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纪录片《现代英国史》原著，从二战结束到脱欧

《现代英国史》

内容简介

《现代英国史》是同名 BBC 历史纪录片原著，由纪录片的主持人、英国政治新闻记者安德鲁·玛尔执笔，并于 2017 年经过全新修订，新增了纪录片播出之后 10 年英国发生的种种巨变。

《现代英国史》讲述了从 1945 年二战胜利，到 2016 年脱欧公投期间的英国史。 70 年来，英国始终危机不断——先是击败德国入侵，然后是破产、大英帝国的解体，最后又成了重新塑造世界的移民中心。政治和经济变迁贯穿了整个故事，每一届政治领导人都认为自己将把英国导向正途，但每一次，英国人民都会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不同于严肃历史学家，安德鲁·玛尔以记者的敏锐和英式幽默，描绘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英国。同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他也在探寻英国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了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如何最终走向了脱欧，前路又将在何方。

安德鲁·玛尔（Andrew Marr）是英国著名的政治新闻记者、BBC资深编辑及主持人。他 1959 年生于格拉斯哥，在剑桥大学攻读英文，后来长期担任政治记者，为《苏格兰人》（the Scotsman

书籍摘录

序幕（节选）

这场戏开始于 1940 年 5 月 28 日午后。在下议院老会议厅的首相办公室内，战时内阁正在召开会议。演员只有几位，其中包括 18 天之前刚成为民族领袖的温斯顿·丘吉尔。大多数建制中人和许多保守党人都认为丘吉尔是个荒唐、狡诈的醉汉，喜好狂热的演说和愚蠢的帽子。私底下，他们将丘吉尔称为“无赖的大象”，甚至是“土匪”。对于他在不到三周之前成为国王的第一大臣一事，不少人并不热心，这其中也包括了国王本人。在工党圈子里，丘吉尔被普遍视作工人阶级的敌人：数年前，这个脸色粉红的纨绔子弟曾命令军队镇压罢工者。如今，丘吉尔刚刚命令驻扎在加来的英国部队在毫无撤退希望的情况下作战，努力保护滞留在敦刻尔克海滩上的20万人，以期拯救他们。他承认这一“战死沙场”的命令让自己感到“难受”。他还试图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从美国人那里获得急需的驱逐舰。截至此时，美国人并未提供帮助。每小时都有数千名英国军人穿越海峡，撤回本土，此时依然有救援大部分军队的希望。然而，德国的入侵已是近在眼前，没有重型武器就毫无抵御的可能。不久之前，还有人要求丘吉尔批准将政府、王室以及英格兰银行的黄金撤往加拿大的计划。但和国王及王后一样，他拒绝考虑这一方案。

与他同桌的两位人物日后会被与绥靖政策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位是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德国与希特勒就“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展开的谈判一度使他成为民族英雄，然而不久之后，希特勒又使他成了“民族蠢人”。他的健康状况正每况愈下。另一位则是来自保守党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伯爵，此前对德国的访问曾令他认为希特勒“十分真诚”，戈林（Hermann Goering）则“很有吸引力”，是个兼具“好学生、电影明星、大地主、政党管理者、查茨沃思庄园猎场主管”等特征的人物。哈利法克斯伯爵更受王室青睐，身形瘦长、好挖苦人、笃信宗教且保守的他，也曾是成为首相的热门人选。在上议院中，他成了这段黑暗岁月里不受欢迎的那一类保守党人，很快就会被打发去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在这个代表了民族团结的政府中，除自由党党魁阿奇博尔德·辛克莱（Archibald Sinclair）外，还有两名工党成员。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几乎是出于偶然才成了工党党魁，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知名。在 1940 年，如果有谁认为这位干练、爱国但略显沉闷的人物有朝一日将成为受人怀念的伟大首相，那么这种想法未免太过不同寻常了。另一位工党成员是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在近来艾德礼抱恙期间，代替他主事的便是这名前教师。如今，很少有人还记得格林伍德的名字。他在“二战”之前备受爱戴，但在担任大臣时却表现不佳。他与酗酒这一恶习搏斗了一生，但每一次胜出的都是酒瓶。不过，时势曾成就过许多二流人物，此时刚好轮到了格林伍德。

