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新劇《清平樂》中，趙禎微服來到汴京的坊間梁家店鋪吃“蜜餞”，還在一邊聽韓琦吐露“錯在官家”觀點的一幕讓人覺得十分有趣。劇中趙禎對此不僅沒有動怒，還深入認真反思，這其實與歷史中的宋仁宗是高度契合的。趙禎回宮後，便下決心對“坊間”的陋習進行改革，其所對應的歷史就是：最大程度打開商貿自由，打破仍存在的“坊市”桎梏，也可以說是北宋最全面的一次“城市改革”。在歷史上，北宋中後期，汴京的餐飲業高度發達，城市建設合理，顯現盛世氣象，根源就是在於宋仁宗對此進行的實質性整改。
《清平樂》“梁家”蜜餞
真相的鏡子：貧富不融（一）
《清平樂》中，梁氏因為是“違法開店”，因此被街霸勒索也不敢報官，其一家反應的實則是汴京無數家普通百姓的經商情況。雖說宋代打破“坊市”的桎梏，但在早期，北宋統治者對百姓的重視程度不夠，以至於唐代禁止“百姓”在坊間營商的陋習被延續下來，而在宋太祖建隆四年，就曾在《宋刑統》中明確規定：“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由此這裡就又出現了因為交通擁擠問題而被排斥的一批商戶，這批商戶，往往都是佔據多數人口，卻又沒有背景的普通老百姓，於是才被延伸成為“大宋律法禁止百姓在坊間經商”的說法。
那麼早期在汴京經商的，擁有著最主要資源的自然是富貴人家了，這就使當時的汴京市場，出現了群體的分歧。當時因為國家局勢的穩定，越來越多的人來到汴京，他們第一時間沒有辦法住在城內，於是在城外自主搭建住所，被稱之為“草市”。《宋會要》記載，在真宗年間，汴京所記錄的城內人口就達到了將近十萬戶，已經接近五十萬的人口，而這，卻還不包括“草市”百姓，這裡就明顯地反映了，汴京城內商業貿易的巨大人口基礎，巨大的人口資源讓“經商者”接踵而來。但又由於，城內城外“貧富”差距的因素，草市百姓經商往往被打壓，欺凌，而街霸肆無忌憚，正是基於不對等地位所堆積的環境。所以，正值青年的宋仁宗，就對這種現象提出要快速整改，其目的在於平衡市場，正式形成商業秩序，破開“坊市”最後的桎梏，讓商業高度自由化、平等化。
所以，這是城市生長的第一個大問題：
暴增的人口和混亂秩序的商業集市。
汴京“鬧市”
仁宗改革：擴大城市空間
天聖年間，汴京城市裡的“土地”不均是常態，不均在於“勢族”、“貴族”佔用大量面積土地，而百姓只能被壓縮到交通公共場合進行謀生，這本就是一種不對等的現象。擴大城市空間，本質是釋放“勢族貴族”所圍起來的地，成為集體經商的公共資源，而對於普通百姓們所佔據的“要道”，則要立法肅清，保證城市交通和管理問題。
①、拆除“勢貴族”非法建築
宋仁宗時期，包拯作為“直言不諱”的主要革新力量，就成為了宋仁宗對“勢貴族”動手的“好夥伴”了。例如《宋史·包拯列傳》有言：“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劵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這一事件，恰好就說明了城市改革的進行，其中“中官勢族”的非法建築，就是靠包拯來執行毀去的，“侵惠民河”，這也體現了當時汴京河道貿易的旺盛，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宋仁宗用包拯作為了這一關鍵的執行者，他直爽不怕陰謀的性格，的確起到十分之大的作用。
②、規範住宅區域
其實比起整治貴族勢力的“奢侈建築”更早的是宋仁宗對城市住宅的改革。住宅在汴京終究是佔絕對多數的，天聖早年，宋仁宗下詔：“京師民居侵佔街衢者，令開封府榜示，限一歲，依元立表木毀拆”。那麼這就意味著，在一年之後，即天聖四年，汴京城若沒有背景硬過宋仁宗改革決心的人，是時汴京的街道交通就會形成秩序，不再是亂象。居民宅不會侵佔“街道”，而百姓也不至於被擠壓到街道上擺攤或者經商，這打造了汴京城市商業分區的雛形。
③、成立“拆遷”機構
改革的巨大沿用性在於制度和機制的建立，《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景祐元年，宋仁宗成立“專事”部門，所針對的就是汴京城內的違法亂象，主要針對的是建築。
“詔京舊城內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毀撤之。遣入內押班岑守素，與開封府一員專其事，權知開封府王博文請之也。”
而“專事”辦的效率也是極高，到了宋仁宗末年，汴京已經形成良好的城市秩序，商販空間大大空餘，不會再造成貧富的區域矛盾，這也才真正地打破所謂“大宋律法不讓百姓在坊間”開店的最後枷鎖。
宋仁宗趙禎
渾濁的商貿：價格亂象（二）
