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風中，你佇立在街頭，半個小時也等不到一輛“正規的”出租車，身邊卻停靠著幾輛鬼鬼祟祟的“黑車”，要價比出租車打表貴兩倍。司機就在幾米外等你屈服，他們甚至興致勃勃、幸災樂禍地看著你。
你打開網約車軟件，卻發現因為這個城市嚴苛的管制，街頭的網約車越來越少，在周邊區域，你被系統排號在800開外。下圖感受一下……
此時，你是不是很想懟人？
是的，我就數次遭遇這窘境。即使在首善之區，交通高峰期打車每次都讓我頗為憋屈。
出租車是否屬於公共交通範疇，經濟學者們一直在爭論。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個被行政高度管制的行業，無論是供給不足，還是服務水平低劣，最先應該被追責的，不是滿口煙味的的哥，甚至不是遊蕩街頭的“黑車”，而是管制者。
沒有足夠放權，就應該承擔管理失效的全責。2月11日，西安廣播電視臺一檔問政追責欄目，《黨風政風熱線》對高陵區交通局長劉鵬武的追問，博得西安人民和網民們的廣泛點贊，就說明，“天下苦交通局久矣”。
主持人連問三個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黑車？為什麼有人坐黑車？難道您不知道嗎？”
話筒所向的劉鵬武局長一度啞口無言。事後看來，這固然與劉局長媒體素養和口才應變能力欠缺有關，更因為他被追問的問題過於日常和實錘，讓他無從遁詞。
可以想象，劉鵬武局長在離開演播間，回到辦公大樓後，肯定會痛定思痛，下功夫治理一下轄區內的“黑車”。然而，也僅僅是“治理一下”而已，恐怕沒人會相信他能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
再看劉鵬武局長對“黑車”問題的思考，“執法上有些害怕違規，有畏難情緒，糾結。你執法吧，弄不好就違法了，你弄得不到位，群眾還投訴你，方方面面的，不好把握。”
很顯然，他還是將“黑車”橫行歸咎於執法力度不夠。但這顯然並不是問題的癥結。“黑車”太多的前提，是當地出租車和網約車供給嚴重不足。大量外溢的乘車剛需，成為滋生“黑車”們漫天要價的溫床。
中間者為劉鵬武局長
西安市最早試運營出租車是在1980年，一共就15輛上海牌小轎車，還是站點化運營。兩年後，西安第一家出租車公司成立。至1995年，西安共有出租車9878輛。15年間，出租車數量增長657倍，不可謂不神速。
接下來，就讓人費解了，從1995年到2001年的6年間，西安只增加了不到2000輛出租車，達到10730輛。
更有趣的還在後邊，2010年，西安市出租汽車管理處副處長侯海平對華商報表示，西安城市建成區面積由2002年的200平方公里左右，擴大到當時近40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也從2001年的694萬增加到2009年的834萬，而10年間，出租車僅僅增加了32輛。
西安的情況並非個例，在鄰近的省會城市鄭州，出租車數量從1994年到2013年的20年間，只增加了一輛。同期，鄭州的人口和城區面積分別擴大了3倍和1倍。
新華社當年的報道
至今，西安的出租車數量停留在12000多輛，而總人口即將突破千萬。
在這樣的數據面前，與其追問某一位交通局長“為什麼有這麼多黑車”，還不如問他們，“為什麼不放開管制？”
事實上，西安市“資深業內人士”也曾對媒體表示，不投放更多出租車，是因為害怕出租車運營者們的抵制，“甚至引發集體性事件”。鄭州的解釋也大差不離，甚至也確實發生過出租車運營者抵制新投放的事件，
但是，政府職能部門行政，理應從公共利益和民眾福祉出發，只要依法合規，何必被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束縛手腳？還是說，交管部門尤其是個別領導幹部，本身也是出租車運力短缺的既得利益者，讓他們對自己下刀，太難為他們了？
出租車的核心利益，在為壟斷的牌照，即運營權。作為市民出行的剛需，出租車越短缺，每一張出租牌照就會越貴。而且，各地的出租車管理又基本受制於計劃經濟思維，窗口行業卻黑箱作業，想不出么蛾子都難呀。
所以，媒體別說問責一兩個區級交通局長，就是懟哭八百一千個交通局長，只要不窮追猛打市民“打車難”背後的行政思維滯後和既得利益作祟，都對現實沒太多補益。
事實上，西安市這樣的大中型城市本來有很便利的途徑，來解決出租車行業本身所無法克服的痼疾，那就是放開對網約車不合情理、更有悖於法理的限制。只要網約車有基本的生存空間，市民將不再“打車難”，街頭的“黑車”也會喪失市場，除非在網約車平臺完成和規轉型。
華商報體驗西安“打車難”：40分鐘遭63次拒載
可惜的是，西安幾乎算得是對網約車最不友好的省會城市之一，尤其是長安區，交管部門幾乎禁絕了網約車。2018年5月25日，《西安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正式出臺，當地媒體和市民哀嘆，“以後可能真的打不上車了”。
在劉鵬武局長遭遇追問之前，網約車頭部公司滴滴出行被報道，2018年該公司全年虧損高達109億元，而全年滴滴在司機補貼方面的投入共計113億元。
而根據交通部發布的《2017年交通運輸行業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17年底，全國城市擁有巡遊出租車139.58萬輛，而各地交通部門對一臺車的燃油補貼從幾千到一萬多不等。若按照每車每年1萬元燃油補貼估算，每年全國出租車補貼可達140億元。
在各地網約車新政頻出之後，頻繁遭遇“打車難”的我就奇怪了，既然國家每年補貼出租車行業這麼多錢，為什麼它還無力，看上去也無心提供充足的服務？而滴滴出行以虧損來補貼司機，卻遭遇不少地方的交管部門圍追堵截。
解決“打車難”，原本不難。真正難的是，被我們寄予希望解決“打車難”的有關部門部門和某些人，每天都巴不得市民“打車難”，抬升他們的政策紅利呢。
“打車難”的答案，在市場，而不在局長。什麼時候，這個國家學會了尊重市場，局長也不會做得這麼無能，遭遇這些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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