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會兒，我們跟一個名叫“美洲獅男孩”的團伙有矛盾。那是1976年，我住在布魯克林的布朗斯維爾，那群人住在我家附近的社區。那段時間我跟拉特蘭路幫的一群人混，他們自稱“野貓”，是一群住在附近皇冠高地的加勒比人。我們屬於一個盜竊團伙，其中幾個道上的朋友和“美洲獅男孩”發生了爭執，所以我們決定去公園給朋友撐腰。通常我們不帶槍，但這次出事的是我們的朋友，所以我們偷了不少東西：幾把手槍，一把點357口徑12號的霰彈槍，
還有一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用過的帶著刺刀的M1步槍。當你闖進別人家時，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會面對什麼。於是我們拿著槍走上大街，沒人跟我們對視，沒有警察出來阻止我們。我們甚至沒把大槍裝在包裡，而是每走一段換個人拿槍。“喂，就是他！”我朋友海蒂安·羅恩說道，“那傢伙穿著紅色彪馬衣服，有紅色的小高領。”羅恩認出了我們要找的那個傢伙。當我們跑起來時，公園裡那一大群人就像摩西分開紅海時那樣自動把路讓了出來。他們這麼做很好，因為，“嘭”的一聲，我的一個朋友開槍了。聽到槍響後，所有人四散逃開。我們繼續向前走，我發現有幾個“美洲獅男孩”躲到了停在路邊的車後面。我手裡拿著M1步槍，快速轉身後，發現一個大個子傢伙拿著手槍對準了我。“你在這兒做什麼？”他對我說道，那是我哥哥羅德尼，“快離開這兒。”我繼續往前走，最後離開公園回到家裡。那一年，我十歲。
我一直說，我是家裡的壞孩子，但仔細想過後我意識到，在童年的大多數時候，我其實是個聽話的孩子。1966年6月30日，我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區格林堡的坎伯蘭醫院。我最早的記憶就是醫院——因為肺有毛病，我經常生病。有一次為了引起關注，我把手指伸進了洗衣粉裡，然後又放進了自己的嘴裡。他們立刻把我送進了醫院。我記得在醫院時，我的教母送了一把玩具槍給我，但我立刻就把槍弄壞了。我不是很瞭解自己的家庭背景。
我媽媽洛娜·梅是紐約人，但她卻是在南方的弗吉尼亞州出生的。我哥哥有一次去我媽媽長大的地方轉了轉，回來後他說，那裡什麼都沒有，只有停拖車的地方。所以說，我真的就是拖車場黑小子。我祖母伯莎和我伯祖母在30年代時曾經給一個白人女士工作過，在那個年代，絕大多數白人都不會找黑人為他們工作，伯莎和她妹妹特別感激能得到工作，所以她們都用那個白人女士的名字為自己的女兒命名，也就是洛娜。後來，伯莎用工作掙來的錢送孩子們上了大學。
我的拳擊基因大概來自我的祖母。我媽媽的表妹洛娜跟我說過，伯莎工作的那個人家的丈夫總會打他的妻子，伯莎不喜歡這樣——她是個身材高大的女人。“你不許再對她動手。”伯莎對那個丈夫說。那個人把伯莎的話當成笑話，伯莎打了他一拳，將他打倒在了地上。第二天，他看到伯莎時說：“那什麼，你今天過得好嗎，普萊斯小姐？”他不再打自己的妻子，變成了一個和過去不同的人。所有人都喜歡我媽媽。我出生時，她在曼哈頓女子監獄做看守的同時也在自學，希望將來能做個老師。遇到我爸爸時，她已經上了三年大學。父親生病了，為此我媽媽不得不放棄學業照顧他。對於一個受過那麼好教育的人來說，我媽媽對男人的品味可不怎麼樣。我不太瞭解我爸爸的家庭。事實上，我根本不瞭解我爸爸，不瞭解那個別人說是我爸爸的人。
