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一個“鬥壺”歷史典故說起。
公元前531年，齊、衛、鄭等諸侯國國君前去晉國祝賀新君初立，晉昭公設享禮招待各國來賓。期間，晉昭公與齊景公舉行宴會，以箭投入壺中為樂。晉昭公先投，晉國大夫穆子說：“我們國君如果投中壺，就統帥諸侯。”結果晉昭公真投中了。齊景公不甘示弱，也舉起箭說：“如果寡人能投中壺，我齊國就興盛不眠。”結果齊景公也投中了。
由以上我們可以看出，這則典故是晉昭公和齊景公以國運來作為鬥壺的“噱頭”。作為國君的二人進行投壺，且兩人都投中，說明投壺禮最晚於成型於春秋中期，並且在當時的諸侯宴飲上是普遍流行的。
那“投壺禮”是怎麼來的呢？它當然並不是憑空而來的，它與“射禮”有著繼承和連帶的關係。我們就先從射禮說起，看一下從射禮到投壺禮經歷了哪些演變，這和周王朝的統治又有什麼關係。
一、射禮
“射”最初的目的是為了生存而用弓和箭獵取野物，而由“射”到“射禮”的儀禮化，代表著這一行為在社會、政治活動的影響下，由自然性因素主導逐漸向社會性因素主導的轉化。
西周的射禮分為大射、賓射、燕射和鄉射四個等級，而且各等級有各自嚴格的規定。
（一）射禮內容
1、大射
在舉行祭祀之前“必先習射於澤”，而後要在射宮舉行大射比賽，並且以射術最優者來作為參加祭祀的人選，選中的人還會受到增加封地與提高爵位的賞賜。
雖說大射禮主要是為周天子專設的，但諸侯和卿大夫也可以行大射禮，等級身份不同，所用器具也不一樣。
《周禮·天官·司裘》曾記載：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這裡是說，如果是周天子舉行大射之禮，則供給三侯，周天子（自射）用虎侯（即以虎皮為裝飾的箭靶，“侯”即箭靶，下同），眾諸侯用熊侯，卿大夫以下用豹侯；如果是諸侯舉行大射之禮，則供給兩侯，諸侯（自射）用熊侯，眾臣子用豹侯；如果是卿大夫舉行大射之禮，只供給麋鹿侯。
2、賓射
諸侯朝拜周天子時，所舉行的天子與諸侯同射之禮，或者諸侯相會時所舉行的射禮，便是賓射。正如唐朝經學家賈公彥所疏：
“賓射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
3、燕射
諸侯招待國賓時，一起宴飲及進行其他娛樂時所進行的射禮，即為燕射。
4、鄉射
《儀禮》中記載，鄉射禮同大射一樣，都有“三番射”的儀禮，它規定每個人每次必須射四支箭，這樣三次便共射十二隻箭。
鄉射雖說等級最低，但其程序依舊繁雜，禮儀節目甚至多達50餘個。
鄉射的目的是為了教化鄉民與舉賢才，也要求射者具備一定的道德修養和禮儀標準，故而從側面來說，鄉射與大射在目的和標準要求方面基本還是一致的。
總之，四大射禮因等級不同，所用器具規格和奏樂曲目等方面都不同，而後者則反映了四射禮之間最明顯的差異。比如三番射階段的曲目中，周天子大射用《騶虞》，諸侯射時用《狸首》，卿大夫射時用《採蘋》，士射時用《采蘩》。
（二）射禮程序
射禮包括備禮、迎賓、開禮、配耦、那射器、倚旌、誘射、一番射、二番射、三番射、旅酬、送賓等十二道程序，儀禮步驟不可謂不繁雜。
（三）射禮作用
《史記·周本紀》中記載：
“成王既絀殷命，襲淮夷，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頌盛興。”
周滅商後，總結了前朝滅亡經驗，建立了禮樂制度以維護其政治統治，此制度對以分封制為基礎的社會階級結構起到了穩定作用。
大射禮正是作為禮樂制度的重要一部分，對周王朝的統治起到一定積極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選拔人才
《禮記·射義》中記載：
“天子將祭，必先射以擇士，射中者則得與於祭。”
可見，大射禮的目的在於，在諸侯、群臣、邦國所貢人士中為大饗帝挑選助祭者，即以射擇士。
比如出土於河南省平頂山應國墓地的青銅器“柞伯簋”，便記錄了一則大射禮。據上面的銘文記載，八月，周王在鎬京舉行大射之禮，對王子弟和王臣進行擇拔，並用赤銅作為獎品。結果，柞伯十發十中，不但獲得了那赤銅獎勵，還被賜予土地。
2、維護周王室宗族內部和諧關係
西周初期，周王室開始問鼎中原，為了維護和鞏固其階級統治地位，王室宗族內部的和諧至關重要，而利用大射之禮來對此關係進行協調，無疑起著積極的作用。
3、威懾諸侯和異族，以達到鞏固周王室統治的目的
《左傳》中曾記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可以看出，周天子與諸侯舉行射禮活動，並藉助賞賜，來達到籠絡諸侯及震懾各個諸侯國的目的。
二、設壺禮
