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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7年第37期，原文標題《受傷害者的隱秘聯盟》，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從我開始意識到我不可能是唯一受過性侵的人之後，我彷彿擁有了某種特殊視角，漸漸發現光我的身邊，就有5個被嚴重性侵過的孩子，幾乎可以構成一個樣本齊全的受害者生態群了。那些我以為跟我一樣毫無異狀的朋友中，在童年時代受過傷害的比比皆是。他們只是和我一樣，永不忘記卻又永遠沉默而已。
口述/葉梓 記者/王海燕
性侵的發生和終結
我被雷劈了，讀初中以前，我一直都是這麼看待這件事的，我指的是性侵，但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這個詞。我大概知道強姦的含義，但即使在心裡面對自己，我也無法使用這麼尖銳的詞語。“被雷劈了”是我認知裡為數不多的詞，可以用來指代這件事，兩者的相同點很多，比如同樣置人死地，同樣概率微小，同樣帶著某種重大的道德指示。
其實我的記憶比較溫吞和模糊，只記得大概是7歲的時候，小學二年級，季節已經比較模糊了，也許是夏天，似乎持續到秋天，但到底持續多長，其實真的不記得了，記憶不是以邏輯形式留下的，而是清晰的場景畫面。
其中一個人是我表哥。我成長在重慶東北部的農村，爸爸的兄弟姊妹總共6個人，成家後最遠的兩家人距離也不超過1公里，是那種非常典型的農村大家庭，我是大家庭裡唯一的小女孩，有一大串堂表兄，他們總是爭著領我出去玩。
其中一個比我大4歲左右的表哥對我尤其好，我媽在我長大後跟我形容，是“家裡有好吃的，就會過來把我扛去他家”的那種好法。但她這輩子應該都不會知道，後來這個表哥把我扛到了他家二樓的床上。他當時已經上初中了，在鎮上寄讀，週末才回家，而我還是個懵懂的白痴，謹遵大人的教誨，要聽哥哥的話。
並不止一次，我後來回想，這件事應該可以隨時停止的，如果我喊停的話。但真實情況是，我還蠻聽話地遵照他指示，褲子是我自己脫掉的，這件事在當時的我看來已經很詭異了，但我的身體的確沒有受到傷害。
我醒悟得有些遲，事實上，同樣在那段時間，我家的鄰居，一個20多歲的待業男青年，頻頻用“鉅款”也把我帶上了床，“鉅款”大概就是5角、1元。那時候我並不缺零花錢，我媽是那種懷孕時去縣城上過胎教課，別具一格的農村媽媽，即使她後來出門打工了，在寄回的錢裡，也有專門給我的零花錢，完全夠我在同齡小朋友裡擺譜了，她一直警惕我和弟弟“見小錢眼開”。
但那個鄰居的邀請裡帶有一種微妙的激賞。比如有一次，我和另外一個小女孩在他家裡，那個小女孩也希望得到一個“機會”，他幾乎用一種鄙夷的態度說：“你？”然後就把那個小女孩轟走了。那個小女孩的花裙子不如我的漂亮，平時總是拖著鼻涕，邋里邋遢的，即使在小朋友當中，也是不受待見的，看著她“悻悻地”走了，我感到某種似乎進入成人世界的虛榮。
事情很快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有的時候，他家裡還有其他人，他也帶我過去，去他家滿是柴草、破棉絮和蜘蛛網的半地下室裡。那間地下室一邊靠公路，一邊靠著田地，平時住著一個會到處晃盪的精神病人。從這間地下室開始，我感受到了極大的屈辱，但我似乎依然沒有嘗試過喊停止。我大概一直都知道這件事不好，但還是任由它發展了。也許那時候我會害怕他生氣吧，我從小就被誇獎成是乖巧聽話的模範孩子。
