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酒文化故事》大講堂第二十二講——酒故事之十、十一、十二

4月1日晚8：30，由中國網·中國酒頻道主辦、宜賓學院中國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郭五林教授發起並主持的《中國酒文化故事》大講堂第二十二講——《“中國酒的第一”故事之十、十一、十二》圓滿結束。

本期，郭教授為我們分享了歷史上國家如何管理酒以及歷史上的酒禁事件與原因。在直播中，郭教授直擊了某些不文明的飲酒行為，並呼籲大家要適量飲酒、文明飲酒。

（郭教授正在直播中）

中國最早的酒類專賣

“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見宋竇蘋撰《酒譜•酒之事三》。

中國最早的酒類專賣——榷酒酤，始於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官府控制酒的生產和流通，獨佔酒利，不許私人自由釀酤。這與當時對外用兵，需廣開財源有關。

中國第一次廢除酒類專賣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榷酤。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佔租(自報應納的租稅)，賣酒升四錢。”清陳夢雷、蔣廷錫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輯錄《經濟彙編•食貨典•酒部匯考一•漢》。

這個政策並未實施太久，便被廢除了。

武帝死後，榷酒酤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的鹽鐵會議上遭人反對，遂被取消，改徵酒稅，即允許個人賣酒，但每賣1升上繳四錢酒稅。

郭教授普及到，歷史上酒類專賣的建立到廢除，這種轉變，事實上，就如同當下由酒類專賣局的形式轉向成為了酒類促進局的功能。

中國歷史上最嚴禁酒令

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農民豐收後酗酒鬧事，因此，文成帝為此下令禁酒。《魏書·刑罰志》中記載：“太安四年(458年)，始設酒禁。是年，年穀豐登，士民多因酒致訴訟，或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賓親則開禁(解除禁令)，有日程。”

非但如此，這一禁令還前所未有的嚴酷，竟規定“釀、沽、飲，皆斬之。”違令者，不光是喝酒的，就連釀酒與賣酒的也一併處斬。

中國第一次提出豁免口誤

中國歷史上最嚴禁酒令實行時間並不長。約7年後，北魏獻文帝拓跋弘即位（465年―471年在位，廟號顯祖），便第一次提出“除口誤，開酒禁。”即，對於喝醉酒的人所說的話不予追求責任。

郭教授打趣到，這或許也是，醉話不必當真的起源吧。

從歷史上的酒禁說起

隨後，郭教授將以上幾點看似毫無關聯的酒文化知識點，合理串聯，為我們著重講解了中國歷史上的酒禁事件。

早在

西漢初期，漢律規定嚴禁三人以上“無故群飲”，否則罰金四兩；漢武帝時法律禁止賣酒給群飲者，只有國家規定的喜慶節日裡群飲才是合法的。

實際上，魏蜀吳三國都曾實施過禁酒令。其中國勢最弱的蜀國甚至曾因天旱而禁酒，其法令之嚴苛，竟規定家中藏有釀具與釀酒同罪（見《三國志•蜀書•簡雍傳》），那無疑是因為旱災時糧食欠收。在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由於災荒頻繁，酒禁之令可謂史不絕書，並且大多災民是因為“歲飢”、“年穀不登”或“谷貴”的緣故。

郭教授指出，中國古代酒禁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因為釀酒需要消耗大批糧食，而戰亂和自然災害會使糧食大幅欠收，老百姓連飯都吃不上，若還要用大批糧食釀酒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

酒後失德，自然也是人們擔憂的後果之一。中國曆來有“酒能敗德”之說，慣於“酒色”並舉，視為對道德、政事特別嚴重的潛在危害。

事實上，中國人並不將酒視為“罪惡”或“邪惡”，飲酒本身也並不被視為“罪行”，尤其如果不過量的話。

在中國，即便是再嚴厲的酒禁也不可能持久，因為民眾始終不可壓制地有飲酒的需求，在亂世裡，飲酒還尤其能安撫人心，所謂“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怯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見《石林詩話》），這也解釋了為何在魏晉這樣的亂世中，會出現那麼多人讚頌酒的好處，而那些對現世苦悶的隱士們則更是如此，無論是“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都曾被後世視為酒神，以至於魯迅專門寫了一篇《魏晉風度與藥及酒之關係》。

此外，國家也需要從酒稅中獲取收入。據《北齊書·後主本紀》記載：武平六年（575）閏八月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這在唐代得到了延續，從酒類的製造、銷售中獲取酒稅成為國家的正當收入，只是朝廷的政策隨著時勢不斷變化：時而禁酒，時而榷酒；時而壟斷官營，時而開禁徵稅。

在飲食方面，中國人向來很少有什麼特定的禁忌，龔鵬程在《生活的儒學》一書中話說：“從比較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國人的禁食範圍最窄，幾乎什麼都吃。”即便是酒類這樣很多社會都曾從宗教上嚴厲禁止的事物，在中國歷史上也執行得並不嚴格，而且常常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波動；國家雖然多次禁酒，但多是出於實用性目的的臨時舉措，至於在全社會層面上達成禁酒的共識、或像美國那樣，宗教理由的禁酒上升為國家政策和法規，那可說是從未有過。

維舟《為什麼中國人幾乎啥都吃——從歷史上的酒禁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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