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裡的窮人

國務院裡的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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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同意陳永貴搬出釣魚臺的請求後，中央機關事務管理局積極給陳永貴找房子。1975 年 8 月中旬，陳永貴從釣魚臺搬到交道口一個衚衕的小院裡。這個小院分為前後兩個院，前院住了一個警衛班，後院住著陳永貴和他的秘書焦煥成、警衛參謀張銀昌、炊事員郭石頭、司機湯佔祥。這些人中，除了司機以外，其餘幾位都是陳永貴從昔陽帶去的。小院房間很多，足可供幾十人居住，院裡彩電、電話、乒乓球桌等那個時代的傢俱一應俱全。中央給陳永貴配了兩部車，一部大紅旗，一部日本進口小車。

搬出釣魚臺後，按規定應該給陳永貴配一名服務員。陳永貴說 ：“來一個年輕姑娘很不方便的。”管理局說 ：“也可以派一個歲數大一點的。”陳永貴說 ：“歲數大一點兒照顧我更不合適，就我這幾個人一塊兒過吧。我就一個人，用不著那麼多人照顧我。”於是，這個小院就成了青一色的男人世界。

陳永貴因為是副總理了，所以周總理曾建議讓他拿工資。但他經過慎重考慮，認為還是不拿工資好。中央又考慮到陳永貴的家屬遠在山西農村，理應轉成城市戶口，搬到北京住。陳永貴經過再三考慮，覺得把家搬進北京來不是辦法，留在村裡還可以參加勞動，自己回去還有住處，因此堅決不幹。他說：“我住在北京，家裡人還住在農村，還可以參加勞動，喂喂豬、喂喂雞，掙大寨的工分，靠勞動吃飯。不僅他們的戶口不能轉，我這個副總理也不轉城市戶口，還是在大寨分口糧。”

為此，大寨還是照陳永貴在大隊時那樣，一年給他記一個出滿勤的勞動力工分，一個勞動日分 1 元 5 角錢。這 1 元 5 角錢當時可以買 3 斤豬肉。大寨村幹部知道陳永貴在外面花銷大，曾打算給他補助 40 元錢，他堅決不要，說 ：“我拿了省裡的就不能再拿村裡的。吃雙份糧是剝削。”

陳永貴要買糧、買菜，抽菸、喝酒，加上不斷有客人來，靠工分分紅顯然不夠用。1974 年以前，山西省委考慮到陳永貴兼著昔陽縣委書記、晉中地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經常到省、地開會，又要到外省去作報告，光靠大寨工分這幾個錢是不夠花的，就按省級領導幹部待遇，每月補助他60塊錢，後來又提高到 100 元。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每天的生活補助是1 元 2 角，這樣陳永貴每月就有了 136 元錢的補助，外加大寨一個勞動力的工分，就是全部收入。這錢由警衛員張銀昌管理，到月底就掏出一個本子給他算帳，買了什麼，花了多少。

陳永貴住到交道口小院後，人們去看他比在釣魚臺方便多了。大寨、昔陽到北京去的人多想去看看他，山西省的一些老同志到中央開會，也經常去看望他，有人去了甚至就住在那裡。客人去了吃飯、喝茶、抽菸都是陳永貴管，這無疑是一筆很大的開支。又加上北京的一些老同志經常到他家去，喜歡吃他家廚師做的山西拉麵，這樣一個月下來，他那幾個工資顯然應付不過來，常常是入不敷出。工作人員想按中央規定申請一點客飯補助，陳永貴不讓，說 ：“我個人的客人，怎能讓公家出錢？”

有時政治局、國務院開會，中午不能回來，到了月底，不是懷仁堂，就是中南海的賬單子就送到“陳辦”來了，上面列著“首長本月開支”：某月某日，煙一盒，× 角 × 分 ；某月某日，午飯一頓，多少多少。就連政治局開會喝的茶，人民大會堂每月都要開出收費單來。這都得由張銀昌登門付帳去，一分也少不得。有時陳永貴也對著這些賬單說：“我就知道進了北京費錢！

這還是家沒有往北京搬。要是一起進了北京，那麻煩可就大了。”

1975 年 10 月，我到北京開會，順便去看陳永貴，覺得陳永貴比在釣魚臺住著時情緒好一點，生活也比在釣魚臺方便，能吃上家鄉飯。我說 ：“你這缺什麼，我給你弄一點來。”陳永貴說 ：“你可不要給我捎東西了，捎來倒是添麻煩。前一段你給我捎來莜麵、蕎麵，陳錫聯、紀登奎來看我，我留著他們吃莜麵推窩窩、蕎麵餄餎。他們說‘多年了沒有吃上這飯’，以後過兩天就跑來改善生活。不光他們來，還帶著別人來，哪能應付得了？”

我說 ：“這用不了幾個錢。”

陳永貴說 ：“我現在當了官了，你看看，房倒住得不錯，可什麼貴重東西也沒有。其他東西我什麼也給不了你，我知道，就是有，給你你也不要。書倒是發得不少，你愛看書，你看看願看什麼就拿上看吧。”

我到書架上看了一下，說 ：“你這書我都有。就是有套《張國燾回憶錄》沒有讀過，我拿上看看。”

