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题解】
《尚书》亦称《书》《书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官廷文献,儒家的重要经典。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云:“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举,则凡诸经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从事著。圣贤阐教,事显于言,言惬群心,书而示法。既书有法,因号曰书’。后人见其久远,自于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意思是说,尚书是古代的圣贤为了阐明天地自然的根本大道,弘扬大道,而采用文字传法的形式,专门为后世之人留下的一部关于立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道理的著作。因为年代极其久远,源自上古,所以后人称之为“尚书”。
《汉书·艺文志》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则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主要记录了虞夏商周各代部分帝王与大臣们的言行。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独特的“天命观”,认为天命是由人心决定的,上天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爱,谁拥有德行,上天就会站在谁的一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所以圣王拥有天下,必定以爱民、“养民”为自己的天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君王爱护人民,要象爱护自己初生的婴儿一样,天下才能安乐和顺,臻于大治(“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否则,为政者失去了德行,就会失去“天命”,自取灭亡(“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并针对统治者在顺境中容易滋生贪图享乐思想的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
《尚书》的要旨,一是明仁君治民之道,二是明贤臣事君之道。
为君之道,首在正身,次在任贤。“正身”就是要孝亲敬老,和睦亲族(“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端身正意(“慎厥身修思永”,“钦明文思安安”),远离各种欲望的诱惑(“敬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无康好逸豫”),为天下百姓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尔惟风,下民惟草”)。“任贤”有三重含义,一是以贤臣为师,虚心听从贤臣的教导和劝谏,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能归于正道(“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以匡乃辟”);二是在治国上充分调动贤臣(“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自己只负责寻求和任用贤才(“在知人”),就可令政治清明,百废俱兴(“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不必亲自干预政事(“罔敢或”),否则反而会群臣懈怠而万事不举(“元首丛胜腔哉,股脑惰万事堕哉”);三是亲近贤者,远离奸佞小人,连身边的侍从仆役,都要选择能够时时鉴督并指出君王过失的忠贞之士,(“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懋乃后德,交修弗逮”)而绝不允许有阿谀奉承、巧言令色之人在自己的身边出现(“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无昵于捡人充耳目之官”),以防受其述惑而生出傲慢懈怠之心为臣之道,首在正君,次在安民。“正君”就是作为君王的辅佐,要能及时纠正君王的过失(“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上正则下化(“一人有庆,北民之”)“安民”则包括教民(“慎徽五典”)和“养民”(“六府三事”)两个方面。教民以身教为主,重在感化(“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于极少数顽固不化之人,以刑罚作为教育的补充(“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使用刑罚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惩治罪犯,而是为了天下不再有人去犯罪受刑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辟以止辟,乃辟”)。“养民”就是以爱民利民为唯一目的,在不损害他人和大众利益、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正德”)、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利用”),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获得充分地保障(“厚生”)。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君正臣贤,万民自化。不管到任何时候,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是贤人在位,人民自然就会受到教化。民安则国泰,不仅人民安居乐业,而且爱敬天地万物,自然风调雨顺,泽被千秋,而无遗患于后世。德风所至,万国来归,这是大治之道(“德惟治”)。一旦政府的官位不幸被一些缺乏德行的自以为是的“能人”所占据,社会问题就会层出不穷,这是大乱之道(“否德乱”)。
就是中国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启示: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切都是以“人”为本。纵然制度不够完善,只要有圣贤人在位,都能够逐步趋于完善,进而造福人民(“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绩其疑”)。相反,纵然社会制度再好,如果不能任人唯贤,一旦恶人当道,再好的制度也会变味,人民同样遭殃,国家同样要陷于危亡(“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弗保,天降之咎”)。所以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为政者永远要把人民的教化摆在首位!
魏徵对《尚书》有着十分透彻的研究。他在编撰《群书治要》时,从《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各章内经过“剪截淫放”(录其大要并节录了孔安国的注解)节录三十四篇段,内容涵盖修德、任贤、教民、择人、民生、刑罚等诸多方面,对执政者治理天下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其中很多都成为脍爽人口的千古名言,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等等。
贞观十三年五月,久早不雨,唐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员,均要上奏疏。魏微的《十渐不克终疏》就是这年五月的应诏之作。他在疏文中引用《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的古训,针对太宗“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错误思想,批评太宗说:“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太宗读后,“深加奖叹”,为了“反覆寻研,朝夕瞻仰”,又把这篇奏疏陈列在皇宫的屏障上,以示“闻过能改”。
唐太宗、魏微君臣之间的这些言论和对话,足以证明《尚书》在当时已经成为唐朝治国安邦的重要指南。
【作者简介】《尚书》相传经先圣孔子亲自编订而成。魏徵等人节录《尚书》同时节录了孔安国的注。
孔安国,西汉鲁人,字子国,孔子十一代孙。西汉经学家。约汉景帝元年,至昭帝末年间在世,受《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武帝时,官谏大夫,临淮太守。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府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皆科斗文字,当时人都不识,安国以今文读之,又奉诏作书传,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尚书》,又著《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影响较大的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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