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精心策劃的“敗仗”,就此拉開皇太極謀求“南面獨坐”的序幕

明崇禎三年、後金天聰四年(1630年)五月,“帝師”孫承宗組織兵力,在山西總兵馬世龍、錦州總兵祖大壽、山東總兵楊紹基等人的積極支持配合下,開始著手收復在“己巳之變”中,被後金攻佔並控制的“永平四城”,即永平、遵化、灤州、遷安等四城。

面對洶洶而來的數萬明軍,僅率萬餘人防守“永平四城”的後金軍隊主將、“四大貝勒”之二貝勒阿敏,選擇了棄城出逃,將城池拱手相讓,並且在離開前還下令屠城、縱兵搶掠,被皇太極欽定的永平巡撫白養粹等一眾漢族降臣也被阿敏處死。

最終,明軍順利拿下“永平四城”,並且之後孫承宗又命馬世龍、祖大壽一路追擊阿敏,先是在冷口關大敗後金軍隊,隨後又在關外的紅螺山一帶設伏截擊,再次給予後金軍隊以重創。

至此,“永平四城”全部光復,後金在關內的所有據點也盡皆被拔除,此役被明朝官稱為“遵永大捷”。

而伴隨著“遵永大捷”,“己巳之變”也宣告徹底終結,京畿地區的威脅也就此解除。為此崇禎皇帝專門拜天祭祖,“慶祝”大明王朝的江山得以存續。

一場精心策劃的“敗仗”,就此拉開皇太極謀求“南面獨坐”的序幕

作為“遵永大捷”戰勝一方的崇禎,喜悅之情固然可以理解,因為他趕走了敵軍,化解了危局,也終於結束了半年多夜不能寐的日子。可作為戰敗一方的皇太極,同樣抱有著“喜悅”的心情,因為“永平四城”的丟失,給了他除掉政敵的機會,使其就此拉開了“南面獨坐”、獨掌朝綱的第一步。

而縱觀整個事件的前前後後,便不難發現,這一切,都是皇太極為了扳倒自己的這位“兄長貝勒”阿敏,而蓄謀已久的“陰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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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阿敏鎮守永平,皇太極頗有“借刀殺人”之嫌。

後金天聰三年(1628年),皇太極親率八旗主力,在蒙古部落的帶領下,繞過由袁崇煥鎮守的關寧錦防線,從龍井關、大安口破關而入,一路燒殺搶掠,最後將北京城團團包圍,隨後又轉戰京畿各地,持續時間長達半年之久,史稱“己巳之變”。

“己巳之變”中,皇太極可謂是收穫頗豐。

一方面, 經過對明朝京畿地區的劫掠,極大的緩解了後金國內的災荒危機。

其實,皇太極選擇繞過山海關,進入明朝,其首要目的就是為了劫掠。根據《清史稿·太宗本紀》,連年的自然災害令當時後金的民生情況是極為堪憂的。

“是歲,大飢,鬥米值銀八兩,銀賤物貴,盜賊繁興。”

此前一年,皇太極已經在朝鮮搶掠了一番,但還遠遠不夠,皇太極這才緊跟攻打寧錦,但是最終無功而返,這也使得後金的災患危機並沒有解除。於是,藉著林丹汗“西遷右翼”所騰出的戰略通道,皇太極就此“冒險”南下,開啟新一輪的劫掠,以緩解國內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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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皇太極的軍事行動,已然讓大明王朝元氣大傷。

皇太極這次軍事行動,盡顯其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也充分發揮了後金軍隊野戰的優勢,同時,其作為政治家的謀略也得到了極大的體現。

在此期間,袁崇煥被崇禎下獄,祖大壽帶領著關寧軍負氣出走,險些釀成大禍,滿桂、趙率教、劉興祚等一大批擁有豐富作戰經驗的高級將領戰死,明朝的軍事實力再次遭到重大打擊。

更為嚴重的是,“己巳之變”徹底暴露了明朝在薊縣一帶的防禦漏洞,在此之後八旗鐵騎先後五次破關南下,明朝北方被打得一片糜爛,城池被毀,財產、牲畜被劫掠無數,人口損失超過一千萬,極大的加快了明朝滅亡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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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戰局的不斷深入,明軍在孫承宗的指揮調度下,逐步穩定了陣線,並且就此開始組織反擊。

