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周王室對各諸侯國控制力下降，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模式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政治模式所替代，形成了以大諸侯國為中心的政治邦交形勢，諸侯國之間充斥著殘酷的軍事鬥爭，晉國與楚國之間的爭鬥，呈現出強烈的南北衝撞的特徵。晉國為打破晉楚的“力量均勢”，率先採用“聯吳制楚”的戰略，而楚國為了打破“晉吳聯盟”的局面，制定“聯越擾吳”的策略來壓制吳國，從“聯吳制楚”到“聯越擾吳”的轉變，不僅是一種獨特的邦交策略的轉變，而且對於春秋爭霸重心的遷移具有深遠的影響。
春秋時期周王室逐漸衰微，外加上封建關係逐漸瓦解，晉、楚成為勢均力敵的兩大諸侯國，諸侯國之間的利益爭鬥形式加劇，“聯吳制楚”與“聯越繞吳”兩種模式應運而生
西周初年，周王室衰微，封建關係在東周時期徹底瓦解。呈現出新的特點，以天子、諸侯和貴族之間的分權時代格局下，歷史呈現出“統一”和“破碎”的雙重特徵。到了東周時期，親族之間的血緣關係開始縮小，地緣社會開始放大，即使從表面上來看，社會處於一種“破碎”的狀態，但是實際上已經開始孕育出新的“統一”傾向。
春秋初年，周王室對各個諸侯國控制能力的下降，一些實力強大的諸侯國為了爭奪領土，恃強凌弱，打破各國之間約定俗成的規約進行兼併他國的侵略活動。
可見當時諸侯國之間的矛盾複雜，各國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利益關係，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些諸侯國之間有時會建立良好的邦交關係，有時會反目成仇。
在政局如此紛亂的情況，各國憑藉自身的實力爭奪領土，形成了天下割據的局面。此後，齊桓公，楚莊王，晉文公等相繼稱霸，在這樣的政治軍事鬥爭大環境下，各國採取了特殊的聯合結盟策略，也就是所謂的“邦交”政策。
根據有關歷史文獻記載，“邦交”這個概念最早出自《周禮•秋官•大行人》：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這說明邦交是春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主要外交策略。
當時，楚國和晉國是同時崛起的兩個勢力。但是，楚國的地理位置比較靠近南方，經常對北方的一些諸侯國進行侵略活動，晉國的地位並不穩固，南北兩大爭霸勢力的存在，必然會引起激烈的戰爭。
與此同時，楚國還與秦國建立了友國的關係，齊國受政治形勢的影響，背離了和晉國之間的約定。齊、秦兩大諸侯國的這種行為無疑對晉國的霸主地位產生了極大的不利影響。再加上邲之戰中晉軍的失敗，導致晉國元氣大傷，陷入孤立狀態的晉國開始了“聯吳制楚”的計劃。
這項計劃，確實收到了令人滿意的成效，楚國勢力被大大削弱。面對著這種局面，楚國統治者也開始制定新的邦交政策，來抵禦晉國和吳國的政治攻擊，由此開始了“聯越擾吳”的邦交策略。
從“聯吳制楚”到“聯越擾吳”的轉變，符合諸侯爭霸激烈的局勢，形成了春秋時期獨具特色的邦交主線
春秋早期，中原絕大多數地區都面臨著“北狄”和“南蠻”的夾擊，政局十分不穩定。齊桓公打著“尊王攘夷”的獲得了中原許多地方的領導權，並通過多次戰爭提升了自己在諸侯國之間的威望。
齊桓公在召陵會盟諸侯，成為春秋時期的霸王。這個時候，楚國在漸漸崛起，雖然齊國當時的實力依舊十分強大，但是在剛剛興起的楚國面前，齊國已經顯得黯然失色。
在繼楚國之後，一個新興的諸侯國晉國也應世而起。這兩大諸侯國，是齊國之後春秋時期的又一大國。晉文公自晉國政權建立以來，實行通商寬農、明賢良、賞功臣的政策，晉國國力大增，使其成為了楚國的頭號強敵。
楚國和晉國之間爆發了激烈的軍事鬥爭，分別於公元前632年，公元前627年，公元前597年，爆發了城濮之戰，鄢陵之戰和邲之戰。戰爭的頻發，使得諸侯國承受了巨大的損失。
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獲得有力的軍事支持，楚國與秦國建立了友國關係，並且楚國還多次通過聯姻的形式加強與秦國之間的聯繫。秦國當時的實力也很強大，有了秦國作為強有力的後盾支持，楚國自然在許多方面都勝過晉國百倍。
那些弱小的諸侯國，因為害怕像楚、秦這樣的大國，都不願與晉國交好，晉國陷入了被孤立的處境。為了打破這種僵局，晉國開始推行“聯吳制楚”的邦交政策。晉國之所以能夠實施這一邦交政策，其實和楚國的叛臣申公巫臣有很大的關係。