事情後來停止得比較偶然。那一次，是因為我姑姑就在地下室外鋤地，我聽見她高興地和人打招呼，她的鋤頭扣進乾燥的泥土裡，發出有節奏的“擦擦”聲。那個聲音我現在回想起來，還非常清楚，彷彿就在我耳朵邊上。這讓我突然非常不舒服且恐慌，我第一次激烈地反抗了，當然被揍了一頓，沒有揍臉，揍了肚子和胳膊，還被掐了脖子，我怕姑姑聽到，疼得牙齒都快咬掉了也沒有吱一聲。一場嘴巴被封住的對抗。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了比較劇烈的身體傷害，但真正要命的是，我還得在那個豬窩不如的地方整理衣服和頭髮，然後笑著走出去。我從小就是一個自尊心非常強的小孩，這種屈辱完全突破了我的底線，讓我幾乎在突然之間天靈開了竅，頓悟般地意識到，我遇到了一件極其重大的壞事，比我曾經掉進糞坑差點淹死、考試拿不到第一名、跟我媽賭氣假裝喝農藥，遠更重大得多。
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次從地下室出來回家時，我奶奶在門口洗衣服，比我小兩歲的弟弟看到我後立刻告狀，“姐姐最近總是跟那個××一起玩，不帶我”。我帶著巨大的驚嚇狠狠瞪了他一眼，然後被我奶奶以同樣的眼神瞪了一眼。我不知道奶奶是看出了什麼端倪，還是隻是稀疏平常地警告我一下，我沒法向她確認，她也什麼都沒問。那個眼神成了一個意義遼闊而無聲的終結。
我再也沒跟那個人和我表哥說過一句話，直到現在。
沉默是許多孩子唯一懂得的“性教育”，卻無法讓他們避免再被傷害
漫長的沉默
和大多有過類似經歷的女孩一樣，讀初中以前，我一直篤定地認為，只有我遇到過這麼糟糕的事情。真的太糟糕了，不是嗎？
小學高年級的時候，大概有一兩次，我聽見奶奶和鄰居談起一些奇聞怪事，比如某個女孩子在油菜田裡被糟蹋了，她們用的就是“糟蹋”這樣的詞語，就像莊稼苗子被野獸啃掉了，只能重新種一茬那樣的糟蹋。她們當然認為野獸壞，莊稼苗子沒什麼錯，但總歸，這樣的莊稼苗子廢掉了。真是遺憾。
她們都是那種善良淳樸、廉恥分明的農村婦女，所以談論這些事情的時候，總是有一種窸窸窣窣的偷摸感，然後在我靠近的時候戛然而止，生硬地扯點“今天早上吃的啥啊”之類的話題敷衍了事。但其實她們一點都不會撒謊，她們不知道，和所有的小孩一樣，我完全能夠領會她們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即使她們絕少談起，即使她們欲言又止，我也看得懂她們臉上轉瞬即逝的表情，我沿著她們表情的紋路，清晰地看到三個字——“天塌了”。
所以剛上初中，一些小男生給我寫情書的時候，我感受到的不是少女的虛榮和羞怯，而是巨大的絕望，感覺自己配不上他們任何一個人。其實那時候我還沒長殘（開玩笑的啦），人緣不錯，成績幾乎永遠第一名，但我就是覺得那個巨大的秘密正在腐蝕我，我已經爛掉了。我聽到“賤”這個字會默默地呆坐在椅子上。
然後到了初中三年級，有一天，我最好的一個朋友突然從自習室裡把我拖出去，抱著我痛哭起來。那時候我們班上大多數都是留守兒童，但這個朋友不是，她爸爸是鄉鎮幹部，她住在家裡，如果晚自習放學太晚，她就不回家，而是去她家旁邊她爸爸辦公樓的宿舍裡睡覺，她的一些男生朋友也經常在那棟樓裡出沒。她告訴我：“本來挺好的一個哥們，平時也一起玩，那天玩得太晚了，結果他把燈一拉，就出事了。”
我當時非常驚愕，她是那種很兇的女孩，穿很酷的運動套裝，頭髮和男生們一樣長，也和男生們一起玩，隨時都敢扇人巴掌，簡直有種中華田園少年黑幫老大的氣質，因為看起來不服管教，家長和老師們都對她頭疼不已。從表面上看，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女生，但她居然被強姦了，並且同樣不知所措，同樣崩潰到痛哭流涕，同樣覺得自己完蛋了。我突然意識到，她根本不是什麼少年黑幫老大，她依然只是個小女孩。
並且當時她還有非常切近的憂慮，她害怕自己懷孕了。我們都沒有懷孕的系統知識，只模糊地知道懷孕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我們倆當然都嚇壞了，除了在驚恐中痛哭和等待，我們完全沒有想到任何解決辦法，無法採取任何措施。但我們互相都心照不宣地知道，這件事不能告訴任何人以尋求幫助。幸運的是，她沒有懷孕，秘密沒有被暴露。我們倆依然是好朋友，我們再也沒有談起過這件事。
