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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有哪些？
自然資源領域風險日益複雜多元
自然資源，是指天然存在、有使用價值、可提高人類當前和未來福利的自然環境因素的總和。風險是災害、危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及其產生的後果。與自然資源密切關聯的風險，不僅限於傳統的自然災害，這次疫情就是自然資源風險的另一種擴展。
對傳統認知中的自然災害防治，2018年10月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作出系統部署，提出建立高效科學的自然災害防治體系，提高全社會自然災害防治能力。而相對於自然資源之“險”，自然災害只是冰山一角。這次疫情向我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防治傳統自然災害的同時，必須立足生態文明建設的廣闊視角，以憂患意識、問題導向，對涉及自然資源管理領域的風險與災害，進行再檢視、再研究。
對自然資源領域的風險，根據突發性、複雜性等程度，不妨從3個層面進行把握。
一是“常規”有形的、局地的突發性自然災害，如干旱、洪澇、滑坡泥石流、風暴潮、森林草原火災和有害生物大面積成災。這些自然災害有邊界，監測預報、緊急避險、系統救援在“防抗救”體系中有基本成熟的舉措，其影響的空間、時間範圍有限，應對上屬於戰術級別。
二是有形但較為系統的、緩發性的自然災害與風險，如植被退化、土地荒漠化及赤潮、綠潮等水域生態系統退化。這類風險是跨年度、趨勢性的。野生動物保護與管理不善，傳播病毒導致疫情，也是一類長期隱患。這類風險在監測上尚缺乏充足完備的數據，致災因素還要進一步探究。應對上，需要構建監測監管體系，同時更大程度對“下游”人類活動的引發因素進行管制。這類風險成因與後果牽涉更廣，防範應對上屬於戰役級別。
三是交織在自然環境因素中的趨勢性、系統性、全域性生態風險。工業化迅猛發展，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攫取，打破了生態系統原有的循環和平衡，積累著難以逆轉的、由量變到質變的風險。如：永久凍土、冰川大規模消融引發的生態連鎖反應；華北地下水超採導致的水系流域乾涸等等。這種危機不是迫在眉睫，但自然資源“用之不覺，失之難存”，風險在臨界點之上時四海昇平，突破臨界可能天翻地覆。數十年來，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的“百年不遇”的颱風、暴雨、高溫等極端天氣，在未來幾十年看也許已是尋常，或許還有不可思議的“千年不遇”。預判、應對此類趨勢性、整體性風險應是戰略性的，或需要舉國之力，在“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協同治理、紓緩風險，確保在發展中不犯顛覆性錯誤。
山水林田湖草和動物、人類相生相息、休慼與共。以上3個層面的風險往往會引發、疊加成為系統性風險。此次疫情也表明，區域風險極易演化為經濟社會全局性風險。因此，必須著眼大局，時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謹慎、見葉知秋的敏銳，既要警惕和防範自然資源領域某一方面的重大風險，也要密切關注全局性、系統性的風險。
風險在哪裡？
通過自然資源調查監測摸清底數
防範上述各層級自然資源相關風險，氣象、水利、農業、生態環境、應急管理等戰線各有職守，但自然環境因素的急劇變動是本底，調查底數、摸清邊界是一切行動的根基。
對這項打基礎、利長遠的系統工程，自然資源部門責無旁貸。一方面，只有識別、監測自然資源風險隱患，才能科學預測、預警、預防；另一方面，打牢調查監測的基礎，才能做好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國土空間開發適宜性評價，在維繫生態系統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生產、生活。
今年1月，《自然資源調查監測體系構建總體方案》發佈，旨在通過各類調查，對地下資源、地表基質層、地表覆蓋層、管理層數據進行準確統計和分析應用，實現自然資源的立體化、精細化綜合管理。風險隱患的摸底分析也是其題中之意。相關條線工作一直在推進，如地調系統摸清了全國約28萬餘處地質災害隱患點；水利系統對全國水文情報、大江大河險段數據也有常年的積累。
野生動物資源普查事關疫源隱患。作為自然資源調查監測體系中的一個專項，這項普查每10年進行一次。當前，全國第二次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正在進行，內容不僅包括野生動物的分佈、棲息，還包括馴養、利用及貿易狀況。這項成果將為當前全社會關注的野生動物禁食名錄、產業規模、隱患防控等提供翔實的數據掌控。其中，對“疫源野生動物”可進行更詳細的專項調查，為野生動物保護、生物安全、生態安全的立法、執法提供確鑿依據。
東北林業大學教授張明海表示，在完成全國第二次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的基礎上，應構建全國及地方野生動物資源長期監測平臺，形成一套野生動物和生態安全的預警系統，包括災害預警、疾病預警等。他建議，應堅持長期監測，建立野生動物資源的大數據，根據各項數據變化趨勢及某些疫源疫病傳播趨勢，進行生態安全預報預警，進而採取對策。