瞬間增長的人口和貿易，給予宋仁宗的反應時間是不夠的，城市問題不斷滋生的同時，市場也並不是晴天，同樣存在亂象。《清平樂》中惡霸受索“保護費”也只是汴京混亂群體的其中一個手段罷了。早在《宋刑統》中，就曾對這類惡霸非法佔有的行為有著嚴格的懲處方案：“借衣服、器物之屬，經三十日不還者，坐贓論，罪止徒一年”。這也說明了，宋太祖時期，這類現象就不可避免，但由於早期的社會紛亂，外界戰爭不斷，內部的細節調整，北宋統治者幾乎無暇顧及，而真宗晚年頹於政事，更是亂象的間接加深者，於是到了宋仁宗手上，改變是急切的，是任重而道遠。
市場的不規範，外力壓迫，又或者是商家之間的貿易價格戰，當時汴京商品市場存在過價格奔潰的情況，這種情況造成的最根本影響是，小型商家沒有收入，從而會延伸出社會安全問題。其實關於商品價格的制定，北宋政府是有著宏觀義務在內的，《宋刑統》第四卷《平贓》有記載：“依令，每月旬別三等估”。可是因為早期的政治環境，令北宋統治者根本沒有下沉到基層的意識，才一而再再而三地疏忽。
改革：執舊規，行新法
①、貫徹舊法，維護市場
《宋刑統》是基於唐代大成的律法而完成的，宋仁宗時期，統治者面對著最亂的現象，但不可否認，也同樣是最好的改革的環境。在整體的商業貿易中，宋仁宗恢復《宋刑統》的嚴格性，從個體到集體，從統一定價到公平對待，保護了“利益少”但是數量最多的普通百姓商戶的利益，同樣還成立執法隊，面對的，正是凌亂的壓迫現象。
②、成立城管大隊：“街道司”兵隊
宋仁宗嘉祐二年，街道司寇利亨正式提出“召五百兵士”，以此作為街道司這個管理組織的武裝管理力量。這就意味著，街道司除了文職上的處理，在深化改革之餘，也開始具備執法的功能。五百兵士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先在維護市場秩序，管理街霸以及亂象，這股力量就十分高效。如此一來，汴京市場的眾多俗成、默認的不良苗頭就被扼殺，保證市場生長。
③、鼓勵牙人增員，充當貿易制衡者
宋代的商業是個傳奇，那麼這個傳奇的背後，也少不了推手：牙人。牙人即中介，在北宋早期的促進貿易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仁宗時期，商貿劇增，除此之外的就是從生活到大宗商品交易的累增，牙人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其也越來越多，宋仁宗是支持鼓勵牙人增加的，牙人是市場的催化劑，也是公平的維護者，在某個層面來說，牙人就是商貿的權威，是北宋政府都不可否認的專業人士。
汴京良好的城市秩序
那一顆蜜餞，矯正了一座城市（三）
《清平樂》裡宋仁宗到坊間吃蜜餞這個故事，實則是宋仁宗某天夜裡想喝“熱羊肉湯”的一個典故，只是前者的仁宗是稚嫩，後者真實的那個仁宗是成熟的。真正的仁宗在考慮到若是提出喝羊肉湯，必然會造成別人對此加以利用，輕則每天宰一頭羊，重則還會影響一部分市場，既費羊，也浪費時間，隨即便取消了念頭。由此可見，宋仁宗當年大致是經常微服私訪民間，才深知這世事之故，而劇中的“梁家鋪子”也的確因為宋仁宗的青睞，被汴京的權貴利用炒作，導致蜜餞原料價格升高，梁家因此做不起生意了。
宋仁宗
改革的起端很“戲劇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劇中宋仁宗銳意“除陋”的決心，與現實中實現了改革，都是其親政的一個表現，所以才有了“仁宗盛治”的時代美稱。北宋中後期的繁榮商業，井然有序的城市模樣，宋仁宗的銳意改革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如街道司到了宋徽宗時期，就逐漸變成了“侵街房廊錢”，而牙人集團，在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更是直接被北宋政府招募，成為具有官方身份的“公務員牙人”。深化即可用，從多個角度來說，宋仁宗的舉措的確迅速矯正了汴京這座城市，到了末期，汴梁城數百萬人井井有條的在汴京城有序生活和勞作，比起天聖早期的僅數十萬人就凌亂不堪，區別十分之大。直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才真的是留下一份北宋汴京特殊的“時代圖片”，畫中可看到城管，也可看到牙人的匆忙，而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更是從人文細節角度反映了北宋汴京健康的市場環境，人潮往來，熱鬧是絡繹不絕。
結語：
宋仁宗時期的改革，是汴京城“城市革命”的收尾，這場革命，前期源自於唐代已經自然開始的自發性改變，而宋仁宗則是推了一把手，補齊漏洞，為北宋的商貿打造極佳的土壤以及條件。從制度到秩序，交易到管理，打造的盛世，也是從外城到內城，從紛亂走向平等，仁政不易，且看且珍惜。
參考史料：《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宋刑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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