但秘密被隱藏並不等於消失。讀高中後，這個秘密在我心裡不斷髮酵。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我的同桌給我聽了一首吳虹飛的非主流歌曲，描述了一個女孩子被強姦後自殺的故事，我聽完立刻崩潰了。症狀就是不說話，連續幾天裡一句話都不說。
我當時是科代表，去教室辦公室領作業本的時候都不喊“報告”，但老師們並沒有發現異常，只有我的同學們都覺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我怎麼了，拼命逗我說話。其實我平時是一個非常鬧騰的女生，被形容為“笑起來樓都要塌了”，但那幾天我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就好像一開口，秘密就會自動噴口而出，我要像纏上膠帶那樣封上嘴巴。
後來我看挪威作家尼爾斯·弗雷德裡克·達爾寫的一本小說《去朋友家的路上》，描述了一個小男孩被性侵後，形容自己的嘴巴如同被封住了。於是我發現，原來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樣，都懂得要絕對沉默這個真理。
但獨自承擔一個還在不斷髮酵的秘密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所以我把這個秘密寫進了日記，結果還是惹來了麻煩。當時我有一個從小學就非常好的朋友，在縣城另外一所高中上學，週末來看我，我不在宿舍，她就在我的座位上順手翻出我的日記本，然後順手打開看了看，等我回到宿舍之後，她已經離開了。
我看著被動過的日記本，立刻瘋了，逃課在宿舍裡痛哭流涕，逼著另外一個好朋友半夜把當事人拎到我面前，跟我道歉，發誓她什麼也沒看到。其實我後來發現，即使她看到了那則日記，除了知道我遇到了某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以外，連5個W這樣的基本信息都得不到。因為覺得實在太羞恥了，我根本沒法使用正常的詞彙把這件事情描述清楚，只是一堆囉裡囉唆的抒情而已。所以我懷疑她其實到現在也不清楚到底是什麼事情，但我又不可能去跟她確認和解釋，對吧？
這一次因為情緒過於反常，也驚動了我常年不在身邊的父母，他們似乎隱隱覺察到了什麼，在電話裡拼命逼問我，是不是小時候被誰欺負了，我當時已經在崩潰的邊界，但最後還是守住了防線，什麼也沒說。對那個時候的我來說，這是一場戰爭，守住秘密，自損八百，守不住，雙方各損八千。
但從那過後，我的確意識到，我需要傾訴，秘密本身也是灼燒人心的一部分。
人群裡的相似者
那時候我也偶爾上網，但並沒有想到過在網上傾訴，我不相信陌生人能夠帶來安慰，更不信任網絡的隱秘性。直到那時，我依然認為童年被性侵是一件發生概率極其微小的事情，所有人看上去都非常正常。
那次情緒崩潰沒過兩天，我就告訴我最好的兩位朋友了，我絕對信任她們，我第一次嘗試完整地向別人描述我到底遇到了什麼事情。但就像日記所體現的，新的問題來了，雖然當時我已經高三，語文考試常常全班第一，卻根本不知道如何恰當地描述一場性質惡劣的性侵。除了色情意味濃重的粗俗俚語以外，我沒有任何有關私密部位和“性”相關的詞彙量，只記得托爾斯泰的《復活》裡用過“誘姦”這個詞，似乎比較恰當，但我總不能真的這麼說吧。
後來，她們告訴我，我當時說得斷斷續續、七彎八拐，簡直像在說夢話。所以實際情況是，我以為說清楚了，她們同樣連時間、地點、人物這樣的基本信息都沒搞清楚，只是連蒙帶猜地知道我可能遭遇了什麼事。但我非常感謝她們，她們聽得雲裡霧裡，卻一個字也沒有逼問我，她們只是一個人沉默地抱著我哭，另外一個則告訴我，她讀小學的時候，班上有個女孩子被高年級的男生欺負了，全班都知道了，從此活在所有人異樣的眼光裡。我想：“天哪，所有人，如果是我，我大概會去自殺。”但她說那個女孩子沒有，我覺得好多了。
這件事還給了我一個重大的啟示，那就是，我並不是被雷劈了，雷劈的命中率不會這麼高，我的身邊一定還有其他人遇到過這種事情，她們只是像我一樣從來不說。後來經過謹慎地試探，我在身邊的朋友中又發現兩個女生。
