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周年

被五四100周年惹得心神不宁。

“我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关注五四运动？”朋友圈里有人这么问。这也是我的问题，却是找不着答案。五四是青年人的运动。以前听沈爷说，青年人对社会不公总是有更多的敏感，有更多的想要改变的愿望。然而我们都要往四十岁的年纪去，都算不得统计些意义上的青年，可为什么还会为这百年前的“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案件而心神不宁？

社会上总有青年。青年总有很多美好的期望。社会对青年也有很多美好的期望。比如现在党倒是挺在乎自己和青年人的关系。青年们多爱往前看。只有老人才关心过去，关心从哪来，做过什么。青年人眼里只有未来。100年前，青年人的心是热忱的，自己生活的这个国家又落后挨打，又觉得这个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不免要发声、请愿、游行，作青年的行动。于是这个中国也因为他们年轻起来了，绵延不绝，直到现在。革命和启蒙是在一起的。这是二十世纪的遗产。

我们看过去的他们，他们也看我们。双方看着彼此是还满意，是会觉得自己和对方都还不错？鲁迅说他有一段他也用外在的青春对抗内心的虚妄，却不想青年们也会变成虫豸。变成虫豸总是有。不过不重要。马林诺斯基说费孝通是一个年轻的爱国者，《江村经济》是文明人对自己的研究，所以这书不一样。天安们城楼前带着红袖章的姑娘小伙们；校园里念了马克思的著作而去工厂里做工的学生；拿“福报”做调侃又认真工作着北上广的青年；他们和五四穿白衣的学生们相互看着，是不是依旧会觉得大家是一类人？

五四是青年人的五四，是城市的五四。那时候新式教育是发动机，政党是救国的形式。城里上街的时候，乡村却不容易动。乡村建设是要谋救国的路。这方式、方法也无不是外来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五四会受村里大多数人欢迎吗？阿Q和闰土们自有他们的生活。大概乡村里总有很多的旧势力，所以建国后主席还是这么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五四跟我们乡村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好像没多少人在说。百年的乡建里有一个百年的中国。现在农民们也不爱动。现在年轻人总爱往城里去，这倒是真的。从乡村的变化看现代中国的兴起，或许也有意思，也有必要。

前两几天是五一，在一个群里转《新工人文学》创刊号，就有老师问：你是谁。我随手是这么答的：“应该算祖国城乡混合的新一代，八零后未婚新中年，异类。五一过后有五四。想起来前年吕途的新书开发布会，我就问她是不是可以不再用“新工人”这个词，把“工”字去掉，直接说“新人”。我们以及更年轻的一代，政治合法性、能动性，主体的建构得跳出工农联盟的这个老框架。现在阶级阶层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文化里可能会有新生。”

只不过“以文化运动为方法”是不是可能呢？如果我们现在的青年还和百年前的青年一样，如果有费孝通一样的爱国者，大概也是可以的吧。新生活新礼俗新乡风新教育新心序即新的政治。它们都是政治议程里的一部分。

可为什么还会一样？为什么还会有费孝通一样的年轻的爱国者？应该也不会了。党倒是挺在乎自己和青年人的关系。可青年人在不在乎自己和党的关系呢？青春是用来奉献的？教科书里的国家和富士康组装iPhone手机的那名想加班女工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新的时代。村里的孩子都说普通话。村里的路修好了。这路通往城市。再也没有闰土了。

五四绵延着，我们纪念她，心神不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