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
毛姆
《刀鋒》出版於1944年，這一年毛姆正好年屆70。那時毛姆就說過：“寫這本書帶給我極大的樂趣，我才不管其他人覺得這本書是好是壞。我終於可以一吐為快，對我而言，這才是最重要的。”正應了孔夫子的那句“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事實上，這本小說中拉里的形象在毛姆腦海中縈繞了二十年之久。隨著他年齡與日俱增，對世俗生活的認識也越發透徹。臨近古稀之年創作這部小說時，或許某些曾困惑不解的問題，在書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展現。小說出版後大受歡迎。毛姆所想要傾訴，或許恰好正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
書中拉里的一系列上下求索最後在印度得道的過程，給了當時人們一種思想上的啟發。因為拉里的經歷在當時很多人看來，頗能感同身受。一戰產生的思想困境、堅持不懈的探索、最後尋得靈魂安寧的歸途，都深深吸引著大眾。拉里的人生之路，讓他們看到了除了追名逐利之外另一種人生的可能性，是一種救贖，也是一種解脫，這讓他們靈魂悸動不已。可以說是時代催生了這部作品，也可以說這部作品推動了當時的思想潮流。
人生之困境
在分析拉里的困境之前，我們先看下當時的時代背景。20世紀初，兩次工業革命之後，西方世界科學技術取得極大進步，不斷豐富的物質財富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使得西方民眾對於未來報以極大的樂觀。但同時，一味對財富的追求所導致的危機也漸漸隱現。在龐大的物質財富面前，人們漸漸忽略了精神層面的建設，內心荒蕪，靈魂空虛。就如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所說：“那時，我們都迷茫了，越是想要跟上所處時代的步伐，我們就越迷茫。”
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極端的不匹配，間接推動了戰爭的爆發。曾經炫麗的世界，對於美好未來的幻想，都被戰火無情摧毀，結果導致了人們陷於精神危機：開始懷疑以前堅信的一切，卻找不到新的信仰來代替。小說正是基於這種時代背景，而《刀鋒》中拉里面臨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年輕人的思想困境。
《刀鋒》劇照
書中的拉里原本是一個活潑開朗、普普通通的美國少年。但參加完一戰回國後，他就整天無所事事、到處晃盪，既不找工作，也不接受別人提供的體面工作，僅靠政府發3000美金過活，這讓身邊的人頗為不解和擔憂。但實際上他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戰場上目睹了好友為了救自己而死，這讓他的思想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戰爭的殘酷和生命的幻滅，讓他的信仰隨之崩塌，一時陷入迷茫之中，但就是找不到方向，這讓他痛苦不堪。他想不明白，為什麼前一分鐘還活潑亂跳的生命，下一分鐘就變成一團模糊的血肉了？他不明白人生的意義何在？不明白世間為什麼會有惡？這種幻滅感和自我拷問，讓他如一葉孤舟，在蒼茫的俗世之海上，尋尋覓覓，孤苦無依。這種狀態下的他，已經回不到從前的生活了。世俗的生活對他而言毫無吸引力。為了尋找答案，取得內心的安寧，他不惜放棄一段美好的婚姻和燦爛的前程。
拜倫說：“困境是達到真理的一條道路。”此時此刻的拉里，正踏上了這樣一條路。
精神之探索
此時的拉里，深知自己之渺小，於是來到巴黎尋找答案。他不在意物質條件和社交活動，只是如飢似渴地看書學習，通讀法國文學中的重要作品，還到巴黎大學聽課，學習拉丁文、希臘文。他讀到了斯賓諾莎、柏拉圖、笛卡爾，讀到了《奧德賽》，這都讓他感到興奮不已，彷彿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但遺憾的是仍沒有自己想要的答案。