我的出生證明上寫著我爸爸叫珀塞爾·泰森。唯一的問題是，我哥哥、我姐姐和我從來沒見過這個傢伙。別人告訴我們，我們的親生父親是“科裡”小吉米·科特帕特里克，但他基本沒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裡。後來我聽說了一些傳言，說科裡其實是個拉皮條的，他靠欺負女人生活。突然間他又說自己是教堂裡的執事，我叫他“皮條客神父”。科裡偶爾會開車到我們住的地方。他和我媽媽從來不說話，到了就是按按汽車喇叭，我們就會出門見他。我們擠在他的凱迪拉克車裡，以為他會開車帶我們去康尼島或布萊頓海灘玩一玩，但他只是開一會兒，然後在我們住的公寓外停車，給我們一點兒錢，親我姐姐一下，跟我和我哥哥握下手，就這麼簡單。然後也許要到下一年我才能再見到他。
布魯克林的貝德福德-斯特伊弗桑特是我住的第一個社區，那時那裡還是住滿工薪階層的好地方。所有人都互相認識。每天的生活很普通，但那裡的人也不那麼安穩。每到週五週六，那裡就會變得和拉斯維加斯一樣。我媽媽會開一個牌局，邀請她所有的女性朋友參加，其中很多人都是站街女。她會讓男朋友艾迪買一箱酒回來，所有人都會沒完沒了地喝。每玩四局，贏家都得把剛贏的錢給莊家，好讓莊家掙錢。我媽媽還會做些雞翅。我哥哥記得，除了妓女，來我家玩的還有黑幫的人，也有警察。住在這邊的人都會來玩。我媽媽攢了一點兒錢後，就開始花錢。她人際關係搞得很好，所以總能把女朋友和不少男人邀請到家裡。所有人都會不停地喝酒、喝酒、喝酒。我媽媽不抽大麻，但她的朋友都抽，所以她會給他們提供毒品。我媽媽只抽菸，酷爾100牌的。我媽媽的朋友都是妓女，最少也是那種為了錢會跟男人睡覺的女人。她們的生活水平不高，甚至不到平均水平。出門見男人前，她們會把孩子留在我家。等回來接孩子時，她們的衣服上有時會有血跡，我媽媽會幫她們清理乾淨。
有一天我回到家，發現家裡有個白人嬰兒。“這是什麼玩意兒？”我心裡這樣想。我的生活就是這樣。我哥哥羅德尼比我大五歲，所以我們之間沒什麼共同語言。他是個奇怪的傢伙。我們都是貧民窟里長大的黑人孩子，但他卻像個科學家一樣。他有各種各樣的試管，而且總在做實驗。他甚至還收藏硬幣。要我說，白人才幹這種事。有一次他去了附近的普拉特學院的化學實驗室，搞到一些化學藥品準備做實驗。幾天後趁他出門時，我溜進了他的房間，往他的試管裡灌水，結果把他的房間弄得著了火，後窗都炸飛了。從那之後，他開始給自己的房間上鎖。我和他經常打架，不過那都是典型的兄弟之間的爭執。除了其中一次，我拿剃鬚刀割傷了他，於是他打了我一頓，打完就去睡覺了。當時，我姐姐丹妮絲和我正在看一個醫務肥皂劇，電視里正好演到做手術的一場戲。於是我提議道：“我們也可以這麼幹，羅德尼可以當病人。我可以當醫生，你可以當護士。”我這樣對姐姐說。然後我們拉起羅德尼的袖子，開始在他的左臂上搗鼓。“手術刀。”我說道，我姐姐遞給了我剃鬚刀。我割了羅德尼幾下，然後他開始流血。“我們需要酒精，護士。”我說。丹妮絲把酒遞給了我，我把酒倒在了羅德尼的傷口上。羅德尼尖叫著醒來，大聲吼叫，滿屋子追打我們。我藏在媽媽身後逃過了追打，至今羅德尼的胳膊上還留著那些傷疤。我們之間也有過很快樂的時光。
