要情绪是“恐惧”和“悲伤”，似乎达到了一个顶峰。愤怒、悲伤、恐惧、绝望，人们一边不停地刷疫情信息，一边被各类消息重创。每天上升的病例数字，冠状病毒的各种未知，跳楼自杀的重症老人，舍身救人的医护人员……让人心生恐惧和悲伤。
我们很幸运没有经历病痛，但刷微博为何让我们如此难受？如何缓解因疫情而带来的心理创伤？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我们既有的生活，很多人的生活模式陡然转变，从“白天吃喝，晚上麻将”变成了居家自我隔离。全国上下都在坐月子，每天憋在家里，无所事事，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刷疫情相关信息。
很多人成天抱着手机不停地刷新，甚至忘记吃饭、睡觉，从微博、微信、朋友圈到直播平台，再回到微博。当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疫情上时，很容易产生信息过载的问题。
信息过载指的是，当个人接受了太多的信息，超过了自己能接受、处理和有效利用的范围时，就会导致个体出现故障，譬如陷入强迫、紧张和焦虑。 个体对于信息的接收是有限的，我们的大脑不是武汉上方的黑洞，不能无限制地往里塞东西（然后消失），在到达一个极限后，就会面临崩溃的处境。当信息过载的时候，我们的心理环境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你可能就会减少对其他信息的关注，茶饭不思，无心工作，追星也不香了，
更集中注意力关注疫情，这实际上会加强内在心理的压力和恐慌。同时，媒介信息的不确定性也加重了这一种恐惧。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最近一次记者会上，介绍了新冠病毒的疾病发展状况，同时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Sylvie Briand博士也指出，伴随新型冠状病毒的疾病疫情爆发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信息疫情”（infodemic）的爆发。
信息疫情指的是过多的信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反而导致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
人们的信息承载力本身就有限，大量无关的冗余信息严重干扰了人们对于正确信息的精准选择，甚至还有乌龙信息，一会儿气溶胶传播、空气传播，一会儿又“不是空气传播”；一会儿“返乡42天后确诊”，一会儿“42天是二代病例”等等，让人应接不暇。
在某种程度上，媒体为了安抚人心，通常都希望获得一种信息的“确定性”，比如确定某种药物有效、确定“拐点”何时到来等等，这样的好消息当然可以迎合人们的心理，但是，一次次不加辨别地去追求“确定性”时，反而会破坏人们心中的 “确定性”。
总是存在前后反转的风险，人们在信息的洪流中晕头转向，难以确认周围是否安全，不知道如何做才能保障安全，从而产生一系列心理应激，恐慌、恐惧、悲伤由此而来。
共情与替代性创伤
还有很多很多的负面情绪，来自我们对他人同类相悲的共情。
一位汶川地震时期的摄像记者，在灾区拍摄了大量救灾的历史性镜头——许多因为过于悲惨，不适合公开。他当时没有任何异样，回到北京后，一下子心理崩溃了——彻夜不眠，一闭上眼睛，就浮现出他拍摄过的那些悲惨的镜头。悲伤完全淹没了他，他也变得暴躁和难以接近。他知道自己这样是不对的，但他没法控制，只有把自己灌醉，同时服用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片刻。
后来他得知，自己得了替代性心理创伤。
心理创伤，一般是指自己或者近亲经历了“压倒性事件或者经验”，譬如重病、死亡、空难、地震、瘟疫等，个体产生的一种心理资源耗竭，表现为悲伤、绝望、愤怒，或者麻木等等。
而替代性心理创伤，不需要亲身经历，只要看到受害者的惨状，听到受害者的哀嚎，想象对方经历的痛苦，同样也会造成一定的心理伤害。汶川摄像记者是一个例子，见证了无数件肺炎惨剧的我们也是如此。
在微博的“肺炎求助”超话里，每天都在发生令人心碎的故事，我们见到了跳楼自杀的老人，老伴还患有新冠没有收治；见到了90岁的老奶奶，在医院排了五天五夜，给64岁的儿子等一个床位，自己没有一个像样的口罩；见到得了白血病却无法出省治疗，生命危在旦夕的年轻女孩；见到借了20万医药费，病情依然没有好转，只能放弃治疗的孕妇翁秋秋，去世第二天国家宣布免费治疗……
一个个求助者冒上来，像溺水的小动物挣扎着浮出水面，岸边的人们伸出手去捞，却捞不尽水面上漂满的躯体。
我们不是他们，却在他们的经历中饱受创伤，因为我们是人，具有基本的共情能力。
共情能力，是一种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并能够理解或感受他人在其框架内所经历的事物的能力。在刷手机的过程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代入病人、家属的角色，想象如果是自己会有多痛苦，所以才会产生替代性心理创伤，这些无形的伤口，也是我们人性善良的光辉。
对于高共情能力的人而言，有些甚至会产生“幸存者内疚”的心理。
在很多人去世的灾难中，自己生还了；在其他人遭受重伤的意外中，自己却安然无恙；公司大规模裁员，同事纷纷失业，自己保住了工作；在同样的瘟疫面前，他人成为了“牺牲品”，自己却成为“幸存者”。
有些人从创伤事件中幸存下来，很容易感到困惑和内疚——为什么遭遇不幸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凭什么我可以存活下来，我是不是占据了其他人的存活几率？他们的死是不是我间接造成的？我没能成功地帮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承受折磨，也许我应该一起去死？
对于共情能力很强、道德感也高的人来说，他们一直持续地被内疚和痛苦折磨着，甚至宁愿自己也和其他人一样遭遇了不幸。
给自己放个假
因为他人的苦难而悲伤，说明你是一个高共情能力的人，这绝不是什么坏事。但信息过载和替代性心理创伤加起来，对个人的心理健康却岌岌可危。
负面心理体验也会吞噬人类的免疫能力，人体会自然产生应激激素可以抑制免疫系统的有效性(例如降低淋巴细胞的数量)，降低我们对于病毒的抵抗力。
如果你每天晚上都在看着手机流泪，那么，你真的需要考虑判断一下，自己是否应该采取心理干预了。
最简单的做法，如果感觉自己受到了过多的负面信息影响，请将注意力适当地抽回来，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和感受，等心里缓过来了再去关注。
适当地搞搞室内娱乐，跟朋友打一局游戏，这没什么可愧疚的，你值得快乐，值得一切美好的事情。保护自己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毕竟在绝望、悲伤、愤怒之后，我们也要重拾勇气。
就像李·克拉韦茨说的那样，“的确，这是一场持续进行的勇敢和恐惧的社会传染之间的斗争。”我们要做的是，保持警惕，保持理性，保持战“疫”的勇气，然后不要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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