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之成書,是為了制定一套治理國家、平定天下的策略。
此書綜談“道德”、“無為”、“忠義”、“公方”之論,其內容同於司馬談所論“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之“道家”;而班固則將《呂氏春秋》列為“兼儒墨,合名法”之“雜家”。
關於《呂氏春秋》的家派歸屬問題,歷來爭議不斷,這正說明了其書確實“兼採各家”,孰輕孰重只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呂氏春秋》中有近四十篇文章,一引再引“孔子”其人、其事。可見,其書大抵以儒家為主,作者常借“孔子”之言評判他人或時事,以表明觀點。
《呂氏春秋》中的“孔子”,雖處在儒家思想的基調下,但同時融合了他家之色彩,與《論語》中的孔子並不完全一致。
那麼,這樣一部“兼儒墨,合名法”的傳世名著,對於“孔子”的詮釋,究竟有何與眾不同之處?
《呂氏春秋》並尊孔子、墨子,但仍有高下之別
在《呂氏春秋》中,孔、墨並稱,儒與墨彷彿已合為一家。
《呂氏春秋》中顯而易見的現象是:孔子與墨子時常並稱出現。
孔、墨兩人,沒有高官爵位、賞賜俸祿,但天下人皆稱舉孔、墨為賢士。二人的學說因而流傳,其後學顯榮於天下。在《呂氏春秋》看來,這都是因為當年孔、墨“所染得當”。
在《墨子》書中也有《所染》篇,其亦言“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但並未將孔、墨並列。比較之下,可以發現《呂氏春秋》的確有“儒墨合一”的特色。
在《呂氏春秋》中,孔子、墨子並稱的例子不勝枚舉。
《尊師》篇說兇惡之人求學於孔、墨,才得免於刑罰,成為知名之士;《順說》篇言孔子與墨子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可是天下人皆愛戴、服從;《諭大》篇論孔丘、墨翟想要在世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雖不能成功,卻足以成就顯赫的名聲;《博志》篇說孔丘、墨翟白天背誦經典,研習學業,夜裡就親眼見到了文王和周公,當面向他們請教……
這些孔、墨並列的例子,說明了《呂氏春秋》並非獨尊孔子,更多篇章是“孔、墨並尊”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安死》篇提倡節葬,反對厚葬。這顯然是墨家思想。
然而,文末卻以孔子之事為例,說主喪的季桓子用寶玉殮死者,不符合節葬的原則。孔子弔喪之行為,雖不合禮儀,但其目的是為了拯救厚葬的過失。
孔子向來重禮,卻為了救“厚葬”之過,不惜做出不合禮節的行為,以表達心中的不滿。可見此處的孔子,其反對厚葬的用心良苦,隱含有“節葬”才合於“禮”的思想。
墨家主張“節葬”。在《墨子》書中,墨家屢次攻擊儒家的厚葬主張。墨家認為,若厚葬,則“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
但是,在《呂氏春秋》中,作者卻以孔子之事論證墨家之理,其中的轉變耐人尋味。
事實上,孔子並無“節葬”的主張。在《呂氏春秋》的刻意“撮合”之下,孔子似乎也成為贊同“節葬”之人。
由此可知,在《呂氏春秋》中,儒家與墨家確實有合流的現象,兩家的思想也因而混同不分。
在《莊子》內篇中,《齊物論》就已提及“儒墨之是非”,可見儒墨兩家顯學在當時已相爭不下,各自“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莊子》外雜篇更顯示儒墨相爭已至水火不容之地步。
然而,“衝突”與“交融”,常同時並行;儒墨雖有爭論,但其實兩家理論相合之處更多。
在孔子與墨子去世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的情況,更加速了學派之間的交流互通。
在《呂氏春秋》中,儒墨只有結合,幾乎不見衝突。《呂氏春秋》大力推崇孔子與墨子的好學精神、志向遠大、遵義而行,儒墨在“尊師”、“重學”、“愛人”、“行義”這些議題上的立場是一致的。
另外,儒墨之結合,其實仍隱含著高下之別。《呂氏春秋》以“孔子”來說明墨家“節葬”的理論,卻沒有以“墨子”來說明儒家的理論;而且在儒墨並論時,幾乎都是先“儒”而後“墨”的。
這些,都說明了《呂氏春秋》將孔、墨並列,但孔子的地位仍略高於墨子,這似乎也預示著墨家思想將被儒家所消化吸收。
《呂氏春秋》中的儒家與道家,既有衝突,又有融合
在《呂氏春秋》中,儒家和墨家之間沒有衝突;相對來說,儒家與道家的關係,就顯得複雜許多——兩家既有衝突,也有融合。
《貴公》篇論述了“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之理。作者以“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來說明天地無私,因此聖王必須沒有私心,不加偏愛,對萬民一視同仁。
《呂氏春秋》以一則寓言來闡述何謂“公”——荊人丟失了一把弓,卻不打算找回。
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
這位楚人自認為“不肯索”是“無私心”的表現,然而其對象,只限於本國人、本地人。
孔子則認為,“無私”這種品德應擴及全民,只要對象是“人”,皆應待之以公正無私之心,故回應:“去其荊。”
老子又進一步認為,公平之理何必只限於“人”?若只限於“人”,仍是自恃自傲、自以為與萬物有別,這正是人的傲慢與偏見。因此,老子認為“去其人”,才是至境。
在道家看來,人之“得”弓與“失”弓,此感受源自於貪求外物的“私心”,人總想“據為己有”才能滿足。而轉化私心為“至公”,保持安然的心態,才能免除“患得患失”的情緒紛擾。
老子深諳“萬物皆為一體”之理,而孔子卻仍以“人”為大。《貴公》篇借孔、老之比較,闡述了“天地至公、萬物平等”的道理。
在《孔子家語》中,也有類似的故事。不過,在此,故事止於孔子的感嘆,後面並沒有老子的評論。可知,《孔子家語》所要表達的是——孔子的境界高於楚人。這段文字,顯然是基於儒家立場所闡發的。
《呂氏春秋》與《孔子家語》,兩者相較,可以明顯看出:《呂氏春秋》中,有一股“老子高於孔子”的道家味道存在。
可見,孔、老高下的問題仍在,代表儒、道仍相爭。
然而,對立之外,儒、道“融合”的情況也存在,這一點與《莊子‧外雜篇》的情況類似。
《離俗》篇中既肯定了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等人節操清高,品行堅貞,輕視富貴,外物莫能害之;又肯定了聖王舜、湯能包容萬物,愛利萬民。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有將舜、湯“道家化”的傾向。《呂氏春秋》雖轉化了儒家聖王的形象,但大體來說,仍同時肯定了道家之隱者與儒家之聖功,與《莊子》只認同隱士的思想差異頗大。
由此可窺見《呂氏春秋》中儒家與道家“融合”的情況。
結語
在《呂氏春秋》中,孔、墨並尊的現象隨處可見,儒、墨思想有合流的趨勢,且墨家將並於儒家的趨向,也已隱然成形。
而儒道之間,則是有衝突,也有融合。在這樣的氛圍下,“孔子”的形象,勢必有所轉化。
“孔子”基本上保持了儒家形象,然而在理論的闡發上,有向道家發展的傾向。這正是《呂氏春秋》詮釋“孔子”的創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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