《自然資源調查監測體系構建總體方案》明確，要建成自然資源日常管理所需的“一張底版、一套數據和一個平臺”。業內人士指出，將各類自然資源災害及風險彙集到一個平臺上，加大科技支撐，通過監測設備與物聯網和通信技術的集成，構建預報、預警和應急的信息化、智能化平臺，實現災前、災中、災後全生命週期動態管理，將全面提升防風險的分析、預警、處置能力。
自然資源“一張底版、一套數據和一個平臺”更重要的作用是分析評價調查監測數據，揭示自然資源相互關係和演替規律。不僅要明白風險是怎麼發生的，還要明白風險為什麼發生，摸清自然資源的穩態與動態、量變與質變、漸變與突變、極限與適應、原因與結果。只有這樣才能對症下藥、綜合施策，才能對相關風險“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
風險如何防控？
從立法與治理上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
進入新時代，“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本方略逐步體現為國家管理制度，我國制定了數十項涉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改革方案。在這一治理體系中，監測、識別各類自然資源相關風險只是基礎，防範各層級的風險及系統聯動，要在此基礎上從頂層設計、重點任務、協同治理方面不斷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
比如，疫情阻擊戰後，相關立法要站在國家安全體系的高度謀劃。2月24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僅是在系列修法之前，確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制度，定下了修法基調和導向，後續立法還應全面查漏補缺、補齊法治短板，將安全價值(如生態安全、生物安全、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真正置於更重要位置。
就新冠肺炎疫情揭示的生物安全風險，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周珂表示，生物安全立法承載的功能很多，納入國家安全法的體系要輻射各有關立法，包括環境保護立法、野生動植物保護立法、防疫立法、畜牧業立法、生物技術立法等。
有關專家建議，應基於堅持維護國家安全、自然資源安全、生態平衡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原則精神，加快制定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相關法律，為資源安全、生物安全、生態安全的維護築起法治的制度屏障。
就傳統自然災害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國家正在推動若干重點任務和工程。在自然資源領域，除災害風險調查和重點隱患排查工程、自然災害監測預警信息化工程之外，正在實施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修復工程，恢復森林、草原、河湖、溼地、荒漠、海洋生態系統功能；實施海岸帶保護修復工程，建設生態海堤，提升抵禦颱風、風暴潮等海洋災害的能力。相關領域正在實施地震易發區房屋設施加固工程、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地災綜合治理和避險移民搬遷工程、應急救援中心建設工程、自然災害防治技術裝備現代化工程，等等。
打好“防風險”戰略主動戰，還要在生產建設中科學、協同治理，不製造新的風險隱患。一是方向上按照大自然規律活動，根據區域資源稟賦與環境條件，明確農業生產、城鎮建設的最大合理規模和適宜空間，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二是在治理體系、監管執法中加強部門間、部門與地方間的協同。如野生動物管理中嚴打盜獵、規範養殖、檢疫防疫的每個環節都要嚴格扎牢，否則隱患就無法肅清。在治理中，不能各管一攤、相互掣肘，必須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並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治理。
疫情大考啟示並警醒我們，自然資源管理和相關部門必須全面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持續推進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改革，提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確保各類自然生態系統安全穩定，不斷築牢國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根基。 (喬思偉 楊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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