战时内阁面临着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希特勒的大军摧枯拉朽地席卷了比利时、荷兰及法国之后，应该向他求和吗？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都赞成这么做。他们声称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可以成为中间人，还讨论了为求得他的斡旋应行何种贿赂：作为阻止德国入侵不列颠诸岛的酬劳，意大利人可以拿走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肯尼亚和乌干达。价码就是这些。英国将接受希特勒作为欧洲领主的地位，但也将得以保留自己的舰队以及包括印度在内的剩余帝国。丘吉尔尚未拒绝基于任何价码的任何协议，但他深刻地意识到，如果关于求和的讨论被泄露出去，将对国民的士气造成毁灭性打击。丘吉尔还相信，柏林提出的任何价码都将包括把皇家海军移交给德国，并在伦敦扶植一个亲纳粹的傀儡政府。身为半个美国人的他相信，即使英国遭到了入侵，美国最终也将加入战斗。就这样，在恐惧、疑虑和微弱希望的围绕下，“决断时刻”到来了。

如果与会的都是保守党政客，丘吉尔将在投票中落于下风。然而，艾德礼和格林伍德都坚定地支持继续战斗，拒绝求和或是投降。于是丘吉尔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投票。受此鼓舞，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他立刻召集了全体阁员，以纯正的丘吉尔式英语向他们表示：“我确信，如果我考虑过求和或是投降，哪怕只有一瞬，你们中的每一位都会挺身而出，将我推翻。如果我们这座岛屿的漫长历史终将结束，那么也要等到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再结束。”或者说，至少他后来记录下的言论就是这样。大臣们欢呼雀跃，拍打着这位老人的后背。后来丘吉尔表示，如果他试图投降的话，会被拖出办公室：每位大臣及其家人都做好了“立刻”战死的准备。

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说法其实夸张了。相当多的英国政客都已准备好与德国妥协。美国驻英大使私底下已经告知华盛顿方面，英国将会投降。回过头来看，投降似乎是不可能的，是无法想象的；但在当时，投降是很有可能的，并且经过了严肃的讨论。这一刻，英国正处于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一刻，她的现代史开始了。一切都始于这一天的这一决定。首先是战争：从不列颠战役，到珍珠港事件，直至德国和日本的最终战败。接下来，世界变得截然不同：出于复杂的原因，曾经是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大英帝国落幕了，美国则崛起为自由世界的统治者。这些原因大概都可以追溯至丘吉尔、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在 5 月的那一天做出的艰难决定。这一决定塑造了当代英国，塑造了她的长处与弱点——这正是本书探讨的主题。许多始料不及和出乎意料的事情随之发生。无论是丘吉尔还是艾德礼，都没有造就自己理想中的英国；然而，他们却在无意中塑造了我们。

对英国而言，“二战”是一段笼罩一切、造成了巨大打击的经历，以至于人们愿意将战后与战前的英国分隔开来，就仿佛一把巨大的利刃将英国历史一斩两断一般。在某些显而易见的方面，的确如此。战争从物质上和工业上都改变了英国，摧毁了城市中心；通过刺激外来移民和向外移民，它最终还改变了这里的人口构成；它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气氛和我们对待政府的态度；随着战后生育率的激增，它甚至还改变了代际关系。不过在其他方面，战后的英国只不过是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延续。在“二战”结束后直到丘吉尔败选下台的这段时间里， 1945 年的议会与 1935 年被选出的议会是同一个，来自过去那个时代的下议院被冻结、保存下来。对王室的服从与尊重、对白种人优越性的信念、认为英国制造业仍然是世界最佳的自负心态，也都历经危险的岁月，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

历史要么是关照当下的道德论证，要么是毫无意义的事实的单纯累积。“二战”刚结束那段时间的英国史，便是一段富有吸引力的、能够令人获益良多的道德故事。尽管困难重重，那仍然是一段乐观、充满活力的岁月。分别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政客都相信，英国将在新世界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成为一支行善的伟大力量。复员士兵及上百万平民都决心弥补失去时间，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当时，爱国主义并不狭隘，“社会”这种东西依然存在，没有人会对“公共利益”嗤之以鼻。工党承诺要带领人们建设“新耶路撒冷”，尽管没有人完全明白这一奇妙之城会是什么样子，但显然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新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英国电影也充满了活力与雄心。设计师和建筑师将“二战”期间在欧洲构想出的方案带到了英国，建设出了一个更加敞亮、通风、多姿多彩的国度。在科学与技术领域，英国同样取得了将在和平时期大展宏图的杰出成就。