離開巴黎到煤礦打工期間，又認識了神秘主義的波蘭人考斯蒂。考斯蒂窮困潦倒、粗魯不堪，但當他喝醉後跟他談論世間萬物的終極所在，和與上帝合二為一的至福境界時，拉里既興奮又迷惑，彷彿在黑暗的屋子裡射進了一縷陽光。這讓他心馳神往，可惜求而未得。
《刀鋒》劇照
後來離開煤礦後，應恩舍姆神父邀請，來到了修道院，內心獲得了暫時的寧靜。但基督教義提供不了他想要的答案，他接受不了人生而有罪的理念。要是上帝真的存在，為什麼還要允許罪惡存在？僅僅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榮耀而允許惡的存在，那這樣的上帝未免太狹隘了。若是為了考驗人性，那教義中的善良仁慈的上帝不就是假象？在西方文化中的探索一次次以失敗告終。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中曾指出，西方文化本質上是處理人與物的關係，是一種“向前面要求”的文化路向，就是“遇到問題都是對於前面去下手，這種下手的結果就是改造居民，使其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這種文化側重於人對物的需求和掠奪，以滿足自身的發展，卻忽略了人內心之間的滿足和安寧。書中的拉里就反映了這種心理困境，所以才到處尋求精神安寧之道。但他在西方文化中兜兜轉轉了一圈，依舊一無所獲。這實際上也是毛姆內心對這個答案的數十年探索的反映。
得道之欣喜
既然無法在西方文化中求得真相，偶然之下前往了印度。在旁人指點下，找到了遠離塵世喧囂的甘尼沙大師，並暫住了下來。一邊研讀東方印度的典籍、冥想，一邊向大師請教自己的疑惑，以期有朝一日從印度文化中得出自己的答案。
就這樣，拉里在印度清修了2年之後。當他生日那天，爬上山頂欣賞日出時，那穿過群山間隙灑落在湖面的美景，剎那間讓他體驗到了時間、自我和絕對的合二為一，一切心結彷彿都豁然開朗，一切問題似乎都迎刃而解。終於，他得道了，終於在遙遠的印度文化的影響下，獲得了這種至善至美的深層次體驗。他的靈魂從此煥然一新。
《刀鋒》劇照
根據梁漱溟的觀點，印度文化，大不同於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側重於處理身與心、靈與肉、生與死的關係，尤其強調禁慾主義。如小說中所說，“印度那些哲人主張極度的節慾可以大大增強精神的力量”。正是通過這種修煉，來使自己達到自我與絕對（即“梵”）的合一，以擺脫輪迴，達至涅槃之境。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印度文化就是一種消極遁世的宗教。這種宗教之下衍生的人生觀念，卻並不是拉里所求的。拉里熱愛著這個讓他痛苦又讓他歡喜的世界，他想要一遍又一遍地輪迴，這樣才能滿足他的渴望、活力和好奇。遠離這個世界，絕非他所願。
而對於他最開始提出世間為何有惡的問題，他仍沒有找到答案，或者說本就沒有答案。但不論怎樣，這對他而言已不再重要，他已經擁有了人生的終極體驗，內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很多問題反而釋懷了。他曾道：“我們最多隻能說，當你已經斷定某件事情是不可避免時，你所能做到的也只有盡力而為、隨遇而安了。”
結語
很多人都以為是印度文化解救了拉里。但在筆者看來，解救拉里的更像是西方文化和東方印度文化的結合體。他經歷過印度文化中的“人梵合一”的極致體驗，內心已獲得安寧，但他對這無窮世界的好奇和渴望只增不減。他不願超脫輪迴、遁世隱居，依然貪戀著這世間的人和風景。他並非一直隱居深山，不問世事，而是一直在體驗人生。正是見過這世界的廣闊，才想體驗更多的廣闊。他更懂得什麼才是最適合自己的。
《刀鋒》劇照
對於世俗中的我們來講，拉里的追求可能過於虛幻縹緲，就像書中所言，“當你下定決心脫離常規時，就是在賭博，勝敗難料。蒙召的人很多，入選的卻寥寥無幾”。但若是敢選擇這條路，也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和信念。對於身為普通大眾的我們而言，拉里的追求向我們展示了人生的另一種可能性。不過更多的是讓我們意識到，物質的滿足只是暫時的，精神上的安寧才是持久的。若是想要尋得長久的安寧，不要疏忽於精神上的建設和滿足。雖然“路漫漫其修遠兮”，但“吾將上下而求索”！
閱讀更多 隔岸樵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