她們是性格完全相反的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那種樸素的高中女生，微胖，戴著鏡片很厚的眼鏡，沉默寡言，性格孤僻，有一種纖細的文人式敏感。她告訴我，她小時候被自己的表哥猥褻過。她是在上大學後某一次QQ聊天時告訴我的，當時我們好像是在討論一本小說，我先說，她後說。
另外一個則相反，是個非常活潑的姑娘，漂亮，高中就會去燙頭髮了，學習一度也很好，非常熱情，是班上民主選舉出來的團委書記。但也許是因為長得太漂亮了，她小的時候被親戚猥褻過，高中後又被同年級的女生帶出去，當著那個女生的面，遭到社會青年的輪姦。我們是在某次喝醉後互相坦白的，還是我先說，她後說。但這一次我被震驚得更多，因為她遇到的事情實在太糟糕了，而我們學校還是全縣最好的高中。
我不知道她們分別都是怎麼度過自己漫長的獨守秘密的生涯的，但我可以確定，除了我們互相簡略的傾吐以外，她們沒有告訴任何人。
那時候我還默認，一個秘密一定能夠交換到另一個秘密，如果對方也有的話。但過了很久，久到我們可以以一種學術的口吻談論兒童性侵話題時，那個曾經一言不發抱著我哭的朋友告訴我，她被自己的親哥哥性侵數年。結束也是因為一個偶然的契機，被她表弟撞見了，在親戚聚會時懵懂地嚷了出來，嚷了一半就被喝止了。後來，這件事再也沒有發生過。她不知道她的父母后來是否制止過她哥哥，但全家人都沒有再談起過這件事。我則終於明白了她對她哥哥奇怪態度的根源。她比我的嘴更緊，也許是她的痛苦更劇烈，就像我沒有向那個有類似經歷的初中朋友傾訴一樣，這裡有一個奇怪的等級序列。
倒是後來，上大學後，我和那個漂亮的高中女同學，還有一幫同班男同學喝酒，我已經倒下了，看起來大概是人事不省的樣子，但其實我的意識還挺清楚。我聽見她對一個喜歡了我很久的男同學說：“她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姑娘，真的。”然後又強調了很多遍。不知道為什麼，她的語氣讓我一個激靈地醒悟到，她說的“很好”，完整的意思是，“她真的依然是一個清白的姑娘”。
哦，清白，這是懸在每一個幼年被性侵過的孩子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被猥褻的男朋友
後來從我交男朋友開始，出於一種奇怪的潔癖心理，我都會在關係開始不久後就告訴他們這件事，他們的反應非常有趣。
其中一個男朋友是高中同學，也是一個小混混，我告訴他後，他也許是覺得必須要表明一下態度吧，所以他挺認真地問我，要喊兄弟一起去把那個人揍一頓嗎？我猶豫了一下說，再說吧。其實我的真實想法是，乾脆砍死算了。當然，這件事情後來不了了之，因為我們非常快就分手了。
不過砍死的想法是真的，大概是上大學前後的一段時間，我非常認真地設想如果弄死那兩個人怎麼樣，為此還重讀了一遍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復仇其實只是比較微小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想到這個世界上除了我極其信任的朋友以外，還有兩個爛人也知道這件事，我簡直如坐針氈。
上大學後有幾次我回到老家，還碰到過那個鄰居，我們當然沒說話，我看到他一如既往地立刻避開了，有時候我都懷疑他已經忘記這件事了，但我總感覺能從他的眼光裡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被獵取感，我覺得屈辱、噁心和恐懼。
我還有一個男朋友試圖帶我去看心理醫生，但後來我們也很快分手了，所以再次不了了之。但最令我意外的情況是在北京交往過的一個男朋友，和這個男生交往得也很短暫，他是個程序員，愛好攝影和馬拉松，經常做義工，性格也很開朗，讀大學的時候搭車旅行還被採訪過，總之，看起來是一個生活積極、工作優秀的社會主義新青年。
因為這件事確實給我造成了一些處理親密關係上的困擾，所以秉承我一貫的原則，覺得這件事無論如何也要說清楚吧，讓我大吃一驚的是，聽完我簡短的說明後，他撓撓頭，不好意思地說，既然你這麼信任我，我也坦白吧。