西線,山西總兵馬世龍已經集結完畢,並且逐步與東線被孫承宗勸阻、安撫回戰場、由祖大壽統領的關寧軍開始合圍進軍,意圖封鎖皇太極的出關通道,將金軍困死在山海關內。

然而,由於馬世龍與祖大壽的軍隊的聯絡被中斷,在加上皇太極不斷的聲東擊西,製造佯攻,最終金軍還是全身而退,順利出關,只留下濟爾哈朗、阿巴泰帶兵鎮守“永平四城”。而回到盛京的皇太極,隨即命二貝勒阿敏、代善之子碩託等人,統兵一萬餘人,與濟爾哈朗進行換防。

至此,阿敏成為了永平前線的“最高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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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時的“永平四城”對於阿敏來說,已然是塊“燙手的山芋”。

一來,“永平四城”對於當時的後金來說,就是一塊“飛地”,類似於今天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無論是兵員、糧草、軍需的補給都是非常的不便,就連遇到突發情況進行救援,都是鞭長莫及的事情。

二來,“永平四城”地處明朝的京畿要地,永平在此之前還是遼東地區的餉司所在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說“永平四城”一天不收復,崇禎就一夜不能睡踏實。所以,明朝用兵奪回“永平四城”是遲早的事情。

三來,阿敏統領的軍隊只有不到兩萬人,並且是分守四城,期間除了城防,還要鎮壓暴動與起義,兵員上本就捉襟見肘。而此時,馬世龍、祖大壽等人統領明軍已經完成集結,人數也達到了六萬多人,並且攜帶攻城重武器,這樣的對手,必然是擅長於野戰、不善城防的後金軍隊難以抵擋的。

儘管為了加強對於“永平四城”的控制與防禦,阿敏做出了諸多努力,也算是盡職盡責,可孫承宗並不打算讓戰局現狀就此維持下去。於是在後金天聰四年(1630年)五月,孫承宗開始著手收復“永平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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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敏棄城出逃,給了皇太極絕佳的理由和藉口。

孫承宗收復“永平四城”的戰鬥首先從灤州開打。

依託火器優勢,明軍迅速攻克灤州,後金守將納穆泰兵敗逃走,結果又遭到明軍截殺,最終僅有數十人逃回永平城中。

就在灤州遭到明軍猛烈進攻的時候,阿敏卻選擇了“見死不救”,或者說他就是想救,但也確實是能力有限使他無力救援。在丟失灤州之後,他也只能將遷安的軍民百姓遷到永平城中,至於更遠一點的遵化,阿敏索性選擇了放棄,自始至終都沒有再為其做任何的考慮。

在奪下灤州後,孫承宗又命祖大壽等人繼續進兵永平。面對數倍於自己兵力且攜帶火炮等攻城器械的明軍,阿敏的選擇似乎只有三種,要麼投降,要麼戰死,要麼就只能逃走。

在這樣的情況下,阿敏還是選擇了保存實力,棄城而逃,並且他不顧碩託等人的勸阻,下令屠城,就連白養粹等一眾歸降後金的漢官也盡皆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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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文老檔》中記載

天以遵化、永平、灤州、遷安畀我,遂命每牛錄遣護軍三名,甲兵二十人駐守其地,兵數較前多,以阿敏貝勒、碩託臺吉及諸大臣為統帥。

時明兵來攻灤州,戰三日,明兵發大炮,破城垛口二座,城樓被炮藥焚燒,時我軍稍避,其間,明兵從城圮處登城,我兵復衝擊,盡殲之矣。固為城破,大臣等不收兵撤回,身先出城。

軍士復聞諸將已出遁,或四、五十人為隊,或一、三十人為隊,奔向永平。

時明兵到處堵截之我兵猶衝出,殺將前來,惟被創及染病者未得脫。駐永平阿敏貝勒、碩託臺吉,未見敵形,即自入敵境,未發一矢,即殺永平、遷安城收養之降發,棄天賜之四城,率眾兵而歸。

此皆貝勒不以政業為念,大臣不為汗與諸貝勒盡力之故也。汗諭畢,對眾嗟歡。時舉國眾民皆痛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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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中,除了對阿敏棄守“永平四城”以及下令屠城搶掠的描述外,也說明了當時後金上下對於此事的態度。

“永平四城”是“天賜之四城”,地位非常之高,阿敏不戰棄城,無疑是愧對天意,愧對祖宗,罪不容誅。

至於皇太極,除了“對眾嗟歡”,更是當眾怒斥阿敏的“罪行”:

“以明人之金、銀、閃緞、蟒緞、瘸足女人為貴而攜之;以我兵為賤而棄之。”