人们普遍为胜利感到骄傲，这是理所应当的。这种心态尚未遭到核对抗前景引发的恐惧情绪的破坏。尽管依然受困于饥饿及糟糕的居住环境，但至少人们终于安全了。他们感到悲痛，但又满怀希望。婴儿潮正在全速到来。 40 年代末的英国有许多会令当代人感到吃惊乃至厌恶之处。会让当代人皱紧眉头的，不仅仅是破碎的城市和严格的配给制，还有势利的态度以及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种族主义，甚至还包括广为存在的反犹主义——尽管当时关于集中营的骇人证据已经浮出水面。但总体而言，这还是一个满怀希望的国度。就历史而言，没有什么品质比希望更令人振奋了。

关于战后史意义的大辩论大致是在左右两派之间展开的。彼得·亨尼西（Peter Hennessy）等中左派历史学家通常对这一时期的领导人感到钦佩，对他们竭力摆脱困境的努力感同身受。以科雷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为首的历史学家则强调这段时期的失败及错失的机遇，直到撒切尔于 1979 年上台才扭转了局势。其他人则在这些立场之间挣扎。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些脾气暴躁的人民，老是因那些糟糕统治者的欺骗和愚蠢而动怒，但事实上，小点儿声说，我们经历了相当不错的 60 年。英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遭遇了危机，经历了全民性的精神崩溃，但此后又实现了复苏。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英国是个遭受了战争破坏且没有效率的国家，即将被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些之前的战败国超越。但更加完整的故事、更加广阔的图景是，英国未经历革命，便成功地从勉力维持自身强权地位的缺乏效率的帝国主义制造商，转变成了更加富裕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英国的确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转型。工党和保守党政府都适时地甩掉了帝国这一包袱。但这意味着在其他大洲有无数人死去：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陷入了种族清洗的血泊，许多非洲人沦为屠杀与独裁统治的受害者，阿拉伯人、塞浦路斯人和远东地区的许多民族遭遇了内战与饥荒。与此同时，英国则重新专注于冷战中的次要伙伴这一新角色，与欧洲靠近，但决不融入欧洲，与美国人说着相同的语言，却表达着不尽相同的意思。

我们从来都是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我们曾先后位于战败的边缘、破产的边缘、核毁灭的边缘，以及美利坚帝国的边缘，最后却发现自己来到了现代状态的最前沿，成了一个后工业、多种族的岛国，拥挤、善于创新、富裕。撒切尔上台之前，英国并非正一路向着深渊坠落。对这段相对而言成功的时期的叙述，没有谁比美国历史学家乔治·伯恩斯坦（George Bernstein）做得更好了。他那本讲述 1945 年后英国的著作名为《衰落的迷思》（The Myth of Decline ）。在谈及 70 年代危机之前的岁月时，他表示：“根据就业率、令人们免于贫困的社会保障、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指标来衡量，英国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的表现是卓越的。”而且，这样的成就还是在恶劣的经济条件下取得的。

