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最有代表性的標誌就是詩歌。周朝產生的中國第一部詩歌經典《詩經》三百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唐詩三百首》成為人類文學藝術的魂寶，屈原、李白、杜甫等詩家享譽世界。
歷朝歷代中國人都十分喜愛寫詩，認為“詩言志，歌詠言”，從官場到民間形成“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的共識。
但是，中國歷史人世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國家政權性質始終屬於極端封建專制統治，詩歌絕對不能動搖皇權專制，不能動搖國家統治根基，不能動搖時代對人思想和情感的桎梏。如果脫離了這一根本，就會“方吟半句詩,闖下殺身禍”。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多次發生過以詩言罪、因詩獲罪的詩禍。
唐朝的詩禍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詩歌創作最鼎盛的王朝，無論是詩家還是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地位和作用。
公元803年,唐朝開國已200多年，盛世大唐開始風雨飄搖。這一年，陝西一連幾個月無雨，天降大旱, 顆粒無收。時任長安京兆尹的皇族大官僚李實，仍然層層加稅盤剝，逼得當地百姓拆房子賣磚瓦、賣木料,賣麥苗交稅。天災重，人禍兇，百姓痛苦不堪。以行走江湖賣藝為生的民間詩人成輔端,寫了一首詩:“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對唐朝開國二百年來,在秦地從未有過如此狠毒勒索百姓的現象，進行了辛辣諷刺，一時八方誦讀、萬民傳唱。李實惱怒異常,以“誹謗國政”罪,殺了成輔端，開了唐朝以詩定罪殺頭的先河。
公元805年唐順宗李誦即位,任用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等改革派推行新政。朝政剛有所匡正，國家剛有點起色，順宗中風,太子李純即唐憲宗繼位,革新派遭到宦官為首的官僚集團的反撲,王叔文被殺,文學家劉禹錫被貶到廣東連縣、湖南常德等地。一晃十四年後,劉禹錫還京作《再遊玄都觀》一詩,其中有句:“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向世人宣示從前的風雲人物今天都不見了,過去被排擠的劉禹錫又回來了，引發當權者的報復,又被貶到蘇州去作官。劉禹錫做夢也沒有想到，幾句詩給自己的官場生涯帶來如此磨難。
宋朝的詩禍
宋朝青史留名的詩禍是北宋時期蘇軾的“烏臺詩案”。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改革。由於蘇軾與變法派政見不合，遭受排擠。蘇軾自覺在朝廷無法立足，申請外任。公元1071年，蘇軾任杭州通判期間，看到新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流弊，像涉嫌朝廷放貸的青苗法、嚴苛的食鹽專賣法、鼓勵人告密的手實法等，都極為反感。他滿腹牢騷,遇事感興,逢人唱合,每每寫詩對新法冷嘲熱諷,甚至對聽從新法的宋神宗也不大恭敬。他的詩句,“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齏鹽甘似蜜”，嘲諷推行新政官僚們車轎紛亂如雲,鬧鬧嚷嚷地要扶持農業,可是由於“市易法”鹽巴的專營,弄得產鹽的地方沒有鹽吃,農民得到一點花鹽，猶如得到蜜糖一樣珍貴。
公元1073年， 沈括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實行情況，聽到看到蘇軾發牢騷譏諷新政的詩稿，認為涉嫌誹謗朝政，上呈神宗，但未受到重視。
公元1079年，蘇軾從徐州調任湖州前夜，寫了篇《湖州謝上表》。在文章的最後，他不經意吐槽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意思是：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時宜，難以和變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愛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勉強及格。這幾句話給蘇軾惹來大麻煩。
監察御史何正臣最先跳出來，緊接著，古代全能科學家、《夢溪筆談》作者沈括跑來發聲，特別找出蘇詩中最有分量的一句“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曲解詩意：蘇軾仇恨當今聖上，非要到九泉之下去尋找真龍呢！汙點詩詞爆出後，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聯名上奏，在神宗面前歷數蘇軾四大罪狀：身無學術卻濫竽充數，急於提拔而依附權貴，聖上待其寬容卻拒不領情，以詩誹謗朝廷大政實屬叛逆。
