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列主义 语言学（linguistics）
语言学是一门涉及对特殊的语言现象进行系统描述，并对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进行详尽阐述的科学。它比较各种语言及其变化，解释在各种语言中所发现的相似和差异，创立解释语言形式上和职能上特点的理论。它也涉及哲学问题，如人类语言的起源、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它同思维和现实的关系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地、然而却是以相当系统的方式论述过语言学理论问题。马克思对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所作的观察的首要倾向，是涉及语言的本质或性质问题。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社会理论，包括了物质社会的活动和语言的统一的论题。因此，交往并不是语言的一种机能。相反，语言在逻辑上和在事实上都以人们的相互作用为前提：“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具有特征性的论题就是，从本质上而不是从偶然的或从属的意义上看，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假定同意识和语言互为先决条件这一前提联系在一起，它最初证明的是意识的社会性质这一论题：“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决定的观念似乎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概念同强调的天生论说法——这一理论强调了语言能力的天生的、生物上的决定因素——的界限，这就是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进行某些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根据。它自然也反对关于个人语言在逻辑上可能性的推测，这为维特根斯坦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恩格斯对语言的社会性质的论题作了补充，他从经验上的假设说明，语言（象意识一样）起源于劳动。自恩格斯以后，把语言的起源追溯到劳动，就成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共同要素。对恩格斯首创的假设的最激进的阐述是由卢卡奇提出的，卢卡奇坚持认为，劳动不仅解释了语言的起源，而且也解释了语言的结构上的特征。在卢卡奇看来，劳动是包括语言活动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的基本的模型。
马克思思想的另一个倾向就是指出了语言、思维和现实的相互关系。按照这些推测，在职能上，语言和思维就象它们的起源一样，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语言是思维存在的方式。这一概念甚至在它的实际的措辞上，都是后康德的“语言哲学”和德国哲学（海德、施勒格尔、博普、格林兄弟、威·冯·洪堡）传统的直接继续。按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的方式，思维和语言统一的论题，在某种意义上使人联想起语言学的一种松散的相对主义，即认为语言的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思维、世界观方式等等论题（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新洪堡主义等等）。然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接受语言学的相对主义，他们通常只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映论作为出发点，把重点放在人类思维形式的普遍性上。所产生的矛盾可以用几种方式加以解决。人类思维的普遍性同语言类型学所描述的普遍的语言结构有关。这种观点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探讨普遍性的。另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言语从属于行为范畴（如表现为言语行为理论），或者把语言追溯到作为人类生活普遍条件的劳动。
马克思关于语言学理论推测的第三个倾向是要处理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能够在语义学层次上加以解释的这种思考，似乎证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资产阶级的语言”的假定。另外，马克思还指出：“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而且“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些思考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语言的使用具有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特征，统治阶级的权力扩展到语言的使用上。这里产生了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语言是否具有上层建筑（正如它把意识形态包含其中那样）的特征？最可信的回答就是，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只是以社会所具有的一般性为前提条件（即人类活动必然的集体的性质），它同具体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相互联系是在语言使用的特殊的次要规则层次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相互联系的经验上的问题，现在属于社会语言学的领域。
在博普·格林和狄茨著作中出现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或“现代历史语法学”的结论，常常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上的准则而提及。恩格斯论述过比较语言史问题。他在论述古代日耳曼历史，特别在论述法兰克时代和法兰克语言的手稿中，总结了他在比较语言史研究中的发现（恩格斯：《论德国的史前史》和《法兰克时代》）。例如，恩格斯在研究了部落方言变音形式和语音特点之后，批评了德语方言的分类，这种分类以所谓第二德语元音的音变为基础，并认为每一种方言不是高地德语就是低地德语。因此，他在地理学上和语言学上对法兰克方言进行了更确切的重新构造。恩格斯这些手稿是以讲这种语言的共同体的历史为依据并把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考察语言的发展，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础。
在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理论上显示出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回到了马克思关于语言和意识之间关系的理论上。就如卢卡奇所解释的那样，马克思的某些分析揭示了对象化对语言的作用。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暗示可以在此基础上贯彻“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语言学研究”的可能性。这在本质上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所走的道路，这种研究方法除了涉及其他论题外，还涉及“语言异化”的论题。结果，语言学理论加进了诸如“语言劳动”、“语言工具”、“语言资本”等范畴。
语言是一种社会和意识形态现象的论题由苏联的语言学作了解释，这主要受到马尔观点的影响，马尔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语言具有阶级特征，因此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马尔看来，语言一开始就是作为阶级统治的手段存在的，它由每一阶段阶级斗争的发展所决定。由于语言创造过程（语学发生）的这种统一性，因此所有已知的语言都可能归结为相同的因素，而语言之间的区别则由它们出现在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事实来加以解释。在马尔看来，语言由阶级决定就意味着不同的语言表现为不同阶级的产物，而不表现为部落的、种族的和民族共同体的产物。马尔的观点战胜了由巴库丁提出的对立的概念，巴库丁也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但他并不认为语言的共性同阶级的区别是一致的。各种阶级使用同一种语言；因此，不能假定阶级斗争决定语言，而应该认为阶级斗争是在语言内部进行下去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符号成为阶级斗争的舞台”。
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产生长期影响的第二种趋势，同伏洛西诺夫和马尔关于语言的社会性质的概念形成奇妙的对照。它同巴甫洛夫的反映论有关，这种反映论认为语言同第二信号系统是一致的。同在辩证唯物主义结构内部对语言和认识内在关系学说的阐述相比较，上述观点对一般语言学的影响较小。科学史和意识形态上的怪事是，巴甫诺夫的自然主义和马尔主义一直是官方一致和同时认可的学说。
斯大林论述语言学的文章结束了马尔主义的统治地位。简单地说，斯大林主要证明的是，语言不能归结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内的一个方面。按斯大林的看法，语言应该解释成同劳动工具相仿佛，因为它能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制度。
卢卡奇对运用和阐释巴甫洛夫反映论作出了值得注意的尝试，他在包括日常语言在内的日常生活理论中，提出了所谓“第一信号系统”的命题。他也批判了巴甫洛夫的自然主义，在以后的著作中，他讨论了语言最初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因素，是社会生活继续下去的一种手段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当代语言学关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是否能够提“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如果能够的话，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这样提？马克思主义史表明，在对人类语言的解释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好几种形式）。因此，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理论，这种理论把语言的社会特性和社会交往作用放在首位。这一研究方法甚至扩展到对语言结构问题的解释上。然而，至少在当前语言学的研究中，在对语法结构形式表现的探讨时，专注于社会特征的研究可能消失了，语法结构最终成为现代理论语言学研究的首要目标之一。一种理论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并不取决于对语法描述的水平，而是取决于把人类语言学的知识同我们知识总体结合在一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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