有一次我和我哥哥走在大西洋大道上，他對我說：“我們去甜甜圈店吧。”他過去在那個地方偷過甜甜圈，我猜他是想向我證明他還能再偷一次。於是我們走到商店那兒，大門是開著的。他走進去拿了幾盒甜甜圈正要出來，不料，大門突然關上了，他被鎖在了裡面，驚動了保安。他把甜甜圈遞給我，我帶著這些東西跑回了家。我姐姐和我坐在門口的臺階上，嘴裡塞滿甜甜圈，臉上沾滿白色的糖粉。我們的媽媽站在我們身邊，和鄰居聊天。“我兒子通過了考試，進了布魯克林理工大學。”她向她的朋友吹噓道，“他真是個好學生，他是班裡最好的學生。”就在那時，一輛警車開了過來，羅德尼就坐在裡面。警察準備把他送回家，但他聽到我們的媽媽在吹噓自己的好兒子，於是他讓警察繼續開車。警察把羅德尼直接送到了斯波福德，那是青少年拘留中心。而我姐姐和我高興地吃完了那些甜甜圈。
大部分時間，我都跟姐姐丹妮絲待在一起。她比我大兩歲，特別招鄰居喜歡。如果她是你的朋友，她就會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她是你的敵人，千萬要躲著她。我們會一起玩泥巴，會一起看摔跤比賽和功夫電影，一起跟媽媽去商店。那段時間真的挺幸福，
直到我七歲那年，我們的生活被徹底顛覆了。那時候經濟衰退，我媽媽丟掉了工作，我們被趕出了貝德福德-斯特伊弗桑特社區那間漂亮的房子。那些人來到我家，把所有的傢俱都搬到了屋外面的路邊。媽媽出去找住的地方，我們三個孩子不得不坐在傢俱上，防止別人把傢俱偷走。我坐在那兒，住在附近的一些孩子走過來說：“為什麼你家的傢俱放在這兒，邁克？”我們跟他們說，我們只是要搬家而已。後來又有些鄰居看到我們坐在外面，便給我們拿了些吃的。最後我們住進了布朗斯維爾，你能立刻感覺到這兩個地方的不同。
布朗斯維爾人說話的聲音更大，舉止更粗魯，這是一個環境糟糕、生活艱難而且恐怖的地方。我媽媽不習慣和那些性格更暴力的黑人在一起，所以她顯然被嚇到了，哥哥、姐姐和我也一樣。周圍的一切都變得不友好起來，在那裡從來沒有和諧的時候。警察永遠鳴著警笛從這裡開車路過；救護車總會開到這裡接人；槍聲總會響起，總有人被捅傷，總有窗戶被砸破。
有一天，哥哥和我甚至就在我們的公寓外被人搶劫了。那裡的生活就像愛德華·G.羅賓遜的老電影一樣。我們會邊看邊說：“哇，這種事在生活中真的發生了。”整個社區同時也是各種罪惡的溫床，那裡的很多人看起來都不怎麼守法。在街上經常能聽到有人說“來跪舔我”這種話。這裡的環境跟我過去住的地方完全不同。
有一天，有個人在大街上劫持了我，把我拉進一棟廢棄的大樓裡，想猥褻我。在那種環境裡，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真正的安全感。過了一段時間後，甚至在家都不安全了。我們搬到布朗斯維爾後，我媽媽不再開派對了，她在這裡也交了些朋友，但再也不像在貝德福德-斯特伊弗桑特時那樣活躍了。她開始大量喝酒，再也沒有找到另一份工作。我還記得和媽媽一起排在救濟中心的長隊裡等待救濟，我們一直等啊等啊，等上幾個小時，好不容易排到前面，到五點了，救濟中心就在你面前關上了門，就像電影裡的情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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