投壺是以一壺的壺口作為投擲目標，在規定距離（5尺或7尺，最遠不過9尺）的地方，把規定數目的箭狀物投入壺內，勝負結果以投入的多少來決定。
（一）源於“射禮”
《禮記·投壺》中曾記載：“投壺，射之細也……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意思是，投壺禮源於射禮，它取自繁雜射禮中的部分內容。
清朝徐士愷在《投壺儀節》中也曾說：“投壺乃射禮之變也。”
這都從側面反映了投壺禮源於“射禮”，是由“射禮”演變而來的。
（二）出現原因
投壺禮的出現，是人們的廣泛需求，也有著其發展必然性，符合社會發展規律。
1、個人羞恥感
“射以觀德”，要知道射禮對參與人的進場、拿弓、瞄靶和退場等動作環節，都有嚴格的儀禮規定，稍有不對的地方就會被別人認為不符合德行，要受到他人嘲笑，更不用說脫靶這種更難堪的事了。投壺禮則大大簡化了相關禮節，並相應地減少了這些讓人下不來臺的場面。另外，宴請賓客的主人如果請客人射箭，對方不能推辭，如恰好對方不會射箭或射得不好，雙方都很尷尬，客人尤其感到羞恥，後來為了減少這種情況，就演變為投壺這一簡化版的射禮。
2、場地限制
射禮需要很大的場地空間來舉行，投壺則沒有這樣的限制。
3、社會發展的必然
西周初期，戰亂未平，擇選武藝高的人才成為了周天子的必然之選；到了中後期，包含射禮在內的禮樂制度發展到了巔峰，以射選士雖然還存在，但射禮的意義逐漸演化為更側重勝出者的道德修養與行為規範。
春秋時期開始禮崩樂壞、諸侯爭霸、戰亂不斷，用於維護和鞏固分封制的禮樂制度已名存實亡，因為對於新興地主階級來說，打破固有的政治秩序，才符合自己的利益。正如歷史學家楊寬所說：
“代表地主階級的卿大夫這樣‘僭禮’，實質上就是奪取政治權利的一種表現。這對奴隸主貴族來說，是‘禮崩樂壞’，而對新興地主階級來說，就是大興禮樂來鞏固封建統治。”
例如，只有周天子才有資格享有的“八侑之舞”（8列8行共64人），魯國諸侯自春秋中期竟也開始享用了，其實諸侯原本可享用的最高資格為“六侑之舞” （6列6行共36人），而士大夫最高則為“四侑之舞” （4列4行共16人），但某些士大夫也效仿這僭越之禮行“八侑之舞”。
與樂舞同理，射禮也是這種情況，不過射禮不是以“僭越”的形式反映的，而是以演變為“投壺禮”這種形式來反映的。
（三）與“射禮”的不同
投壺禮產生初期就具備禮儀與娛樂兩種屬性。在春秋時期，投壺禮用來代替西周時期的射禮，而在後來的發展中便丟掉了“禮儀”部分，代之以凸顯“娛樂”部分，而這到戰國時期便正式實現。
射禮是根據等級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射靶、音樂與進退禮節，以給人們灌輸嚴格的上下等級、長幼秩序的觀念。投壺的禮儀程序與射禮相似，不過確切來說，投壺禮是射禮的一種低級版本。
射禮儀禮隆重、繁雜，而投壺禮則簡化許多，它不要求像射禮那樣在固定的舉辦時間、有特定等級的人群，以及繁雜的禮儀活動步驟。
器具上，投壺禮將射靶換作壺，將“射”換作“投”；要求上，由原本將穿透箭靶換作投入壺中即可。這在外在表現形式上，已經削弱了當時的社會對射箭能力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意味著射禮走向了衰落。
總之，相比射禮，投壺禮減少了對射藝的要求，簡化了射禮的繁雜制度，從而順利向休閒娛樂化方向逐漸轉型，而且它也擴大了各等級人群的數量和參與積極性。
三、結語
射禮作為當時西周禮樂制度的一個縮影，具有明確和強烈的服務政治統治、維護宗法等級秩序的目的。作為維護周天子統治階級的禮樂制度代表之一，在當時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投壺禮”的出現和流行，表面上看是“射禮”衰落的具體表現，實際上這在無形當中昭示了周王室統治地位的衰落。畢竟，當作為禮儀制度的射禮隨著社會和政治環境等多因素作用，而演變為一項娛樂活動時，它不再通過對各階層的人們進行禮儀的強制規範來賦予特定的權力。於是，它最初作為“禮”的作用和價值，毫無疑問走向了衰落之路。
再看文章開頭那個“鬥壺”典故，原本宴飲中間應該體現一定的娛樂性，但實際卻帶有劍拔弩張的意味，雙方諸侯生生地將投壺禮變成了宣揚各自政治野心的工具，主角和工具性質的變化，也從更深層次上反映了由“射禮”這一周天子維護統治的“工具”，到“投壺禮”這一各諸侯爭霸“工具”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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