而在皇太極的鼓動下,“舉國眾民皆痛慎”,宗室貴族以及八旗將領,更是輪番對阿敏的罪責進行了聲討。

於是,在皇太極的主持下,對於阿敏的清算也隨即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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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敏,就此成為皇太極 “南面獨坐”首先要扳倒的目標。

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去世,根據其此前確定了“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制度,經過協商、推舉,皇太極登基成為了後金大汗。

然而,此時的後金朝堂上,是“四大貝勒”共掌國政,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是與皇太極“南面共坐、同受朝賀”,國家重大事務也都要由“四大貝勒”共同商議決定。這一時期的後金政權內部,儼然是“四位大汗”。

俗話說“臥榻之側其容他人酣睡”,皇太極想要“南面獨坐”,獨掌朝綱,就必須要扳倒其他三大貝勒,而阿敏則是皇太極第一個要打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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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因為阿敏血緣上的關係最為疏遠。

代善和莽古爾泰都是努爾哈赤的兒子,是皇太極同父異母的兄弟,只有阿敏是努爾哈赤的侄子,他是努爾哈齊的弟弟舒爾哈齊的兒子,因而其血緣關係最為疏遠,背景實力也是最為單薄的。

其次,阿敏性格偏激、為人粗野,人緣非常差。

且不說與其他八旗將領的關係交惡,就連濟爾哈朗、寨桑古等這些與他同父異母的弟弟們,也與阿敏的關係非常不好。以至於阿敏因為棄守永平而被皇太極議罪的時候,不僅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其求情,濟爾哈朗等一眾阿敏的兄弟更是痛斥阿敏是罪有應得。

再次,就是阿敏自身的問題非常多,犯下的錯誤更是不勝枚舉。

天聰元年(1627年),皇太極安排阿敏帶兵攻打朝鮮。阿敏帶著八旗鐵騎頃刻間蕩平了朝鮮半島,並攻佔了平壤,當時的朝鮮國王李倧逃到了覺華島被迫與後金簽訂了《江都之盟》。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阿敏,企圖就此封疆裂土,就地稱王,進而割據統治朝鮮。雖然這個“危險”的想法被濟爾哈朗勸了下來,但阿敏轉而下令縱兵搶奪三日,隨即揚長而去。原本已經簽訂和平協議,可是阿敏仗勢欺人的行為,引得李倧的極大憤慨,皇太極想要就此拉攏朝鮮的計劃也就此破產,朝鮮繼續同明朝站在了同一戰線上。此時的皇太極雖然沒有處分阿敏,但是對於阿敏已經是非常的不滿了。

在此後的寧錦大戰以及征討察哈爾蒙古首領林丹汗的過程中,阿敏又數次當眾與皇太極頂撞,並且質疑皇太極的軍事安排,弄得皇太極很是下不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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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情況下,阿敏棄守永平,可謂是給了皇太極一個絕佳的“機會”。

藉由阿敏不戰棄城的行為,皇太極予以了痛斥,並且以此大做文章,充分調動了宗室貴族甚至是八旗上下各方對於阿敏的聲討之聲,阿敏已然是百口莫辯。

於是,在皇太極的授意下,代善之子嶽託當眾宣讀了阿敏的“十六大罪狀”,阿敏就此開始了其十年的囚禁生涯,而他的所有財產與部眾也盡皆被皇太極剝奪,其鑲藍旗也劃歸濟爾哈朗所有。至此,阿敏的勢力遭到了徹底的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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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阿敏的“十六大罪狀”,除了這次的棄守永平,並且下令屠城劫掠,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外,也就之前的妄圖格局朝鮮以謀求自立算是比較嚴重的“罪過”,其餘的均是出言不遜、不服統領安排以及當眾頂撞皇太極這樣,只能歸類為阿敏與皇太極“個人恩怨”般的事情。

皇太極之所以要這在這一次將所有的事情和盤托出,新仇舊賬一起算,無疑就是要藉著八旗上下群情激憤,對於懲治阿敏的聲音與態度高度一致的時候,徹底將阿敏打入深淵,使其無法東山再起。

而在此之前,皇太極本知道關內局勢正在惡化,明軍在孫承宗的指揮調度下已然組織起有效反擊,他自己都是費盡力氣、倉皇出關的情況下,還讓阿敏帶領著數量極為有限的兵力進行換防,並且沒有再派駐軍隊進行支援,這本就有著非常強烈的“借刀殺人”的意味。

所以,自皇太極向阿敏下令入關的那一刻起,阿敏的結局與命運也就已然註定了,而這一切,都成為了皇太極旨在扳倒政敵以加強汗權而蓄謀已久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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