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新剧《清平乐》中，赵祯微服来到汴京的坊间梁家店铺吃“蜜饯”，还在一边听韩琦吐露“错在官家”观点的一幕让人觉得十分有趣。剧中赵祯对此不仅没有动怒，还深入认真反思，这其实与历史中的宋仁宗是高度契合的。赵祯回宫后，便下决心对“坊间”的陋习进行改革，其所对应的历史就是：最大程度打开商贸自由，打破仍存在的“坊市”桎梏，也可以说是北宋最全面的一次“城市改革”。在历史上，北宋中后期，汴京的餐饮业高度发达，城市建设合理，显现盛世气象，根源就是在于宋仁宗对此进行的实质性整改。
《清平乐》“梁家”蜜饯
真相的镜子：贫富不融（一）
《清平乐》中，梁氏因为是“违法开店”，因此被街霸勒索也不敢报官，其一家反应的实则是汴京无数家普通百姓的经商情况。虽说宋代打破“坊市”的桎梏，但在早期，北宋统治者对百姓的重视程度不够，以至于唐代禁止“百姓”在坊间营商的陋习被延续下来，而在宋太祖建隆四年，就曾在《宋刑统》中明确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由此这里就又出现了因为交通拥挤问题而被排斥的一批商户，这批商户，往往都是占据多数人口，却又没有背景的普通老百姓，于是才被延伸成为“大宋律法禁止百姓在坊间经商”的说法。
那么早期在汴京经商的，拥有着最主要资源的自然是富贵人家了，这就使当时的汴京市场，出现了群体的分歧。当时因为国家局势的稳定，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汴京，他们第一时间没有办法住在城内，于是在城外自主搭建住所，被称之为“草市”。《宋会要》记载，在真宗年间，汴京所记录的城内人口就达到了将近十万户，已经接近五十万的人口，而这，却还不包括“草市”百姓，这里就明显地反映了，汴京城内商业贸易的巨大人口基础，巨大的人口资源让“经商者”接踵而来。但又由于，城内城外“贫富”差距的因素，草市百姓经商往往被打压，欺凌，而街霸肆无忌惮，正是基于不对等地位所堆积的环境。所以，正值青年的宋仁宗，就对这种现象提出要快速整改，其目的在于平衡市场，正式形成商业秩序，破开“坊市”最后的桎梏，让商业高度自由化、平等化。
所以，这是城市生长的第一个大问题：
暴增的人口和混乱秩序的商业集市。
汴京“闹市”
仁宗改革：扩大城市空间
天圣年间，汴京城市里的“土地”不均是常态，不均在于“势族”、“贵族”占用大量面积土地，而百姓只能被压缩到交通公共场合进行谋生，这本就是一种不对等的现象。扩大城市空间，本质是释放“势族贵族”所围起来的地，成为集体经商的公共资源，而对于普通百姓们所占据的“要道”，则要立法肃清，保证城市交通和管理问题。
①、拆除“势贵族”非法建筑
宋仁宗时期，包拯作为“直言不讳”的主要革新力量，就成为了宋仁宗对“势贵族”动手的“好伙伴”了。例如《宋史·包拯列传》有言：“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劵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这一事件，恰好就说明了城市改革的进行，其中“中官势族”的非法建筑，就是靠包拯来执行毁去的，“侵惠民河”，这也体现了当时汴京河道贸易的旺盛，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宋仁宗用包拯作为了这一关键的执行者，他直爽不怕阴谋的性格，的确起到十分之大的作用。
②、规范住宅区域
其实比起整治贵族势力的“奢侈建筑”更早的是宋仁宗对城市住宅的改革。住宅在汴京终究是占绝对多数的，天圣早年，宋仁宗下诏：“京师民居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一年之后，即天圣四年，汴京城若没有背景硬过宋仁宗改革决心的人，是时汴京的街道交通就会形成秩序，不再是乱象。居民宅不会侵占“街道”，而百姓也不至于被挤压到街道上摆摊或者经商，这打造了汴京城市商业分区的雏形。
③、成立“拆迁”机构
改革的巨大沿用性在于制度和机制的建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景祐元年，宋仁宗成立“专事”部门，所针对的就是汴京城内的违法乱象，主要针对的是建筑。
“诏京旧城内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也。”
而“专事”办的效率也是极高，到了宋仁宗末年，汴京已经形成良好的城市秩序，商贩空间大大空余，不会再造成贫富的区域矛盾，这也才真正地打破所谓“大宋律法不让百姓在坊间”开店的最后枷锁。
宋仁宗赵祯
浑浊的商贸：价格乱象（二）
瞬间增长的人口和贸易，给予宋仁宗的反应时间是不够的，城市问题不断滋生的同时，市场也并不是晴天，同样存在乱象。《清平乐》中恶霸受索“保护费”也只是汴京混乱群体的其中一个手段罢了。早在《宋刑统》中，就曾对这类恶霸非法占有的行为有着严格的惩处方案：“借衣服、器物之属，经三十日不还者，坐赃论，罪止徒一年”。这也说明了，宋太祖时期，这类现象就不可避免，但由于早期的社会纷乱，外界战争不断，内部的细节调整，北宋统治者几乎无暇顾及，而真宗晚年颓于政事，更是乱象的间接加深者，于是到了宋仁宗手上，改变是急切的，是任重而道远。