中央規定副總理、副主席、副委員長以上的幹部，由北京市二商局發給特供本，拿著這個本差不多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到。陳永貴說 ：“特供的東西我什麼也沒有買過，你跟銀昌要上，看需要買什麼東西，買一點兒。”我說我什麼也不買。

陳永貴的嗜好是飲酒、抽菸。高興了，一次能喝二斤酒。煙癮特別大，靠他那幾個錢是買不起好煙的。在家時，陳永貴是種煙好手，也是炮製旱菸的專家。大寨大隊當時也像其他大隊一樣，每年總要種煙，然後分給村裡的菸民自己炮製。陳永貴當了副總理，進了北京，經常在政治局開會，接見外賓，總不能在脖子上再掛上一條旱菸袋，就只好買紙菸了。他的經濟收入不允許他抽好煙，有一種煙 1 角 3 分錢一包，在北京買不到，只有太原一家賓館有，所以陳永貴每次到太原就買一大包帶回北京。後來這種煙沒賣的了，他便買3 毛多一盒的“前門”煙。這樣，他的收入還能應付過去。

陳永貴抽菸的方法與眾不同 ：劃一根火柴，點上沒有過濾嘴的煙，第一支快抽完了，離手指不遠的時候，就把第二支在桌上頓一頓，上截就有一個口口，把前一支塞在裡邊，動作非常準確、連貫。他這樣一根接一根地抽著，抽上半天，煙抽了有七八支，也只留一個菸頭。外國人看了非常驚奇，國外不斷有報紙報道陳永貴的抽菸法。

陳永貴還要考慮兒子在村裡唸書，要出學費 ；還有孫子，爺爺回去不能不給帶點玩具 ；還有鄰居親戚，也得買點吃的、穿的。俗話說開門七件事，陳永貴卻不止七件。這樣一來，問題可就大了。張銀昌是管帳的，知道他的家底，就想了一個辦法，每次回大寨就把永貴家裡的棒子麵、小米塞進臥鋪車廂，跟農民趕集一樣，一包一袋把軟臥車廂塞得滿滿的帶進北京。按照陳永貴的級別，即使坐火車也是一人一節軟臥車廂，他卻說 ：“講那個排場幹什麼？一起坐。”

首都人吃飯也憑糧票，總不能把大隊分的玉米也往北京拖。怎麼辦？張銀昌將玉米拖到縣城糧食局去換糧票，一斤換九兩，還得是全國糧票，到北京再換成麵票。麵條是兩角五分錢一斤，有時回大寨，還從北京買了帶回去。

陳永貴帶的第一個廚師是他舊社會認下的一個做飯的朋友。陳永貴進了北京，難忘舊情，就帶在自己的身邊，想讓老朋友跟上享幾天福，見見大世面。雖然這個廚師人品好，手藝也不錯，但畢竟是老了，而且只會做昔陽風味，最要命的是他用北京的富強粉拉不成山西拉麵。無奈之中，身邊人建議另換一個年輕些的、手藝高些的，於是從大寨接待站調去了郭石頭。後來，石頭想轉戶口，吃供應糧，陳永貴說 ：“我還是農村戶口，你轉什麼戶口哩？”

人們到北京去看陳永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的是時間多了沒有見面，正好到北京有事，就想去看看他，有的是得了重病，讓陳永貴幫忙找醫生檢查、治療。一去了就在他家吃飯或是住下。大家知道他的錢不多，有的去了也帶點吃的，交給大師傅或是張銀昌，一般是不讓陳永貴知道。可是有時候也瞞不過他，一經發現就要追問個水落石出，再三叮嚀一定要給人家付錢。過幾天他又會問錢給了人家沒有，張銀昌只好說“付了，付了”，其實並沒有付。這錢是無法付的，帶東西的人怎肯再收這點錢？

陳永貴在北京的飯食很簡單，早上喝小米稀粥，啃個饅頭，吃點老鹹菜，中午最多兩個菜。有時他也買點豬肉或者羊肉，基本不吃雞、魚。有一次算帳時，他見賬單上有雞，就問 ：“什麼時候吃過雞？”張銀昌只好如實回答 ：“有一次 ×× 首長來不是加了個菜？”

人總是有來往的。住在北京的老同志來了，有時也給他拿點東西，可是不能只來不往呀，人家給他送了，他也得給人家送一點。沒錢買，他就想出了一個窮辦法 ：東家送給他的禮物他送給西家，西家送的他送給東家，只要不原物奉還就行。

1979 年，陳永貴請求辭職。他的辭職申請批下來後，國務院那 36 元補助便沒有了。接著，根據中央安排，國家把他和他的老伴及一個小兒子、一個大孫子四口人的戶口轉到了北京。他的工資定為 200 元，一家四口都要靠那 200 塊錢生活。這時，他就又抽起了旱菸，用上了早先掛在脖子上的煙桿。

陳永貴是中央高層領導裡的窮人。他從當支部書記起，到離開副總理的職位，沒有改變冬天黑馬褂、夏天白布衫，頭扎白毛巾的裝束。這件事情曾讓毛主席很感慨，一次開會時，意味深長地說 ：“永貴哪，你的官做得那麼大了，還是那個裝束！”

來源：《大寨·陳永貴——我的回憶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