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9年，安史之亂爆發四年了。帶著一家老小前往秦州避難的杜甫，奔波在中西古道上，追昔嘆今，寫下詩篇《秦州雜詩》：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很明顯，這是一首憂愁戰亂、渴望安定的詩。但詩中的前四句是在歌頌“鑿空”西域、遠播國威的西漢名臣張騫。在國家動盪、百姓流離的戰亂中，杜大叔為什麼會遙想起這位千年前的傳奇人物呢？
公元前140年，是夜，長樂宮中燈火通明，16歲的漢武帝盤坐於席，眉宇緊蹙。彼時，他剛剛登基。此前，列祖列宗們通過輕徭薄賦等一系列努力，使得國庫錢糧充盈，百姓自給自足，最大的憂患就剩匈奴擾邊了。怎樣才能出奇制勝呢？少年天子在空曠的大殿中苦苦思索著。
忽而，一位金侍疾行來報，說是從匈奴俘虜口中得知：近來匈奴與西域的大月氏開戰，大月氏一敗塗地，連國王的頭顱都被匈奴人斬獲，鑲金嵌玉，做成酒器。大月氏有心復此深仇，卻苦於勢單力薄，沒有盟友。
獲此消息，漢武帝登時靈光一閃：我大漢何不與大月氏聯手，對匈奴左右夾擊？如此，必有勝算！然而，大漢想要實現這樣的戰術包抄，首先要派人穿過匈奴領地，出使大月氏。但問題是，當時沒有地圖、沒有導航．根本沒人知道大月氏具體在哪兒。在這樣的條件下，出使西域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神話。
大臣們都覺得此計渺茫、不可行，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決定一試，遂在全國範圍內張榜納賢，徵求使者。時勢造英雄。25歲的侍從官張騫揭榜自薦，勇擔重任，就此登上了歷史舞臺。
公元前138年，張騫帶著翻譯堂邑父和隨行的一百多人，駿馬奔馳，向西域進發。他知道前路驚險叵測，也堅信自己做好了承受一切磨難的準備，可現實的殘酷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一行人剛剛走出大漢國境，就與匈奴騎兵狹路相逢，被綁到了匈奴大營。匈奴單于搞清楚張騫此行的目的後，當場氣吐血： “什麼？你們竟然想跨過我的地盤找合夥人消滅我？統統給我關起來，看你們怎麼去！”
沒想到，這一關就是十年。
十年足以磨平一個人的意志，沖淡一個人的初心。朝廷可能都已將他們遺忘，況且，匈奴為了同化、拉攏張騫，甚至讓他在當地娶妻生子，開枝散葉——根都紮在這裡了，看你還能動什麼心思！可“為人強力，寬大信人”的張騫沒有被時間打敗，更沒有被匈奴的威逼利誘降服。他“持漢節不失”，從未忘記自己出行的神聖使命。
十年裡，他默默學會了西域語言，繪製了西域地圖，掌握了諸多荒漠求生的技能，時刻觀察著出逃機會。因已在匈奴有了妻兒血脈，匈奴人漸漸放鬆了對他的看管。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他瞅準機會，帶著所剩無幾的使團成員悄悄逃了出去。前無嚮導，後有追兵，張騫卻沒有選擇逃回大漢、從長計議，而是義無反顧地繼續向西進發。他們一行人穿胡服，說匈奴語，通過重重關卡，終於穿越了匈奴控制區。
可是，畢竟十年已過，很多東西都不復當初。大月氏在與匈奴爭戰後，又受到敵國烏孫的攻擊，已被迫繼續西遷，另建家園。得知這一情況，張騫依然沒有退縮，而是繼續馬不停蹄地朝西行進。途中風餐露宿，備嘗艱辛。乾糧耗盡，他們只能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殺禽獸，聊以充飢。隨從們或因飢渴倒斃途中，或葬身黃沙、冰窟，最後只剩張騫、堂邑父二人。
就這樣，二人歷盡千辛萬苦，途徑車師國、龜茲國等，到達大宛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大宛國仰慕漢朝的大國之姿，遂出手相助，派人護送張騫到大夏（今阿姆河流域）。大夏又遣人相送，萬千周折後，張騫、堂邑父二人終於抵達大月氏。