用错误的结论来扭曲真实的历史是危险的。如果有人认为 70 年代的崩溃是战后英国经历的最重大事件，与之相比，此前及此后的一切都相形见绌，那么 40 年代、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故事就不可避免地会变得阴暗，原本平淡无奇的事件也会显得像是不祥的预警。所有那些正确的事情，那充实的 30 年间所有成功的人生，风尚与技术领域的成就，健康状况的改善，低通胀的岁月，变鼓了的钱包，假期，繁荣的商业⋯⋯每当提起这些成果，人们总是会微妙地加上一句：“是的，然而⋯⋯想想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吧。”可是，这是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以个人生活作为类比，这就如同不顾一生中的起起落落，仅仅根据中年时生的一场重病或是婚姻的失败，来定义整个人生的价值。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为领导人喝彩吗？当然不是。在现代的大多数时候，政治为英国做出的贡献并不如对议会民主制感到自鸣得意的我们所以为的那么多。那些人是好人，行为正派，但并不是出色的领袖。领导我们的左派和右派都不明白这个国家正走在哪个方向上。亨尼西是对的：政治阶层是有才智的，并且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旦危险不再，人们很容易就会忽视这一点。但巴尼特也是对的：如果我们的领导人更加清醒，敢于道出严峻的事实，或是敢于将选民当作成年人来对待，那么我们本可以拥有一个更美好的国度。的确，工党没能建成“新耶路撒冷”；的确，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的保守党政府未能重塑英国强权，未能实现他们梦想中的“新伊丽莎白时代”。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希思（Edward Heath）执政时期本应进行现代化，使英国重整旗鼓、焕然一新；但当两人下台时，工会已难以驾驭，希望之光也熄灭了。梅杰（John Major）上台时承诺要令英国感到轻松自在，下台时却留下了一个不自在的国度，尤其是对梅杰感到不自在。即使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布莱尔的新工党也从来不像他承诺的那样时尚和有效率，更绝非纯洁无瑕。所有这些失败都是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只有两个例外，分别是 1945 年的工党政府和撒切尔的前两届任期。前者虽然未能实现理想中的社会转型，但建立起了福利国家体系；后者则针锋相对地直面了英国的危机。二者都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但即使这两个反例也并非完美无缺。战后，工党在短短几年内便后继乏力，不再受民众欢迎；而撒切尔所设想的那个由储蓄者和强有力的家庭构成的重获道德感、辛勤工作的国家，完全不是在以寻欢作乐、分裂、拜金、宽松信贷及爆炸头为特征的 80 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国家。随之而来的便是政治精英的失败。我常常觉得，那些在上千幅漫画和上千部新闻短片中出现的熟悉面孔，那些政界的鼎鼎大名，就如同齿环破损的飞轮一般，虽然仍在嗡嗡地旋转，却无力让日常生活这架复杂的巨型机器运转起来。

如果情况只是这样，那真是令人感到沮丧。幸好并非如此。开放的市场，受过良好教育的忙碌的人们，相对而言廉洁且守法的民族传统，以及享受 20 世纪生活里的新技术与新体验的乐观心态——这些都使得英国带给人的总体感受要比单看政治史时好得多。近几十年来，信仰与意识形态衰退了，被消费主义与名人文化所取代，这也许稍稍有损我们的威严。不过，现代英国在科学、文化和金融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曾经令世界获益，也将继续如此。人类在21 世纪初面对的谜题包括全球变暖、意识的难解之谜，以及老龄化的西方社会如何才能适应维持自身运转所必需的移民新文化。英国人在提供解答方面曾举足轻重：互联网的发展、当代音乐及电视节目的创作，都证明了这一点。通过新的方式，我们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岛屿。在本书涵盖的时间段，占据支配地位的感受是“加速”。我们的生活节奏更快了；我们看、听、沟通、改变、旅游得更频繁了；我们经历了物质上的丰裕，但或许也感受到了哲学或宗教上的空虚——这与此前的时代截然不同。

如果通过科学或是魔法，一小群生活在 1945 年的英国人能够进行时间旅行，穿越到 60 多年后，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们呢？他们会轻推彼此，努力忍着不要笑出声来。他们会对不同的肤色感到震惊。拥挤的道路、花哨的商店、没有烟雾的空气都会令他们吃惊。我们的体型会令他们惊叹：不只因为高，还因为胖得丢人。新一代英国人洁净的头发、新潮的服饰和青春的面庞会令他们赞叹不已。但严重的浪费也会令他们感到惊骇和厌恶：从赞比亚或秘鲁等国涌入的食物，原封不动地又被扔到了家门外和超市外；设计精美但被匆匆废弃的音乐播放器、电视机、冰箱、衣服、家具已堆积成山。墙上那些丑陋、扭曲的涂鸦以及无处不在的塑料与彩纸垃圾，也会令他们感到惊愕。我们不去教堂，我们对性无比开放，我们视离婚为家常便饭，我们居住在温暖舒适的住宅里——这些都会令他们感到惊奇。然后，他们会讨论一切所见所闻，但所用的语气又会使我们反过头来嘲笑他们：要么是正经得令人无法忍受，要么是带有滑稽的地方口音。然而，这些怪人正是过去的我们，他们就是我们。 40 年代那些留着板寸的流浪儿，成了如今的领取养老金的人。 1947 年时那些心怀帝国信念或是社会主义信仰的不耐烦的瘦削年轻人，如今仍然生活在我们身边，要么坐着轮椅，要么隐居在护理院中。通过他们的人生、他们做出的抉择，时光流逝到了当下。因此，倘若他们能够注视着我们问道：“这些怪人是谁？”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我们正是你们，正是你们选择成为的样子。”

题图为电影《至暗时刻》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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