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時期，東林黨是個很特別的黨派，它先是遭魏忠賢打壓，一蹶不振，但後來在崇禎時期又大展身手，前後延續近40年的時間。東林黨一般被描述成是由一干正人君子、匡扶社稷之才組成的黨派，其實它卻是被後世一直詬病和厭惡的對象。
明末進士顧憲成被罷官後在無錫成立東林書院，該書院的議題主要由抨擊弊政、議論官員、要求懲治腐敗，整治吏治等組成，得到很多官員和江南士大夫的響應和支持，由此在朝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思想黨派。
有人說明亡於東林黨，這話雖然有些誇大，但明朝滅亡與東林黨之間的確有著非常重要的關係。那東林一黨在明亡進程中到底起了什麼樣的負面作用？且看它的四宗罪：
破壞官員考核制度
明初朱元璋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核制度，對朝廷官員即京官考核稱為“京察”，對地方官考核稱為“外察”。作為一項幹部考核制度，對於擇優劣汰，獎勤罰懶，提高幹部隊伍的整體素質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但東林黨的創始人顧憲成當了吏部考功主事後便在“京察”上做了手腳，以個人情感公報私仇，排除異己，是“京察”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公正性。此後被一些急功近利者模仿利用，只要誰掌權，就用“京察”打擊對方，是非不分，逐漸形成了一股逆流。明朝後期士風敗壞、官員無能，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此。
讓國庫空虛
明朝中期之前，國家的稅收一直以農業稅為主，但到了萬曆年間，國家的財政逐漸入不敷出，於是政府開徵了工商稅。但這一舉動損害了江南工商集團的利益，而東林黨很多人都與這些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如東林黨骨幹高攀龍、李三才的家族背景都和商業有關。於是東林黨人開始拼命地鼓動皇帝廢除工商稅，理由是“不與民爭力，藏富於民”，但這些民並不是農民，而是那些工商界富民。
萬曆二十四年，有人奏請開礦，以徵收礦稅。那時國家的一些礦都掌握在地主和地方官僚手中，如果國家開礦，就是國有化，這無疑是和地主官僚有密切聯繫的東林黨人不情願看到的。於是東林黨又激烈的反對礦稅，又鼓動江南一些不明真相的民眾抗稅。到萬曆三十年，在李三才等東林黨人的竭力勸阻下，明神宗不得不叫停礦稅。
沒有工商稅和礦稅，國家只能加徵農業稅，這必然會加重貧苦大眾的負擔。崇禎登基後，接連發生陝西大旱、農民起義、後金鬧事等不利局面，處處要花錢，但錢根本不夠花。東林黨人卻依舊沒能建議向富庶地區徵稅，以致明王朝活活窮死。
黨爭樂此不疲
以抨擊時政起家的東林黨，不會改其本性。掌權後的東林黨站到了“反廟堂”的高度，處處與現行政策針鋒相對，格格不入，朝廷儼然成了一個“鬥雞場”，幾乎什麼決議都完成不了，以致貽誤戰機。各級部門只好自行其是，權力渙散，沒有凝聚力。
黨爭給大明帶來最大的危害某過於對於國本之爭上。當李自成已經兵臨城下時，明朝廷已經亂成一團麻，有人建議將都城遷到南京，以圖東山再起，這本是上策。但東林黨人卻堅決反對，理由是不可輕易移動國本。喋喋不休的爭論讓崇禎帝放棄了遷都的打算，以致亡國。
黨派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
隨著崇禎消滅了閹黨，東林黨便迅速地佔據了朝廷的各要害部門，可執政的東林黨並沒有力挽狂瀾的治國才幹，更沒有取得起死回生的治國業績。他們把黨派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甚至不惜犧牲國家利益。
明末熊廷弼頗有將才，一度使遼東的努爾哈赤不敢輕舉妄動，但熊廷弼是個粗人，處事不細，以致得罪了東林黨內閣被撤換，而改由東林黨人袁應泰頂替他。袁應泰只是個水利專家，根本不懂打仗，結果遼東多地失陷。
崇禎上吊後，南明弘光政權倉皇成立，東林黨人依然對黨爭樂此不疲，而不思如何抵抗清軍，乃至搞起內訌，兩敗俱傷，最終被清軍所滅。
紛亂不斷的黨爭、朝政紊亂、用人不濟、國庫空虛是明王朝走向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東林黨在其中扮演著十分負面、禍國殃民的角色。清末能臣李鴻章非常討厭“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的言官，直說他們小事不放過，大事也阻撓，為的就是自己的利益。這話雖然有些過激，但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明朝東林黨所起的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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