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三從”“四德”，三從出自《儀禮·喪服·子夏傳》：“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討論的是古代女子為至親服喪年限時遵從的禮儀。隨著儒家學說的發展，在漢代大儒戴聖的《禮記》中已經演變成人際間主宰服從的關係，《禮記·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四德出自《周禮·天官·九嬪》：“九嬪掌婦學之法，以九教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本是宮廷婦女必備的四種修養：“德”（德行）、“言”（言辭）、“容”（容貌）、“功”（技藝），九嬪是教導後宮婦女的官職，教導後宮婦女上面這些修養。
董仲舒根據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觀念，孟子進而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道德規範”，按照他的“貴陽而賤陰”的陽尊陰卑理論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提出了三綱原理和五常之道。漢武帝為維護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一系列儒家思想逐漸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三從四德”也逐漸被儒家文人不斷填充新的內容。
“三從四德”在後世能成為約束婦女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規範，不得不提《女誡》這本書。編寫這部書的作者是漢朝有名的才女班昭，班昭是史學家班彪的女兒、漢書作者班固的妹妹。她哥哥班固寫《漢書》，沒有寫完就去世了，班昭奉旨續寫完成了《漢書》。漢和帝多次召班昭入宮，並讓皇后和貴人們視班昭為老師。
女人為何要難為女人，班昭為什麼要寫《女誡》？《女誡》的開頭已經說的很明白了，她寫此篇文章的意圖，是因自己身體不好，對家裡的女孩子疏於教導，而她們都已到了出嫁的年紀，怕她們不懂得婦女的禮儀，在婚後舉動冒失、行為無禮，一來為夫家添麻煩，二來辱沒孃家的名聲，這才寫出這篇文章來勉勵她們。雖然書中一直在說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主旨還是教導家長女兒如何跟男子相處，女子嫁到夫家之後如何為人處世是一門大學問。在男權社會里，女人要想活得好一點，認清現實，保持清醒，學會審時度勢，以柔克剛是必不可少的。
但不得不說《女誡》寫的很好、文采飛揚，一出世就成為皇室女子的必讀之書，之後被京城世家廣為傳抄，當作家庭女子教育的寶典。曾師從班昭學習《漢書》的馬融如獲至寶，“令妻女習焉。”班昭身為大儒的女兒，受到儒家文化影響是不可避免的，女誡中“男尊女卑”觀念也是當時社會的主要思想，但還不至於成為束縛中國古代女性行為準則的圭臬。雖然當時一度成為統治階層攻擊外戚專權的一件武器。
《女誡》在古代大多數時候都還是大家士族淑女學習的一本禮儀規範，哪怕到了宋朝文人治國，儒家理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儒家學說深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女權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女誡》也沒有成為束縛女性的道德工具，最好的例子就是李清照在趙明誠死後二嫁，甚至將丈夫張汝舟告上公堂，雖然按照當時的法令妻子狀告丈夫是天理不容的，就算罪名成立也要遭遇兩年的牢獄之災。但李清照在親友的保釋下只在獄中呆了九天也沒有，事後也沒有受到士林撻伐。
真正讓“三從四德”成為壓迫和束縛古代女性的封建禮教還是從理學興起開始的，程頤《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中，有人問程頤先生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飢寒作為藉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後學朱熹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腐；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隨著理學的地位越來越高，女人受到的壓迫和束縛也越來越多，《女誡》也被程朱理學家們出於政治需要大肆吹捧並隨心所欲加以發揮，成為束縛女性的一件工具。
徽州牌坊
隨著理學的影響日益加深，朝廷為維護統治對貞潔的倡導，朝廷下旨表彰節婦興建貞節牌坊，成為整個家族的榮耀（母家與夫家皆榮），女人所收到的壓迫和束縛也越來越重，明朝末年王相更是將《女誡》﹑《內訓》﹑《女論語》﹑《女範捷錄》合編為一本《閨閣女四書集註》加以箋註並於明天啟四年刻印為一套對女子教育的教材，廣泛流傳。此時《女誡》以及和另外三本書教導女性要“三從四德”的書一起，成為封建社會壓迫和束縛女性的封建禮教枷鎖。
反抗封建禮教的自梳女
任何時代無論男女都要有符合時代的道德行為準則，就現代社會無論男女在社會家庭中擔負各自的職責，也需要有合理的道德行為準則。我想班昭編寫《女誡》是符合她那個年代的社會特徵的，至於幾百上千年後的後人將他的書曲解引申成為束縛和壓迫女人的一件重要工具，而班昭由此而被批判，背上罵名，如果班昭天上有知，會不會說她比竇娥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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