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留在國內的孩子，他們究竟走過怎樣一段歲月？聽撰寫《張大千演義》的作家王亞法介紹，張大千和他第一位夫人曾正蓉所生惟一的女兒現在正住上海南匯明家養老院，一個陽光溫暖的冬日，筆者去明家養老院採訪了張大千之女、78歲的退休音樂教師張心慶。按張家（包括大千兄長的孩子）排行，張心慶排第十一，人稱十一姐或十一妹。
拿出學費救人
1930年正月初五，張心慶在上海出生。那時張家住在上海虹口區四川北路裕慶坊，張心慶取名時便用其中一個“慶”字。母親曾正蓉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她與張大千的婚姻是婆婆一手包辦的。由於婚後缺少共同語言，張大千又另娶了別的女子，所以曾正蓉只生了唯一的女兒張心慶。
張心慶童年、少年、中年的生活，一直是動盪艱苦的。二三歲時隨母親住在蘇州網師園內，七歲回到四川成都讀小學。她喜愛唱歌，經常在學校中登臺演出。雖然她不是家中的掌上明珠，但也獲得了父愛。父親愛孩子們，對孩子也講民主，經常會徵求子女的意見。由於是一個大家庭，張大千對哥哥的孩子同樣照顧，承擔撫養責任。全家經濟上除張大千畫畫掙錢外，還靠三哥張麗誠的資助。大家庭吃飯的人多達五六十人，開銷大，經濟不是很寬裕，常常是張大千開了畫展賣畫後先解決上半年的生活，下半年再想辦法畫畫掙錢。
有一回，張大千對張心慶和她的一個妹妹說：“爸沒錢給你們交學費了。”急得兩姐妹差點兒哭鼻子。不交學費去上課，那有多麼難堪啊。張大千笑著說：“我是逗你們玩的。看，你媽把錢借來了！”說完給了姐妹倆20個銀元，可以付一個學期的學費了。
姐妹倆拿到錢心裡很高興，第二天揹著書包，拿了錢興沖沖地去上學了。沒有走出城門洞，哥哥騎著自行車急匆匆地追上來，高聲叫道：“爸叫你們回去，錢也帶回去，爸有話對你們說。”這一喊，讓她們覺得事情不妙了，無奈只能跟著哥回去。
到了家，張大千直接地說：“把錢拿出來。”她們聽了差點兒哭起來。父親說：“你們讀書是重要，但爸爸的學生、你們師兄的老婆得了急性盲腸炎，你們說是你們讀書重要還是救人重要？爸以前是怎麼教你們的？你們說！”
張心慶和妹妹異口同聲說：“救人重要！”
兩姐妹將付學費的錢再交還爸爸，父親誇獎了她們。
兩把木梳的故事
張大千的為人正直是朋友皆知的，他從來不說謊，也反對別人說謊。張心慶也不例外。再加上她不說謊、講實話，苦頭更是吃得不少。她清楚地記得小時候父親經常教育她要講實話，印象最深的是兩把木梳的故事。
她在成都讀中學時，父親在上海開完畫展回到家中，他給心慶和心裕帶來兩把賽璐璐梳子。一把是淡黃色的，一把淺綠色的。當時正值放暑假，心慶先來到屋裡，張大千說：“你的運氣好，你喜歡哪個顏色，你先挑。”張心慶看著兩把木梳，一眼就覺得綠色的更漂亮。想到妹妹也一定會喜歡綠色的，便拿了黃色的梳子說：“我喜歡黃色的。”
張大千與女兒張心慶
父親早就看出了女兒的表情，嚴肅地說：“你明明喜歡綠色的，為什麼說喜歡黃色的？你在爸爸面前撒謊，爸爸不喜歡你！”
張心慶急得哭了起來：“你要我說真話還是假話？”“當然是真話！”父親說。
張心慶道出實情：“我喜歡綠的。但妹妹拿了她不喜歡的就會不高興，妹妹不高興我也就不開心。”
張大千聽後點著頭說：“你懂事了，懂得手足之情了。妹妹喜歡的你讓給她，這是美德，但不能說謊，應該說實話呀。”
這事讓張心慶知道什麼時候都應講真話，但也讓她嚐到了講真話帶來的苦澀。
