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势、攻心——诸葛亮的治国艺术

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藩撰书的一副对联：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由于精辟地概括了诸葛亮治蜀的经验，自有以来，使每一个到那里游览的有识之士为之深思，为之叹赏，为之共鸣。

确实，能明审形势，制定相应的正确方针政策，能针对各种人的社会心理，乘势利导，对症不药，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消除不利因素，这是诸葛亮的特长也是诸葛亮作为历史上一个名相的治国艺术的精髓所在。

诸葛亮的审势本领，在他出山以前的两件事上就得到了充分的显露。

第一件事是择主。

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陇亩，正是群雄割据，各方招纳人才的时候。他当时既不投奔近处的荆州刺史刘表，也不受聘于已经实力雄厚的曹操、孙权，而偏愿意接受刘备的邀请,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和刘备一起自手起家创业，这本身就显示了他非同寻常的胆识。

因为刘表虽号称“八俊”之一,实质徒有虚名。曹操有英雄的一面，很有智谋，很会打仗，而且也有爱才的名声。这些诸葛亮了解得十分清楚。但曹操还有奸雄的一面，这一点就与诸葛亮很难同调。而且他生性多疑多忌，爱才用才也有一定限度。在他手下，一代名医华陀无辜被杀，文武兼资的神童周不疑因不愿做他的女婿而丧生，就是忠心耿耿为他出谋划策并立下大功的荀或叔侄，最终也难善终。像这样的人，诸葛亮与他共事，当然无异于伴虎同卧。孙权既得地利，又得人和，也不失为一个贤明君主。但他识见气度也有限，加上他的前朝老臣很多，已经形成一种势力集团，因此诸葛亮要是投奔他，能用其才,是不成问题的，但不能尽其才，也是必然的。

刘备则不同。他虽然当时兵微将寡，身无立锥之地，但有两大突出的优点：

一是，“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这在当时的社会心理来说，很有号召力；

二是，“思贤若渴”，待人至诚，为请诸葛亮，不惜以皇叔的身份亲自三顾茅庐，这作为一个领袖,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品格。从本质和发展的眼光看，只要有经天纬地的英才辅佐，仍然有辉煌的前景。

因此，诸葛亮此时出山相助刘备，无论从刘备论，还是从诸葛亮论，都是如鱼得水。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诸葛亮的这种选择十分明智。他与刘备后来成了历史上公认的君臣相得的典范。刘备生前，处处像对待老师一样对待诸葛亮，临终时，还遗嘱刘禅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这就为诸葛亮一生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建立“功盖三分国”的绝世殊勋创造了最好的社会条件。

第二件事就是著名的“隆中对”。

这篇全文不足四百字的形势对答，以极其精警的语言，总结历史，分析当时，预示未来，其精确、明晰的程度，都使后世人为之叹绝。诸葛亮在这里为未来的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制定了内政、外交、军事等一系列基本战略方针，这些方针凡是后来照着执行的，都获得了预期的成功。要不是后来关羽刚愎自用,刘备也因义弟之死，感情用事，因而一度破坏了诸葛亮费尽心血促成的孙刘联盟，以致丢失荆州，白帝托孤，诸葛亮预想的最后政治蓝图：

诸葛亮的审势、攻心的本领，在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入蜀以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措施上。

在政治上,诸葛亮根据蜀中当时的积弊,确定了严刑峻法的方针。

为此，当时的制法大臣之一法正曾与他有过一场辩论。这一场辩论，实质上体现了两种立法思想的分歧。诸葛亮和法正都重视历史经验，但他更注意将历史经验与当时的客观情势，尤其是人的普遍心理规律结合起来。诸葛亮的严刑峻法方针,在具体执行时还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赏罚一律平等。

他曾要求刘禅

“官中府中，俱为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他对自己则更是严格要求。只要是做了有利于蜀汉政权的好事，即使过去是仇人，也一定给以奖赏；如果违法乱制，做了不利于蜀汉政权的错事、坏事，就是贵人、亲人，乃至自己，也一定给以惩罚。

二是赏罚合情合理。

他一方面赏罚分明，另一方面又赏罚得当，做到

“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

决不滥赏滥罚。

三是处罚轻重参考犯错误人的态度。

他对犯了错误但能认真服罪，有真心悔改表现的人，给以从轻处理，使他们有将功补过的机会。对那些犯了法又拒不认罪，还要巧言诡辩的人，则一定加重处理，以作为其他人的警戒。

四是辅以一定思想工作。

他严刑峻法，目的是为了使下属百姓知礼法规矩，懂法制，去自觉地遵守。因此，他每次奖赏都一定说明道理；每次处罚也一定说明为什么，晓以大义，动以人情，对本人甚至家属做思想工作。

这些，也都体现了诸葛亮顺应人的心理规律，实行攻心的原则。

历史是公正的。诸葛亮制定的这一严刑峻法方针由于能切中时弊，切合人的普遍心理规律，因此迅速收到了成效。不仅豪族不敢再任意胡作非为，新生的蜀汉政权和诸葛亮本人也很快获得了百姓的真心拥戴。其令人叹服的是，即使受诸葛亮亲自处罚过的人，也都对他心服口服,而且尊敬、信任有加。一个法制的推行能得到这种效果，应该说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在经济上,诸葛亮采取了因地制宜,发挥特长的方针。

