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3日，一位男子在高铁强占他人座位拒不让座被人录制视频，该视频被曝光至网络后引起极大的舆论声讨，占座男子“孙某”被“人肉”出个人信息，其之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公开录制视频道歉，并受到高铁相关部门的处罚。
至此，座霸事件似乎告一段落，但，令人惊异的是，在孙某事件在网络发酵平息后，我们看到的不是“杀鸡儆猴”的安像，而是接二连三被曝光而出的“座霸事件”。
这不得不令我反思，后来我终于明白，座霸这种事从来不是孙某开的头，并且也不会因为孙某而结束。过去人们遇到座霸事件，讲理对方不听，动武理亏又是自己，于是这公道便被压下去，人们只能依靠周围寥寥数人及乘警获得个公道，可惜总是不如人意，现在有“孙某事件”视频曝光，人们意识到曝光是一个相较可行的维权方法，于是自孙某事件开始，网络上被曝光的座霸事件屡罢不止。
我们要感谢第一个站出来拍摄视频曝光的先生（或小姐），毕竟是他（她）告诉我们这螃蟹能吃，可惜，不仅是他（她），并且我们，也没想出一个法子让这螃蟹做的好吃，才思所限，我现在唯独能讨论一下——这螃蟹为什么一直这么难吃？
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马克思
要讨论座霸为何屡罢不止，我们首先要讨论为何会出现座霸这一群体。按照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学原理——人都是自利的，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霸座对于座霸群体是一件有利的事。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已知的座霸事件及他们的处罚：
8月24日，“霸座男”孙某事后被济南铁路公安部门处以治安罚款200元，并在一定期限内被限制购票乘坐火车。
9月20日，广州铁路局和衡阳铁路公安部门对“霸座女”也做出处罚，对其罚款200元，180天内无法购买火车票。
9月23日，“霸座外籍女子”经列车乘务人员劝说调解，让出了座位，并向被泼水旅客道了歉。
…………
这些处罚是什么呢？重者罚款两百元，一定时间内禁止购票，轻者甚至只需要一声道歉。如此之低的犯罪成本，甚至要远超马克思所说的百分之三百的利益，这样的处罚又怎能使霸座者心生胆怯进而放弃霸座呢？
我们常说，黑色与白色之间还有一个灰色区域，现在对座霸者的处罚似乎就徘徊在这其中，乘警乃至法律对于座霸者处罚的最大困境就是究竟如何定义这种事？是简单的不道德，还是严重少许的影响公共秩序，但不管是这其中的哪种，似乎都很难对座霸者起到有效的震慑。
这样，我们很容易发现现行处罚体制对于座霸者处罚的矛盾，恰恰是其徘徊在道德与法律交界线的性质使得座霸者的肆无忌惮。但真正导致座霸者屡罢不止的不仅是延时处罚机制的失效，更是乘警应急处理的失效。
那么，该如何处理霸座者呢？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乘警大可按照飞机处理的方式将座霸者“请”下飞机。但，在屡次座霸事件中，我们并未见到如此地举措。
首先，高铁不如飞机，其对时间的要求度更高，这导致乘警不得不对一些行为报以委曲求全的态度来确保高铁的准时到达。
其次，是乘警“不敢”对座霸者采取如此的强制举措。这似乎听起来很荒谬，但其实并不少见。在警民纠纷中最大的杀手锏甚至不是“杀人啦！”、“死人啦！”，而是“警察打人啦！”。这块被人立起来的免死金牌理所当然的也影响了国营企业。今天，一个座霸被乘警拖下高铁，明天各大媒体的头条都会出现”乘警打人“等等字样的新闻，最后的结果或许是剧情大反转，但在这过程之中要作为替罪羔羊的无疑是涉事乘警，至于群众，向来是不负责任的。听起来很像是我们自食恶果，但深入挖索”不敢执法“这种现象，我们更应看到其之后人们日益觉醒的主人翁意识，是人民对权力的诉求。过去我们对警察的颐指气使习以为常，今天，我们要求警察对我们的行为合法合理。我当然赞许这样的精神在中国的萌发，但我们也要看到，正是这份正在萌芽的精神，使得过去的强制执法变成了今天的和稀泥执法、“不敢执法”，使得分明是强势力的国营部门甚至难以对一个人实施强力。至此，座霸变成了强势力，高铁部门变成了弱势力，如此，我们又怎能祈求高铁部门的乘警执法快速有效。
座霸泛滥，本来就是自由之苦的其一。
提到日益萌发的主人翁精神，便难以不提到社会公德概念。我们很容易看到，今天限制我们每一个人不成为座霸的主要是两个直接执法力，其一是相关部门按照有关条例的强力处置，很遗憾，这条并不怎么奏效。其二是约束我们每个个人的社会公德，但很遗憾，第二条本身似乎便是站不住脚的谬断。
我们首先要提一个问题，我们有所谓的社会公德吗？
前些年有一个很热门的词，叫“中国式过马路”。时至今日，我们也很容易在一个拥挤的街头看到一群人簇拥着红灯就过了马路。不得不承认，在美国的街头发生这样的事似乎是微乎其微的。造成这样差别的原因究竟在哪？难道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道德天生就不好吗？不见得，余英时先生在其作品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纵观东西方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追求外圣，他们总是冀求一个上帝来解救自身，而东方普遍追求的是内圣，我们信仰君子之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这大异的两点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结论——似乎东方人更加具有道德性。