接著他告訴我他讀初中的時候被自己的親姐姐多次猥褻，多次趁他睡覺時拉開過他的褲子拉鍊，用手玩弄他的生殖器。每一次他都假裝睡著，但其實他每一次都清清楚楚，他躺在那裡，噁心得想吐，他從來沒有跟人說起過這件事。
我不知道這是否給他造成了什麼影響，但他的確有比較嚴重的抑鬱症。這件事給我帶來的震驚不亞於初中時，好朋友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因為他是男生，並且來自另外一個相對發達的北方省份，而不是我那民風清奇的西南老家。
於是，我哭笑不得地發現，光我身邊就可以形成一個樣本豐富的受害者生態群了。直到那時，我才開始認真地審視，在我和我周圍這些沉默的朋友裡，我們其實並沒有什麼絕對的共同點，我們曾經有的是留守兒童，有的是父母親自教養；有的在偏僻農村長大，也有的一直身處大城市；父母有農民和打工者，還有公務員和成功商人；有的家裡雞飛狗跳，但也有的家裡幸福和睦；有的人調皮搗蛋，但也有的聽話溫順；有美得閃閃發光的，但也有相貌平平的。
如果一定要說大家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我們身邊都有荷爾蒙旺盛蠢蠢欲動的青春期少男少女，都有癖好奇特的成年人，他們的手伸向我們時，我們要麼懵懂無知，要麼無力反抗。我們的父母師長雖然營造了一種無處不在的氛圍，暗示我們，如果被傷害，我們就成了被丟棄的破布娃娃，但從來沒人告訴過我們，要小心什麼人，要小心哪些行為，要如何喊停。我們被傷害完全不是被雷劈中了，而是帶著巨大的必然性。
我今年26歲了，在外人眼裡非常順風順水，一路都是好學生，一路順利升學，一路順利地從重慶老家來到北京，有一份還不錯的工作。如果從表象上看，我應該是一個沒有任何受害特徵的女生，甚至還談過幾次正常的戀愛。我的那些朋友們也是，有當老師的，有在電視臺做編導的，有做翻譯的，有做普通白領的。
我已經足夠幸運，知道自己不孤單，但這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聯盟，總不能定期開個互助會討論會什麼的吧。我真正獲得談論性侵這件事的能力，幾乎是在工作好幾年後才具有的。我在大學時就從理論上毫不動搖地確證了，在對等的愛的前提下，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性侵兒童是一種確鑿無疑的違法行為甚至刑事犯罪，受害者無辜，汙名化者可鄙，身體貞操觀不值一駁。
但現實遠更復雜，真正的自我意識重建是遠更艱難和漫長的事情。我們無法真的像談論被狗咬了一樣談論被性侵。曾經在網上看到過一條給被性侵者的建議，建議者告誡被性侵者，永遠不要對任何人，尤其是熟人說起這件事。某種意義上，這的確是一種有效的自我保護，但如果幕布不被撕開，這種保護註定也是脆弱的。
有時候我想，如果對性侵的談論禁忌是一場社會學實驗，那真是太成功了。圍觀者扭曲的性道德和沉默完美地耦合，築起了一道困住受害者的圍牆。假如人群中有一半孩子曾被性侵過，那另外一半人一定以為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這樣的事情，而那些被傷害過的一半人中的每一個，則會以為，只有自己是唯一被困住的。絕大多數人，永遠不會有機會看到，濃霧之中，咫尺之內，遍地都有小孩被困在圍牆裡了。
有一件事，我倒覺得可以提一下，那就是在我能夠正常談論性侵這件事以後，我從內心裡真正原諒我的表哥了，他曾經也只是不諳世事的青春期男生，沒有人教導他到底應該如何正確對待自己的身體和更加年幼的我，他不一定真的想過要傷害我。我不會接受他的道歉，但我的確原諒他了，我希望他早就忘了這件事。至於那個鄰居，在看到他的時候，我還是挺想砍死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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