申公巫臣因為與楚國的令尹子之間有很深的矛盾，擔心被迫害，於是決定逃亡到晉國，楚王在知道這件事以後，派人殺了申公臣一家，申公臣發誓要報仇，所以投奔晉國後，便主動要求出吳國。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業。”
——《左傳》
巫臣這次出使吳國，取得很大的成效。晉國與吳國建立了友好的盟友關係以後，“聯吳制楚”邦交政策很快見效。吳國頻繁襲擊楚國。自公元前584年開始到公元前479年結束，吳國和楚國之間一直處於戰爭狀態。
在這長達一百零五年的時間裡，吳國和楚國之間的戰爭在數量上和規模上都明顯的超過了同時期晉國和楚國之間的戰爭。吳國成為壓制楚國的軍事強國，吞併了楚國的許多領土，給吳國本身帶來很大利益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晉國頭號強敵的實力。
楚國實力被吳國削弱以後，楚國國內一片救亡之聲。當時秦國作為楚國的得力盟友，給予了楚國許多軍事上的支持。在楚國遭受到吳國重創的時候，秦國派出大批軍隊支援楚國，同時楚王也派遣使臣前往越國鼓動越國從吳國後方進行攻擊—這就是後來的“聯越擾吳”政策的開端。隨後，吳國和越國之間展開了反覆曲折的戰爭。
吳國與越國之間也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根據許多史書的記載，自“聯越擾吳”政策實施以來，吳國和越國之間大大小小，前前後後展開了多場戰爭。並決定最後在吳國北上的會盟黃池時大舉進攻吳國。越國的這個偷襲取得巨大成功。在許多史書中都有記載：
“越王聞吳王伐齊......以絕吳路。敗太子友于始熊夷，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
越國最後取得吳越鬥爭的勝利，“聯越擾吳”邦交政策也通過實踐證明了其合理性，二者形成了春秋時期獨具特色的邦交主線。
從“聯吳制楚”到“聯越擾吳”的轉變，不僅打破了傳統的戰爭思想，開創了新的模式，而且對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邦交策略起到一定的影響，同時對後世起到了借鑑作用
從表面上來看“聯吳制楚”的邦交政策是晉國爭霸衰落的產物，但是實際上，正是這個邦交政策的成功實踐，才使得晉國在和楚國的軍事對抗中，獲得絕對上風的有利地位，使得楚國的實力大大減弱並達到自身的戰略目的，使楚國陷入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面，從而快速的將楚國拉下霸主之位。
其次，“聯吳制楚”也為吳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在晉楚鬥爭中，吳國不僅學習到了先進的軍事技術，同時也學習到了新興的教育理念。在吳國伐楚的過程中，吳國順帶滅到了了周邊的小國，擴大了領土，提高了在諸侯國間的威望。
而楚國的“聯越擾吳”在本質上其實是晉楚爭霸的延續。這個邦交政策的實施，對楚國來說可以是有利有弊。一方面，“聯越擾吳”使得楚國的許多人才外流，導致楚王治理國家時缺乏得力助手的幫助，容易導致政局不穩。
另一方面，在和越國的聯合當中，楚國一直處於某種不平等和被動性的狀態。這對於恢復楚國本土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是十分不利的。但是，對於越國來說，越國確實是實實在在的受益者。《史記》中記載：
“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水，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禮於周王。周元王使賜勾踐胙，封為伯。”
對於越國來說，此次聯盟，給自身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國家實力大大增強，因此越王勾踐有底氣號稱霸王。春秋時期的邦交戰爭，使當時的戰爭呈現出多維面相，構成了春秋時期邦交策略的兩條主線。從“聯吳制楚”到“聯越擾吳”的轉變，不僅打破了傳統的戰爭思想，開創了新的模式，而且對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邦交策略起到一定的影響，同時對其他諸侯國及其他諸侯國的戰爭思想起到了借鑑作用。
參考文獻：
《史記》
《戰國策》
《左傳》
閱讀更多 文史收納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