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次疫情中日本對中國的支持和無私援助，讓外交部發言人多次對日本國民表示感謝，相信疫情中日本對我國的這次“援助”，對改善長期緊張的中日關係會發揮重要的作用。
雖然中日兩國關係源遠流長，但良好的中日關係卻真的是來之不易。
這個故事要回到1895年的4月17日這一天講起，這個已經深深刻進歷史的記憶中。
01
近代以後，日本開始“脫亞入歐”向西方學習，使得國力迅速增強。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快速走在富國強兵的道路上。
而彼時，大清國抱殘守缺，閉關鎖國使得國力落後而不自知。鴉片戰爭的戰敗被沒有喚醒沉睡的國民，甚至社會的精英群體中認識魏源《海國圖志》價值的也少之又少。
中日兩國的傳統關係也因為利益的衝突加劇，而使得兩國的關係漸行漸遠，並逐漸“變質”。
如果沒有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那時朝野上下還不知道大清國早就不是康雍乾時代的大清國了。
於是，一場海戰檢驗了中日兩國“改革”的成效......
甲午海戰的戰敗使領導洋務運動的李鴻章悲從心來，更加悲催的是他還必須親自去吞下戰敗後割地賠款的苦果。
儘管已經簽署了一個個不平等條約，李鴻章依舊不得不拖著老殘的身軀走上祭壇，悲情地又去簽署下一個，而且是最大不平等條約的艱難征程。
顯然，幾千年的封建體制弊端，已經使得大清在工業化的滾滾洪流中被淘汰。但在那個時代，已經沒有一個像李鴻章那樣的，還能夠得到各方勢力信任的重臣了。
02
李鴻章只能以73歲的高齡，再次坐在日本下關春帆樓的談判桌前，併為爭取國家權益據理力爭。
為此，他還差點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好在那個叫小山豐一郎的激進青年，槍偏了那麼一點點，所幸只是擊中了李鴻章的左眼。
儘管這個民粹主義者為之付出了被判無期徒刑的代價，李鴻章卻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會，為大清國減少了一億兩白銀的賠償款。但慈禧太后與後人並沒有認識李鴻章努力的真正價值。
這一天是1895年的4月17日，歷史記下了這恥辱的一天。
李鴻章自認為是在為國盡忠，但歷史卻給他留下了永遠洗刷不盡的恥辱。
弱國無外交，民族當自強！沒有誰比李鴻章更清楚知道這一點。
事實上，在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先驅者中，像李鴻章這樣的清醒認識到國家現實的政治家，永遠都是非常稀缺的。
他從鎮壓太平天國的時候就認識到，與大清國打交道的西方已經不再是曾經朝野想象的西方了，那個時候瞭解西方的實在太少太少了。
甲午戰敗，只是加劇了國內改革的節奏，沒有政治改革保障的經濟改革並不能取得預期的成果。但那個時候的李鴻章，只能認識到必須培養新式人才，創辦北洋大學堂和南洋公學，並全力推動洋務運動的歷史進程，進而推動朝廷的變革。
但他還沒能夠得償所願，便在簽署了一個更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後，在新世紀到來的1901年11月7日，淒涼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他去世10年後，他為之效力了一輩子的大清王朝終於結束了268年的王朝統治。
03
在李鴻章去世整整50年後，1951年10月16日這一天，新政權建立以後的第一所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成立。
一個參加過新四軍的30歲的學人，來到了這所師範大學，開始了他的中國近代歷史的研究。
後來，他選擇了李鴻章、盛宣懷、鄭觀應等作為他的研究對象。先生因為研究李鴻章感受到巨大的壓力，甚至多年的研究手稿也在運動中丟失。
40年以後的一個春天，我來到了先生身邊。
後來我問先生，為什麼要選擇李鴻章作為研究對象？先生說李鴻章是推動中國早期現代化最重要的歷史人物。
今年是夏東元教授誕辰100週年，這個時候，我特別懷念1992年來到先生身邊度過的青春時光。
04
想到這裡時，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個畫面：李鴻章那個瘦弱的、老殘的身軀此刻還走在那條叫李鴻章的小道上，為一個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的朝廷承擔著最後的責任。那個時候，義和團運動正在這塊土地上成為上演它的最後悲壯。
120年後的今天，新冠疫情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並導致民族主義的思潮正在席捲世界。
如何面對世界各國民粹主義者的狂熱思潮以及對國家外交的巨大影響，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思考並回答的現實問題。
今天，我們仍然必須回答120年前李鴻章困惑，並所要回答和解決的問題。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既需要我們，要仰望星空，更要腳踏實地。這或許是每個家庭、每所學校，乃至全社會都要思考的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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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章友德，系歷史學博士，社會學教授，全國優秀社會科學普及專家，家政服務產業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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