學聲樂做農民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張大千留在國內的大部分作品（共計187幅），由張心慶的母親和大哥捐獻給了敦煌博物館，國內子女每人分得兩千元。捐畫的因素除了愛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買不起保存國畫的香料。
當張心慶在教會學校成都華美女中畢業後，全國已經解放了。她又考上了四川省藝專，學的是聲樂，書還沒讀完她和母親一起來到上海，轉到上海音樂學院求學。上海學費高，父親又沒寄錢來，母親只能參加街道生產組靠踏縫紉機以維持生計，家裡還要靠張大千朋友的接濟和不斷變賣東西。張心慶只能休學了。
之後，她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28軍文工團。五年的光陰很快過去了，她面臨復員。由於家庭出身問題，沒有一個地方接納她，1955年她復員回到四川，政府給了她兩間平屋，分了點自留地，發給一些生產工具，她只能下地當農民了。種莊稼，壘豬圈，所有農民乾的活，她這個上過大學、學聲樂的學生都要幹。
扁桃體發炎了，噪子啞了，生病發熱了，她上醫院都要靠自掏腰包，按農民就醫處理。淳樸的鄉民見她不是下地的料，都來幫助她，還推舉她當會計。
在農村幹了一年，省城招考教師，有朋友推薦她去試試。這一試讓她跳出農村，到成都市一所小學當上音樂老師。然而此行並沒能徹底改變她的生活，災難就像影子似地跟在她身後，以後的日子過得越發艱辛。
家破母亡弟慘死
張心慶同父異母的弟弟張心健，生於1949年，他是張大千和四夫人徐雯波所生，解放前夕，張大千攜夫人去了香港，將張心健留給了好友裱畫師照顧。
解放後，裱畫師失業，自己的生活也無法保障，更不要說再收養一個孩子。不久，他把張心健送到張心慶母親處，說：“這是你們張家的骨肉，還是留在你們家為好。”母親征求女兒意見，儘管家裡生活很困難，但母女倆的意見不謀而合，從此，張心健就跟她們一起生活。張心慶比張心健大19歲。
張心慶26歲結婚，丈夫也是復員軍人，他們在一個學校教書。在她懷孕三個月時，丈夫被髮配到深山裡的煤礦當礦工。領導勸她跟丈夫離婚，不然的話孩子生下來將來上學成問題。為了孩子，她只能忍痛與丈夫離婚。
一家四口人，就靠她43元5角微薄的工資，過著省吃儉用的生活。穿的衣服大都是舊的、破的。聞到鄰居家傳來的雞肉香味，只能聞，沒錢買。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1961年母親得了乳腺癌。為給母親治病，她只得更加節省。
母親臨終時拉著女兒的手說：“我和你爸的婚姻是奶奶包辦的，沒有感情基礎。但你是他親生的女兒，爬也要爬到國外去找他！”
張大千
不久，母親去世。遠在巴西的父親張大千得知妻子逝世的噩耗，下令廚房熄火一天，躲在書房裡掛起夫人的遺像，一天沒有作畫。畢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啊。而這邊，為了給母親下葬，張心慶只能厚著臉向四川文化館借了三百元。因為能借錢的人都借過了，沒人再肯借錢給他們。她只好賣掉家裡唯一的一雙象牙筷，買了一雙新鞋參加母親的葬禮，這雙新鞋後來成為她和女兒誰上街誰穿的體面鞋子。
1963年夏天，張心慶攜女兒從四川到香港探親。張大千也從巴西到香港。這是她唯一一次和父親再相聚的日子，也是她感到一生中特別幸福的日子。她耳濡目染了父親的為人。張大千在香港有許多朋友，但他還是不願麻煩親戚和朋友，而是和女兒、外甥一起住在九龍彌敦道樂斯酒店。張大千對女兒說：“住朋友家裡，讓人家開銷不算，還要花時間、精力來陪你，‘人情賬’還不起啊。”