灌县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自秦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以来，一直是蜀中农业的命根子。诸葛亮认为它是“国之所资”，因此首设堰官，责令每年率领一千二百名士兵专门从事修堰补堤，疏浚河道的工作，以尽可能发挥这一水利工程的灌溉功效。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气候温和，适宜于种桑养蚕。蜀锦的质量，在东汉末年，就已驰名魏、吴。诸葛亮认为它是蜀国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鼓励老百姓种桑养蚕，大力发展蜀锦生产。并首设锦官，对蜀锦生产实行专门管理。

四川地下矿产极其丰饶。早在秦汉时期，盐铁生产已经相当发达。至汉代,开始了火井(天然气)的利用。诸葛亮又从富国强兵的战略眼光出发，专门设置了盐府校尉和司全中郎将，把这些关系着国计民生的盐铁开采和冶铁、铸钱等手工业的经营大权直接掌握在官府手中。他还亲自到新津、仁寿等地指导采铁、冶铁、铸剑，到临邛视察火井煮盐，直接促进这些生产的发展。

为了迅速提高生产力，以有限的人力，有限的国土，与当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魏、吴争雄，诸葛亮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他自己就是个出色的创造发明家，有过不少重大的科技发明创造。例如，他根据汉代的鹿车改进创制的木牛流马，机动灵活，一次可载一人一年的口粮，这就大大解决了蜀道狭窄山路险阻所造成的运辎困难，并且提高了运输能力。

诸葛亮的这些措施都从实际需要出发，并尊重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因而同样取得了突出的效果。蜀国经诸葛亮治理以后，经济很快繁荣了起来，农业和许多手工业的生产都达到了当时第一流的水平。尤其是蜀锦生产,形成了成都的繁荣景象。成都后来称为锦官城，得名也由此而来。

诸葛亮在军事上,采用了“精兵”的方针。

他一方面从国家人力资源不足的实际出发，进行“减兵省将”，另一方面又积极提高将士的作战素质,培养他们以一当十的气概和本领，以补足与曹魏兵力过分悬殊的缺陷。他又实行定期轮换制,即使在战争频繁的年月，也能保证国内有比较充足的劳力从事生产。他还实行屯田制，让边防前线的将士战时打仗,闲时兼务农业。这样既解决了战争年月后方运粮不继的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因战争而导致的经济上的某些亏损。据史书记载，蜀国当时虽地小人少，但

“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

能有这种局面,无疑与诸葛亮采用的这些措施有关。

在外交上,坚持执行《隆中对》中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的方针。

荆州失陷，孙刘联盟一度破裂，南中少数民族部分奴隶主和汉族豪强也乘机作乱。诸葛亮从统一的大局出发，同时针对孙权畏曹而又不愿臣服曹魏的复杂心理，在刘备死后，先后派邓芝、陈震等人多次出使东吴，重修盟好，终于解决了“东顾之忧”。

又亲率大军镇压了南中地区的叛乱，同时以“七擒七纵”的气魄，对以孟获为首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在政治上、思想感情上实行争取,对少数民族普通百姓在生产上、文化上实行帮助，风俗习惯上给予尊重,感情上加以安抚。这就迅速获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安定了后方。这些措施，在蜀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中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诸葛亮由于能明审形势顺应人的各种心理规律实行攻心，他制定的各种方针政策措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在当时为蜀国上下所公认，也赢得了敌国有识之士的高度肯定,在他身后一千几百年里，始终受到了人民的一致赞扬。

诸葛亮至死仍是一个清醒的审势者。诸葛亮病危时，刘禅派李福前去探望时的一段对答。当李福向诸葛亮问到他身后谁可以继承他担负丞相的职务时，他推荐了蒋琬；蒋琬之后，他又推荐了费祎。费祎之后呢，“亮不答”。这一段临终前的对答，诸葛亮对蜀国未来的预示简直不下于《隆中对》中显示出来的那种远见卓识。蜀国自诸葛亮逝世之后，蒋琬、费祎确实还能继承他的相业，维持原有的局面，但蒋琬、费祎之后,则后继无人，持续了四十多年的蜀汉政权也就归晋了。

结束语

任何英雄都是时代的儿子，他们只能在历史规定的舞台上导演自己的威武雄壮的话剧。诸葛亮出山时，曹操已统一北方，拥兵百万，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他辅助刘备，在二强的虎口狼吻之下，审势、攻心，从容若定，白手起家，终于东联孙吴，北抗曹魏，先取荆州，继取益州，与魏、吴成三足鼎立之势。关羽荆州之失，接着南中叛乱，曾使蜀国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但刘备死后，诸葛亮以审势、攻心的高超艺术，迅速重修蜀吴联盟，平定南中，然后六出祁山，进击曹魏。这些都显示了他比同时代的英雄人物更为突出的治国才干。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他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因为：一，他面对的魏、吴统治者都是非同寻常的强手，而且根基深厚；二，关羽荆州之失，刘备秭归之败，破坏了他隆中预定的荆州、益州两路出兵的计划；三，他生前，曹魏政权相对巩固，他预定的“待天下有变”的时机始终没有出现；四，他本人由于积劳成疾，只活了五十四岁，去世太早这种种历史条件,决定了他在生前无法完成自己的夙愿。诸葛亮自己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尽了所可能做到的一切努力，达到了当时一个伟人所可能达到的最大功效。正因为如此，“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人杜甫的这著名诗句，千百年来，始终能激起无数烈士的感慨、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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