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时期，东林党是个很特别的党派，它先是遭魏忠贤打压，一蹶不振，但后来在崇祯时期又大展身手，前后延续近40年的时间。东林党一般被描述成是由一干正人君子、匡扶社稷之才组成的党派，其实它却是被后世一直诟病和厌恶的对象。
明末进士顾宪成被罢官后在无锡成立东林书院，该书院的议题主要由抨击弊政、议论官员、要求惩治腐败，整治吏治等组成，得到很多官员和江南士大夫的响应和支持，由此在朝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党派。
有人说明亡于东林党，这话虽然有些夸大，但明朝灭亡与东林党之间的确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东林一党在明亡进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负面作用？且看它的四宗罪：
破坏官员考核制度
明初朱元璋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对朝廷官员即京官考核称为“京察”，对地方官考核称为“外察”。作为一项干部考核制度，对于择优劣汰，奖勤罚懒，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但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当了吏部考功主事后便在“京察”上做了手脚，以个人情感公报私仇，排除异己，是“京察”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公正性。此后被一些急功近利者模仿利用，只要谁掌权，就用“京察”打击对方，是非不分，逐渐形成了一股逆流。明朝后期士风败坏、官员无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此。
让国库空虚
明朝中期之前，国家的税收一直以农业税为主，但到了万历年间，国家的财政逐渐入不敷出，于是政府开征了工商税。但这一举动损害了江南工商集团的利益，而东林党很多人都与这些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东林党骨干高攀龙、李三才的家族背景都和商业有关。于是东林党人开始拼命地鼓动皇帝废除工商税，理由是“不与民争力，藏富于民”，但这些民并不是农民，而是那些工商界富民。
万历二十四年，有人奏请开矿，以征收矿税。那时国家的一些矿都掌握在地主和地方官僚手中，如果国家开矿，就是国有化，这无疑是和地主官僚有密切联系的东林党人不情愿看到的。于是东林党又激烈的反对矿税，又鼓动江南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抗税。到万历三十年，在李三才等东林党人的竭力劝阻下，明神宗不得不叫停矿税。
没有工商税和矿税，国家只能加征农业税，这必然会加重贫苦大众的负担。崇祯登基后，接连发生陕西大旱、农民起义、后金闹事等不利局面，处处要花钱，但钱根本不够花。东林党人却依旧没能建议向富庶地区征税，以致明王朝活活穷死。
党争乐此不疲
以抨击时政起家的东林党，不会改其本性。掌权后的东林党站到了“反庙堂”的高度，处处与现行政策针锋相对，格格不入，朝廷俨然成了一个“斗鸡场”，几乎什么决议都完成不了，以致贻误战机。各级部门只好自行其是，权力涣散，没有凝聚力。
党争给大明带来最大的危害某过于对于国本之争上。当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时，明朝廷已经乱成一团麻，有人建议将都城迁到南京，以图东山再起，这本是上策。但东林党人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不可轻易移动国本。喋喋不休的争论让崇祯帝放弃了迁都的打算，以致亡国。
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随着崇祯消灭了阉党，东林党便迅速地占据了朝廷的各要害部门，可执政的东林党并没有力挽狂澜的治国才干，更没有取得起死回生的治国业绩。他们把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明末熊廷弼颇有将才，一度使辽东的努尔哈赤不敢轻举妄动，但熊廷弼是个粗人，处事不细，以致得罪了东林党内阁被撤换，而改由东林党人袁应泰顶替他。袁应泰只是个水利专家，根本不懂打仗，结果辽东多地失陷。
崇祯上吊后，南明弘光政权仓皇成立，东林党人依然对党争乐此不疲，而不思如何抵抗清军，乃至搞起内讧，两败俱伤，最终被清军所灭。
纷乱不断的党争、朝政紊乱、用人不济、国库空虚是明王朝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林党在其中扮演着十分负面、祸国殃民的角色。清末能臣李鸿章非常讨厌“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的言官，直说他们小事不放过，大事也阻挠，为的就是自己的利益。这话虽然有些过激，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明朝东林党所起的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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