市场的不规范，外力压迫，又或者是商家之间的贸易价格战，当时汴京商品市场存在过价格奔溃的情况，这种情况造成的最根本影响是，小型商家没有收入，从而会延伸出社会安全问题。其实关于商品价格的制定，北宋政府是有着宏观义务在内的，《宋刑统》第四卷《平赃》有记载：“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可是因为早期的政治环境，令北宋统治者根本没有下沉到基层的意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疏忽。
改革：执旧规，行新法
①、贯彻旧法，维护市场
《宋刑统》是基于唐代大成的律法而完成的，宋仁宗时期，统治者面对着最乱的现象，但不可否认，也同样是最好的改革的环境。在整体的商业贸易中，宋仁宗恢复《宋刑统》的严格性，从个体到集体，从统一定价到公平对待，保护了“利益少”但是数量最多的普通百姓商户的利益，同样还成立执法队，面对的，正是凌乱的压迫现象。
②、成立城管大队：“街道司”兵队
宋仁宗嘉祐二年，街道司寇利亨正式提出“召五百兵士”，以此作为街道司这个管理组织的武装管理力量。这就意味着，街道司除了文职上的处理，在深化改革之余，也开始具备执法的功能。五百兵士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先在维护市场秩序，管理街霸以及乱象，这股力量就十分高效。如此一来，汴京市场的众多俗成、默认的不良苗头就被扼杀，保证市场生长。
③、鼓励牙人增员，充当贸易制衡者
宋代的商业是个传奇，那么这个传奇的背后，也少不了推手：牙人。牙人即中介，在北宋早期的促进贸易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仁宗时期，商贸剧增，除此之外的就是从生活到大宗商品交易的累增，牙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也越来越多，宋仁宗是支持鼓励牙人增加的，牙人是市场的催化剂，也是公平的维护者，在某个层面来说，牙人就是商贸的权威，是北宋政府都不可否认的专业人士。
汴京良好的城市秩序
那一颗蜜饯，矫正了一座城市（三）
《清平乐》里宋仁宗到坊间吃蜜饯这个故事，实则是宋仁宗某天夜里想喝“热羊肉汤”的一个典故，只是前者的仁宗是稚嫩，后者真实的那个仁宗是成熟的。真正的仁宗在考虑到若是提出喝羊肉汤，必然会造成别人对此加以利用，轻则每天宰一头羊，重则还会影响一部分市场，既费羊，也浪费时间，随即便取消了念头。由此可见，宋仁宗当年大致是经常微服私访民间，才深知这世事之故，而剧中的“梁家铺子”也的确因为宋仁宗的青睐，被汴京的权贵利用炒作，导致蜜饯原料价格升高，梁家因此做不起生意了。
宋仁宗
改革的起端很“戏剧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剧中宋仁宗锐意“除陋”的决心，与现实中实现了改革，都是其亲政的一个表现，所以才有了“仁宗盛治”的时代美称。北宋中后期的繁荣商业，井然有序的城市模样，宋仁宗的锐意改革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如街道司到了宋徽宗时期，就逐渐变成了“侵街房廊钱”，而牙人集团，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更是直接被北宋政府招募，成为具有官方身份的“公务员牙人”。深化即可用，从多个角度来说，宋仁宗的举措的确迅速矫正了汴京这座城市，到了末期，汴梁城数百万人井井有条的在汴京城有序生活和劳作，比起天圣早期的仅数十万人就凌乱不堪，区别十分之大。直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才真的是留下一份北宋汴京特殊的“时代图片”，画中可看到城管，也可看到牙人的匆忙，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更是从人文细节角度反映了北宋汴京健康的市场环境，人潮往来，热闹是络绎不绝。
结语：
宋仁宗时期的改革，是汴京城“城市革命”的收尾，这场革命，前期源自于唐代已经自然开始的自发性改变，而宋仁宗则是推了一把手，补齐漏洞，为北宋的商贸打造极佳的土壤以及条件。从制度到秩序，交易到管理，打造的盛世，也是从外城到内城，从纷乱走向平等，仁政不易，且看且珍惜。
参考史料：《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宋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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