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復技術的歷史與書籍發展史息息相關，在中國擁有上千年的流傳史。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脆弱的書籍經過聚散轉手、天災兵焚，許多遭受損毀，有的甚至千瘡百孔、破爛不堪。修復古籍不僅要“整舊如舊”，保留文獻的裝幀風格，還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歷史信息。2008年6月，古籍修復技藝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古籍修復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典籍博物館文獻修復室，杜偉生坐在座位上，他面前的工作臺上擺放著已經修復好的被大理石壓著的古籍書頁，桌面上還放著漿糊、毛刷、噴壺等工具。杜偉生是國圖古籍館研究館員，也是古籍修復技藝的代表性傳承人。
“我是給書看病的，能救書的命。”
杜偉生2米長的工作臺，好像一張為古籍續命的時光機，讓經歷歲月打磨的古籍重現光彩。
只見他用噴壺灑一片水霧，將書頁字面向下舒展在工作臺上，接著手持毛刷將書上的破洞邊緣打溼，再將竹紙託補上，用鑷子將邊緣移除，就這樣，一個2釐米見方的破洞在他手下補好了。
妙手回春
古籍保護傳承的作用不僅是讓紙張留存，留下的還有古人的文化和智慧。國家圖書館館藏的《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八卷》是東晉時期葛洪撰寫的一本醫書，書內記載了古人治療寒熱瘧疾的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中國科學家屠呦呦正是從這段話中受到啟發，獲得了諾貝爾獎。
不過，古籍修復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古籍殘破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這就需要古籍修復師們妙手回春。
“修就是修補、修飾、修整；復就是復原。所謂修書就是把書破的地方補起來、裝起來。修書分三步：拆頁、壓平、恢復。”杜偉生解釋道。
國家圖書館鎮館之寶之一《趙城金藏》剛進館時三分之二受潮，有的甚至和黑煤混合在一起，根本不可辨認。修復師傅採用了“蒸”的辦法，經卷紙被蒸汽慢慢潤溼，每隔幾分鐘取出來晾一下，等到全軟了之後再用細針將粘連的紙頁挑開，最終將古籍修復如初。
在歷史上，“修書”是一個高度繁榮的行業。古時圖書製作難度較大，所以修書人的地位也相當高，甚至會署上修書人的名字。宋代以後，圖書製作成本降低了，紙張也變得更薄，修書就成了一門手藝。在當時的汴梁、臨安，這個行業曾盛行一時。裱褙等傳統的裝幀技術也在那時逐漸發展定型，並沿用至今。
承前啟後
上世紀70年代，杜偉生從部隊退役後被分配到國圖，開始了修書生涯。此前，修書行業採用的是師傅帶徒弟的傳統方式，而杜偉生則享受到了特別的待遇，所有的老師傅都教他。
“那時沒有噴壺，就用刷子往書頁上打水。老師傅打得特別均勻，我很難做到。我就每天午休時，拿著刷子對著地磚練習。”杜偉生說。
除了從師傅們那裡學來技藝，杜偉生覺得學到更多的是作為一名修書人最該具備的態度和素養，這也是一代代修書人傳下來的珍貴財富。
“過去古人把書當做有生命的東西來看。所以老師傅對書也是非常尊重，片紙隻字不能丟。”
在文獻修復室的一角，還擺放著鍋碗瓢盆和一袋袋麵粉。杜偉生熟練地將麵粉倒入盆中，加入水，和麵。這可不是為了做飯，而是製作古籍修復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漿糊。
“我們現在都是用自己提取的澱粉製作漿糊，要選擇合適的小麥澱粉。現在全國小麥有630多種，都需要我們自己選擇。”
使用傳統技藝遵循古法，是古籍修復的原則一。不過，現代科技日新月異，杜偉生對於新科技在古籍修復中的應用既開放又謹慎。
“曾經用一種覆膜技術很先進，用高分子的膜打進去，書破了不用補。但這樣做，書打開以後失去了紙的材質，會反光，而且不親水，這些都是我們堅決反對的。我們老祖宗上千年的東西，相對更可靠。”
吐故納新
當然，科技的發展也給傳統工藝帶來曙光。現在，古籍保護是一門綜合科學，牽涉到化學、物理、文獻學、藝術等多學科。杜偉生曾被一副對聯難倒過。這副製作於100年前的對聯和另一幅畫粘在了一起，用鑷子怎麼揭都揭不下來。這時，杜偉生想到了生物酶。他利用這種天然的新成分來分解粘住紙張的漿糊，成功地揭下了這副對聯。
對於從事古籍修復的年輕徒弟們，杜偉生也有很多期望：“我徒弟十幾人，近幾年新進的只有兩個本科生，其他都是研究生，視野不同，認識不同，知識結構不同。年輕人雖然沒有經驗，但他們用儀器，準確率一點不輸給我。”
我國現藏古籍文獻非常豐富，總數超過3000萬冊，但從事古籍修復的人才不足100人，真正經驗豐富又瞭解相關科學技術的不足20人。但對於這項非遺技藝的傳承，杜偉生卻很有信心。
“紙張肯定會消亡，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這個小眾行業還會存在下去。”
2007年，國家啟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這是新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國家主持開展的全國性古籍保護工程。但杜偉生覺得，在古籍修復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希望再提高一個層次，不僅看修書數量，還應該強調質量，把對書的保護當做一種技藝、文化傳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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