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策太过“松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6日晚宣布扩大紧急事态实施的范围，日本全国的47个都道府县（地方政府）都成了对象。即便是进入紧急状态，各地的知事（相当于中国的省长）也只是请求民众自觉避免外出走动，电车和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依然运行，商店和餐厅仍在营业。日本为什么只采取了不具有强制力的“松弛”对策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
中国对武汉实施封城，完全禁止了人员进出。欧美方面，巴黎、纽约和伦敦也发布了事实上的出行禁令，违反出行禁令将被处以罚款，甚至在有的国家还会被监禁。相反，日本的地方政府并未发布出行禁令，也无法强制商店停业。政府只能拜托商户和民众配合。可以说日本的新冠病毒对策全靠民众的自发性和自律性。海外对日本这些措施的效果发出质疑。
在新冠肺炎疫情使很多人面临丧命风险的情况下，为什么日本不像外国那样发布外出禁令、商业设施停业令及封城令呢？实际上，日本这种“松弛”的紧急事态应对措施与1930年代发生的日本侵华战争有很大关系。在中国或许知道的人不多，1920年代的日本通过选举引入了民主主义，被选出的议员组成政党，由政党选出首相。
虽说是选举，也不是像今天这样18岁以上的公民均可以投票，只有缴纳一定税金的男性才能投票。尽管如此，由选举选出的政治家来决定政策的机制是划时代的。当时的年号是大正，该机制被称为“大正民主”。遗憾的是，政治家不习惯民主政治，收买选票等腐败行为也不罕见。那时两大政党都把政党利益放在第一位，朝野两党激烈对立。
就在这种时候，日本遭遇了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在出口到最大出口国美国的货物被美国限制后，日本马上陷入了困境，农村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面对如此紧急事态，政党政治家却忙于夺取政权的政党斗争，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均步入歧途。贫困的老百姓发出悲鸣，但政府并未推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批评“政党政治无能，腐败政治家将毁掉日本”的声浪如潮。
扫除腐败政治家、加强政府权力、向外国主张日本国家利益的过激和极端思想出现扩散。军人最终暴乱。1931年驻扎在中国东北部的关东军无视政府的意向擅自扩大战局，建立“满洲国”。1932年，处理此事的时任首相犬养毅（曾经是新闻记者、孙中山逃亡时的赞助人）试图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谈判，解决此事，反对政府的军人却在1932年5月15日闯入首相官邸，射杀了犬养毅。
以此事件为转折点，煽动危机的军方逐渐掌握权力。平时无法被接受的极端过激思想也吸引了众多民众。因经济萧条而苦不堪言的民众赞同军人倡导的反美、反苏、扩大中国战线和统制经济等过激主张，接受了军方统治下的生活。短暂的民主主义时代结束，日本进入了军方主导的军国主义时代。1938年日本制定国家总动员法，形成了政府专制普通民众的体制。
人们发现这种体制的可怕之处时为时已晚，中央政府全面介入经济和社会的“法西斯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形成。反对派遭到镇压，在中国的战争持续扩大，战争导致日本民众更加穷困。经过悲惨的长期战争，日本在1945年投降，人们摆脱了政府的专制重获自由。日本民众脱离国家经济统制，享受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复兴。战后仅10年，日本的生活就变得比战前富有，不再有人称赞法西斯主义了。
战后，日本对走向侵略战争的这段历史进行反省，建立了排除国家权力强制民众的稳固机制。《日本国宪法》以和平主义、国民主权和尊重基本人权作为三大支柱，没有纳入限制国民自由和人权的紧急事态规定与战时规定。国民并非服务于国家，应将各自具备的能力倾注于提高自己的生活、经济、科学和文化。日本人为防止再次引发战争，建立了避免极端过激人物或组织强制国民行动的社会机制。
关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对策，日本3月由国会通过了法律。在审议过程中，朝野各党理所当然地发出了反对国家发布强制措施的声音。结果，这个法律成了没有强制力的法律。与此同时，即使采取“松弛”举措也行得通的声音也很强烈。日本人一般都会自觉顺从权威和规定，没有刑罚也不会外出走动这种乐观预期成为话题。也有观点认为日本人具有厌恶丢脸的民族性，不会做被他人谴责的外出行为。
日本自觉避免外出的请求并未像预期那样得到遵守。直到前一段仍有很多企业维持营业，车站和地铁上有很多上班族，年轻人到处走动，中年男性去有女招待的酒吧游玩，高龄女性涌向商店街购物。这样下去，要达成人与人接触减少平时8成这一日本政府目标变得危险。日本人会接受自主避免外出走动的号召这一预期或许显得天真。
在互联网上，“日本就是强限人权也应发布外出禁令”、“应叫停娱乐节目等电视播放”等过激意见不断涌现。结束欧洲旅行回到日本后导致疫情扩大的学生所在大学收到大量威胁邮件。面对危机时，人们处于兴奋状态，容易支持过激意见。这一点与1930年代军人煽动危机、夺取政权之时相比并没有变化。日本一些国会议员也发出了应制定附加处罚的外出禁令之声。
不管喜欢与否，日本在二战后的75年里固执地保持了政府和政治家无法对民众使用强权的机制。这一机制正因新型冠状病毒而动摇，众多日本人正为此感到困惑。该不该不惜限制自由和人权来遏制病毒？笔者在政府权力“松弛”的社会出生长大，生活至今，但愿今后的日本仍将是一个令中国人感到吃惊的“松弛”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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