可令張騫萬萬沒想到的是，此時大月氏在新的國土上已定居多年，這裡土地肥沃，物產豐饒，且遠離匈奴侵擾，生活安寧。他們已無意重回故土，再起干戈。張騫在大月氏上下游說一年多，對方仍無意與大漢結盟。無奈之下，張騫只得動身返國，向漢武帝覆命。
歸途中，為避開匈奴控制區，張騫和堂邑父改變路線，計劃從青海羌人區穿行，卻不料當時的羌人已淪為匈奴附庸，二人又一次為匈奴騎兵所俘獲、關押。
直到一年多後，匈奴爆發內亂，張騫才趁機帶著堂邑父和自己的匈奴妻子逃出虎口，回到闊別十多年的長安。13年的顛沛流離，驚心動魄；無數次遭遇險阻，命懸一線；出行時風華正茂的張騫如今已是滿面滄桑的中年漢子。這一切，凝縮在史書上不過短短～行字： “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從西域歸來的張騫，受到漢武帝的隆重接待。張騫此行雖然沒能達成和大月氏結盟的初始目標，但他帶回了關於西域各國的詳細情報，對後來漢朝和匈奴爭奪西域霸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後來，他更隨大將衛青出征立功，因熟悉西域地況， “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被漢武帝封為博望侯。
公元前119年，他又自請出使西域，聯結烏孫國，以“斷匈奴右臂”，為漢朝爭取到一個可靠盟友。然而，眾所周知，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的意義其實已完全超越了軍事範圍。
他是我國曆史上從中原去西域諸國的第一人——僅憑一雙腳，穿敵國、過戈壁、翻蔥嶺，跋涉千山萬水，足跡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亞、西亞各地，以前無古人的壯舉，開拓出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促進了漢夷之間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我們今天吃的葡萄、石榴、核桃、蠶豆等都是張騫自西域引進。時至今日，這條文化經濟之路依然煥發著生機。
因此，史學家司馬遷盛讚張騫出使西域為“鑿空”之舉，後世更譽其為“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人…絲綢之路的開拓者…世界史開幕第一人”等。而張騫之所以能排除萬難，成就如此偉業，最根本的原因無外乎八個字：雖遠必至，使命必達！
其實， “使命必達”的責任感和信念感，五千多年來一直延續在中國人的血液裡。張騫之後，東漢的班超以他為偶像，同樣遠赴西域，不辱使命。在31年的時間裡，班超收復了西域50多個國家，功勳卓著，萬里封侯。而憂國憂民的杜大叔之所以追懷張騫，又何嘗不是期盼大唐將士能於國難之時如張騫般合死為國、使命必達呢？
事實上，在大唐，也的確不乏這樣的人。
安史之亂時，駐守西域的唐軍（安西軍）大部被調回內地平定叛亂，西北防禦一時極為空虛。虎視眈眈的周邊敵國趁此發難，奪下覬覦已久的河西走廊。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河西走廊淪陷，意味著更遠處的安西四鎮徹底與唐朝廷失去聯繫，成為一塊名副其實的“飛地”。留守在此的安西軍就此孤懸塞外，外援斷絕。直到十幾年後，他們才打聽到唐德宗已登基並改年號為建中。
獲此消息後，安西軍的最高將領、名將郭子儀的侄子郭昕遂鑄造了“大唐建中”錢，分發給軍民，希望讓將士們感受到大唐並沒有拋棄他們，以此鼓舞士氣，奮力禦敵。此後，這支孤軍繼續堅守安西四鎮近30年，誓死不降，將“保衛大唐，戍守邊疆”的使命踐行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而這一切都離不開“使命必達”的精神，張騫是其踐行者，但不是最後一個，時至今日，這種精神依然在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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