眾人例舉的蘇軾詩罪，讓宋神宗大怒，下旨將蘇軾押解進京，關押到御史臺。由於御史臺園中種了許多柏樹，常引來成百上千的烏鴉在這裡棲息。時間一長，御史臺就被稱為“烏臺”，蘇軾犯事也被稱為“烏臺詩案”。
關鍵時候，蘇軾的兩大政敵、變法派前後兩大領袖王安石、章惇伸出援手，救蘇軾於水火之中。特別是王安石，給宋神宗寫了一封信，信中最為關鍵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他站在神宗的角度去看問題：這是盛世，您是聖君，您可不能做殺才士這種事情啊！
一句話頂一萬句。公元1079年12月29日，聖諭下發，蘇軾離京，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就此了結。
“烏臺詩案”是宋代第一起震動朝野、影響深遠的“文字獄”，也是北宋後期黨爭的一次惡性發作。“烏臺詩案”儘管有“政治案”的成分，但至少在形式上，還是按照一個“普通法律案”來處理的。可以從“烏臺詩案”的進展，看到宋朝政治與司法制度的一抹文明底色。正是這文明底色，使得“烏臺詩案”不同於明清時期的“文字獄”。一句話，雖有因詩定罪，卻無因詩殺頭。
明朝的詩禍
明朝詩禍的始作俑者，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有一天到外面遊玩,在一處寺廟牆壁上看見一幅畫和一首詩。畫的是:一個揹著偌大布袋的和尚;題詩是: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競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又何妨!朱元璋小時候當過和尚，認為這首詩是明顯諷刺自己的專制統治，惱怒異常,立即派人搜捕作者。結果未找到,便把寺廟的老小和尚全部殺掉。
有個和尚名叫來複,得到朱元彰嘉賞,便寫了一首謝恩詩,句子有:“金盤蘇合來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第一句意思是，珍貴的金盤子、蘇合香非同一般,來自“殊域”,即異域、外地、外國。第二句意思是,來複本人自己覺慚愧,低賤卑微,配不上歌頌賢明君主。這本是一番討好巴結之意,但朱元璋認為:“殊”字,是在罵他為“歹朱”，“無德”是罵他缺德，一怒之下，下旨斬首來複。
皇子們的老師張信,有一天選唐朝杜甫的一句詩“舍下筍穿壁”作為字帖。朱元璋看了大怒，認為是在譏諷王子們不成才,象空心的竹筍子,長大後個個當“穿壁”的小偷和強盜，因而把張信抓來腰斬示眾。
清朝的詩禍
清朝詩禍多發生在雍正、乾隆年間。
雍正時,舉人汪景琪在撫遠大將軍年奠堯處當幕僚,著《西征隨筆》一書,吹捧年奠堯,並有詩句“皇帝揮毫不值錢”,諷刺雍正皇帝的父親康熙皇帝。汪景琪被判處極刑,梟首示眾；妻子發遣黑龍江給駐防兵當奴隸；兄弟侄兒等,有官的都革職,全部充軍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五族之內的親屬,作官的一律革職,由地方官監督,不準走出縣境。
還是雍正,有個秀才在窗下讀書,忽然一陣清風吹來,吹亂了書頁,他順口吟道:“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不久被人告發,說是在罵清人沒有文化,亂查禁書、焚燬圖書,因而被殺頭。
乾隆號稱中國最喜寫詩的皇帝，據記載，所作的詩詞總量達到了42613首。但乾隆在製造詩禍上，與他爹雍正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極。
公元1767年,蔡顯在《閒閒錄》中引古人紫牡丹詩:“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被認為是在罵清庭為“異種”,搶奪了朱氏明朝天下,蔡顯被判處斬首,兒子被判處死緩,給這本書作序、刻印、發行的二十四人,全部充軍。
乾隆四十一年,禮部尚書沈德潛《國朝詩別裁》一書中也引用了“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這首詩,查出時人已死,被剖棺斵屍。
乾隆二十二年,內閣學士胡中藻著《堅磨生詩鈔》,被摘其“一把心、論濁清”一類詩句十多句,判處凌遲。
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樓”詩:“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被砍棺戮屍。
明清兩朝的詩禍有幾十次,是文字獄的一個主要內容。從詩禍的原因和內容看,大多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內部鬥爭,有的是黨派傾軋,有的是神化皇權;有的事出有因,有的是在雞蛋裡挑骨頭。
剖析中國曆朝歷代詩禍發生的要素，主要原因是動盪的社會背景、極端的君王個性、缺失的文化自信和無恥的小人作亂。這些要素一疊加、一踐行，就給中國的詩歌文化增加令人心驚膽顫的一縷縷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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