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中，你伫立在街头，半个小时也等不到一辆“正规的”出租车，身边却停靠着几辆鬼鬼祟祟的“黑车”，要价比出租车打表贵两倍。司机就在几米外等你屈服，他们甚至兴致勃勃、幸灾乐祸地看着你。
你打开网约车软件，却发现因为这个城市严苛的管制，街头的网约车越来越少，在周边区域，你被系统排号在800开外。下图感受一下……
此时，你是不是很想怼人？
是的，我就数次遭遇这窘境。即使在首善之区，交通高峰期打车每次都让我颇为憋屈。
出租车是否属于公共交通范畴，经济学者们一直在争论。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被行政高度管制的行业，无论是供给不足，还是服务水平低劣，最先应该被追责的，不是满口烟味的的哥，甚至不是游荡街头的“黑车”，而是管制者。
没有足够放权，就应该承担管理失效的全责。2月11日，西安广播电视台一档问政追责栏目，《党风政风热线》对高陵区交通局长刘鹏武的追问，博得西安人民和网民们的广泛点赞，就说明，“天下苦交通局久矣”。
主持人连问三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黑车？为什么有人坐黑车？难道您不知道吗？”
话筒所向的刘鹏武局长一度哑口无言。事后看来，这固然与刘局长媒体素养和口才应变能力欠缺有关，更因为他被追问的问题过于日常和实锤，让他无从遁词。
可以想象，刘鹏武局长在离开演播间，回到办公大楼后，肯定会痛定思痛，下功夫治理一下辖区内的“黑车”。然而，也仅仅是“治理一下”而已，恐怕没人会相信他能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再看刘鹏武局长对“黑车”问题的思考，“执法上有些害怕违规，有畏难情绪，纠结。你执法吧，弄不好就违法了，你弄得不到位，群众还投诉你，方方面面的，不好把握。”
很显然，他还是将“黑车”横行归咎于执法力度不够。但这显然并不是问题的症结。“黑车”太多的前提，是当地出租车和网约车供给严重不足。大量外溢的乘车刚需，成为滋生“黑车”们漫天要价的温床。
中间者为刘鹏武局长
西安市最早试运营出租车是在1980年，一共就15辆上海牌小轿车，还是站点化运营。两年后，西安第一家出租车公司成立。至1995年，西安共有出租车9878辆。15年间，出租车数量增长657倍，不可谓不神速。
接下来，就让人费解了，从1995年到2001年的6年间，西安只增加了不到2000辆出租车，达到10730辆。
更有趣的还在后边，2010年，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副处长侯海平对华商报表示，西安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002年的200平方公里左右，扩大到当时近40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也从2001年的694万增加到2009年的834万，而10年间，出租车仅仅增加了32辆。
西安的情况并非个例，在邻近的省会城市郑州，出租车数量从1994年到2013年的20年间，只增加了一辆。同期，郑州的人口和城区面积分别扩大了3倍和1倍。
新华社当年的报道
至今，西安的出租车数量停留在12000多辆，而总人口即将突破千万。
在这样的数据面前，与其追问某一位交通局长“为什么有这么多黑车”，还不如问他们，“为什么不放开管制？”
事实上，西安市“资深业内人士”也曾对媒体表示，不投放更多出租车，是因为害怕出租车运营者们的抵制，“甚至引发集体性事件”。郑州的解释也大差不离，甚至也确实发生过出租车运营者抵制新投放的事件，
但是，政府职能部门行政，理应从公共利益和民众福祉出发，只要依法合规，何必被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束缚手脚？还是说，交管部门尤其是个别领导干部，本身也是出租车运力短缺的既得利益者，让他们对自己下刀，太难为他们了？
出租车的核心利益，在为垄断的牌照，即运营权。作为市民出行的刚需，出租车越短缺，每一张出租牌照就会越贵。而且，各地的出租车管理又基本受制于计划经济思维，窗口行业却黑箱作业，想不出幺蛾子都难呀。
所以，媒体别说问责一两个区级交通局长，就是怼哭八百一千个交通局长，只要不穷追猛打市民“打车难”背后的行政思维滞后和既得利益作祟，都对现实没太多补益。
事实上，西安市这样的大中型城市本来有很便利的途径，来解决出租车行业本身所无法克服的痼疾，那就是放开对网约车不合情理、更有悖于法理的限制。只要网约车有基本的生存空间，市民将不再“打车难”，街头的“黑车”也会丧失市场，除非在网约车平台完成和规转型。
华商报体验西安“打车难”：40分钟遭63次拒载
可惜的是，西安几乎算得是对网约车最不友好的省会城市之一，尤其是长安区，交管部门几乎禁绝了网约车。2018年5月25日，《西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当地媒体和市民哀叹，“以后可能真的打不上车了”。
在刘鹏武局长遭遇追问之前，网约车头部公司滴滴出行被报道，2018年该公司全年亏损高达109亿元，而全年滴滴在司机补贴方面的投入共计113亿元。
而根据交通部发布的《2017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7年底，全国城市拥有巡游出租车139.58万辆，而各地交通部门对一台车的燃油补贴从几千到一万多不等。若按照每车每年1万元燃油补贴估算，每年全国出租车补贴可达140亿元。
在各地网约车新政频出之后，频繁遭遇“打车难”的我就奇怪了，既然国家每年补贴出租车行业这么多钱，为什么它还无力，看上去也无心提供充足的服务？而滴滴出行以亏损来补贴司机，却遭遇不少地方的交管部门围追堵截。
解决“打车难”，原本不难。真正难的是，被我们寄予希望解决“打车难”的有关部门部门和某些人，每天都巴不得市民“打车难”，抬升他们的政策红利呢。
“打车难”的答案，在市场，而不在局长。什么时候，这个国家学会了尊重市场，局长也不会做得这么无能，遭遇这些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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