那为何，明明本因更具有道德性的我们经常干一些不仅为我们自己不耻并且为外人耻笑的事？
我不得不将其归咎于社会公德的缺失。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怎样的社会？血缘地缘关系的解体，市民社会的建立，可能你在一个小区生活了二十年都不知晓对门邻居到底是男是女。恰恰是因为谁人不识并且谁人也不识，过去血缘地缘所约束的社会公德似乎弹指可破，只要不引来警察，似乎你可以做任何事，完全不用担心周围人的报复，因为流动的社会结构实在是难以像过去一样因为一件小事引起“三代血仇”，也恰恰是因为无代价的为恶，导致恶的泛滥。
那么，失去了过去血缘地缘关系支撑的社会公德，在今天这个社会又要靠什么来支撑呢？在西方，我们通过简单的考察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公德之后是强大的主人翁意识。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用一位美国司机因堵车训斥执勤警察来说明美国公民强大的主人翁意识。这样的事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的，中国的主人翁意识当然存在，但似乎过于薄弱，我们可以从“警察打人”的免死金牌看到日益崛起的公民意识，却也能从中看到“虚张声势”的影子。“警察打人”对民众的刺激性恰恰说明了警察长久以来在人民心目中树立的上位者形象。我们不难承认，在对“警察打人”的声讨后面更多的是一种对勇者战胜恶龙的英雄传说式的欲求。
再进一步，我们为何缺少这样的主人翁意识，或者说，在一个属于我们的国家，为何我们这样的意识如此薄弱？鲁迅先生曾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朝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朝代。”翻开二十四史，我们不仅看的是皇帝的家谱，更是民众用血泪铸成的奴隶史。正因这样深埋文化的奴隶历史，便不难解释我们为何缺少所谓的主人翁意识，因为我们至始至终都从未把自己当作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将“公仆”视为主子，在这国家生活不过是进门做客，也正是因为这做客的身份，一方面我们肆无忌惮将恶挥散在这其中，另一方面，我们又难以对主人家提出一两条规矩。我们做习惯了历史的奴隶，对他人在这屋子里小偷小摸无动无衷，当自己从这房里谋得些私利时便沾沾自喜，全然忘记了七十年前有个声音在耳边说道：“从今往后，你们便是这间屋子的主人。”
回到座霸问题，难道每一个座霸都是不知礼义廉耻的家伙，不见得，他们不过是为这房子中取得的私利沾沾自喜。而我们呢？我们的主人翁意识呢？我们是无动于衷的暂住客，我们守得自己的私利，对国家的利益视而不见，殊不知，
“争国家的利益，恰恰是为自己争利益。”至此，两条直接执法力完全失效，对座霸的有效惩处几乎为零。暂且“师夷长技以制夷”，考量一下西方对座霸及一系列不道德者的社会公德奖惩制度。
在美国，每个公民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安全号码，当你闯红绿灯时；当你在高铁霸座时；当你不遵守社会基本规范时，诸如此类的等等信息都会被录入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而这组号码之内的信息将会在求职、申请贷款等地方产生极大的作用。没有一个公司愿意录用一个时常不遵守道德规范的员工。
在英国，辅之以社会公德的是一套完善的司法体制。比如，按英国法律规定，如果谁超速或酒后驾车，他就要承担吊销驾驶证的风险，并且，在一年之内不允许再次考取驾驶证。（参考自吴思《潜规则》）
正是因为这样的高成本不道德，迫使人们不得不遵守世俗的道德规定，换言之，从道德上呼吁要求人们遵守规则是不现实的，必须对其辅之以利害关系，加大违规成本，才能有效减少违规行为。
那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社会公德惩罚制度吗？我想应当是有的，今天我们的社会有信用名单，我们在招聘是可以调取应聘者的学籍档案来检测其上学期间是否有违规行为。但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这样的制度尚在起步阶段，调取学籍档案的更主要目的是验证应聘者的学历是否真实而不是应聘者的道德究竟几何，更重要的是，关于学籍档案的记录只有很少一部分的违反校规或者法律的记录，似乎像座霸这般的“小事”是不配被记录在一个人的个人档案里的。
简而言之，座霸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种因素的单一作用，是法治与道德边界的难以惩处，是一边日益茁壮的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对强力执法的约束，又是尚且不足的社会公德对个人的限制无用，是一种正在完善的社会公德惩处制度。同样，我们今日所见到的频出的“座霸事件”并不会因为惩处孙某便能达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这注定是一件长久才能解决的事。
我对煮螃蟹实在是门外汉，实也难以提出什么新鲜的煮法，唯独将之寄望于教育、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公德制度的完善，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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