他們住酒店時，有專門的兩位茶房來倒茶送水、送飯和打掃衛生等，做日常生活瑣事。他們見張大千天天畫畫，便悄悄地對張心慶說：“我們很喜歡張先生的畫，可我們哪有錢買！想求張畫，你能不能幫個忙說說？”張心慶說：“不是我不幫你們忙，父親是個直爽的人，你們可直接問他要，他不喜歡轉彎抹角。你們對他直說，他一定會給你們畫的。”兩位茶房第二天見張大千又開始畫畫了，想說又不敢說。一想到一會兒客人會多起來，再不說就沒機會了，一個小個子終於鼓起勇氣對張大千說：“我們天天看您畫畫，喜歡極了，真想要一張，又怕您忙不過來，不好意思開口。”張大千聽後哈哈大笑：“你們怎麼不早說！我還以為你們不喜歡畫呢。沒你們辛苦做事，我哪有時間作畫？行！我馬上給你們畫。”兩位夥計高興得不得了。過了一會兒，屋裡來了許多客人，一位老先生看中了張大千的畫，說他太喜歡了，問張大千此畫要多少錢？張大千說，“這張畫早有主了，就是我身旁兩位年輕人，我得守信用。”老先生有點不悅，難道他還不及兩個茶房？張大千說：“你可以在我開畫展時買，隨便哪張都可以，這是我答應為他們畫的，沒他們對我的周到照顧，我哪有時間作畫？大家都是朋友，先給他們。”文人雅士是張大千的朋友，平頭百姓也是張大千的朋友。
弟弟張心健從小跟著姐姐一起生活，他把姐姐當成媽媽，相依為命。
然而，由於父親是張大千，家庭出身有問題，再加上女朋友提出要分手，長期的壓抑、內心的痛苦無法排遣，他想到了臥軌自殺。自殺前，他留下了一份遺書，上面寫著：“親愛的姐姐：你的命運已經很悲慘了，我不一定比你幸福。我一個從小被遺棄的孤兒，卻被人認為我跟海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就是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只有你知道我是熱愛祖國的，為了你的一對兒女，你千萬不要走我這條路，永別了！姐姐……”
弟弟自殺後被救起，但兩條腿被火車壓斷了。幾個星期很快過去了，弟弟的病越來越重。傷口裡長了白色的蛆，又得了尿毒症。那天，拉肚子的她來到醫院，卻不料這一次是她和弟弟最後的訣別！張心慶坐在病床邊，弟弟奄奄一息地對她說：“小咪（張心慶的女兒）叫你媽媽，讓我也叫你一聲媽媽吧！”他伸出手來，抱住了張心慶，慢慢地閉上了眼睛……
一代大師張大千的兒子、張心慶的弟弟就這樣含著痛苦在親人懷裡停止了呼吸。
走過冬天是春天
1982年4月，張心慶來到美國，想與父親見面，但父親年邁。父女最終未能相見。張大千將留以自怡的《春畦圖》轉送給女兒，並在畫上添寫：“此父留以自怡者，今以付汝，當守之勿失，知父愛汝之深也。”舐犢之情，溢於言辭。
張心慶
1983年4月，一代宗師張大千遽然去世，享年85歲。張心慶心痛不已，從此與父親陰陽兩隔！有幾十年教齡的張心慶曾在廣州“療傷”，與讀博士生的女兒一起生活。後回到四川老家。
2003年末女兒出國。單身的她參觀上海南匯養老院時動了心，這樣，2004年8月養老院便成了她的家。她彈琴，教歌，寫字，畫畫，學英語，自己填詞作曲，還請人刻了一方印：“一生清貧”，勉勵自己不忘過去，珍惜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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