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勢、攻心——諸葛亮的治國藝術

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趙藩撰書的一副對聯：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這副對聯，由於精闢地概括了諸葛亮治蜀的經驗，自有以來，使每一個到那裡遊覽的有識之士為之深思，為之嘆賞，為之共鳴。

確實，能明審形勢，制定相應的正確方針政策，能針對各種人的社會心理，乘勢利導，對症不藥，調動各種積極因素，消除不利因素，這是諸葛亮的特長也是諸葛亮作為歷史上一個名相的治國藝術的精髓所在。

諸葛亮的審勢本領，在他出山以前的兩件事上就得到了充分的顯露。

第一件事是擇主。

諸葛亮隱居隆中，躬耕隴畝，正是群雄割據，各方招納人才的時候。他當時既不投奔近處的荊州刺史劉表，也不受聘於已經實力雄厚的曹操、孫權，而偏願意接受劉備的邀請,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和劉備一起自手起家創業，這本身就顯示了他非同尋常的膽識。

因為劉表雖號稱“八俊”之一,實質徒有虛名。曹操有英雄的一面，很有智謀，很會打仗，而且也有愛才的名聲。這些諸葛亮瞭解得十分清楚。但曹操還有奸雄的一面，這一點就與諸葛亮很難同調。而且他生性多疑多忌，愛才用才也有一定限度。在他手下，一代名醫華陀無辜被殺，文武兼資的神童周不疑因不願做他的女婿而喪生，就是忠心耿耿為他出謀劃策並立下大功的荀或叔侄，最終也難善終。像這樣的人，諸葛亮與他共事，當然無異於伴虎同臥。孫權既得地利，又得人和，也不失為一個賢明君主。但他識見氣度也有限，加上他的前朝老臣很多，已經形成一種勢力集團，因此諸葛亮要是投奔他，能用其才,是不成問題的，但不能盡其才，也是必然的。

劉備則不同。他雖然當時兵微將寡，身無立錐之地，但有兩大突出的優點：

一是，“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這在當時的社會心理來說，很有號召力；

二是，“思賢若渴”，待人至誠，為請諸葛亮，不惜以皇叔的身份親自三顧茅廬，這作為一個領袖,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品格。從本質和發展的眼光看，只要有經天緯地的英才輔佐，仍然有輝煌的前景。

因此，諸葛亮此時出山相助劉備，無論從劉備論，還是從諸葛亮論，都是如魚得水。後來的事實也證明,諸葛亮的這種選擇十分明智。他與劉備後來成了歷史上公認的君臣相得的典範。劉備生前，處處像對待老師一樣對待諸葛亮，臨終時，還遺囑劉禪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這就為諸葛亮一生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才能，建立“功蓋三分國”的絕世殊勳創造了最好的社會條件。

第二件事就是著名的“隆中對”。

這篇全文不足四百字的形勢對答，以極其精警的語言，總結歷史，分析當時，預示未來，其精確、明晰的程度，都使後世人為之嘆絕。諸葛亮在這裡為未來的蜀漢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制定了內政、外交、軍事等一系列基本戰略方針，這些方針凡是後來照著執行的，都獲得了預期的成功。要不是後來關羽剛愎自用,劉備也因義弟之死，感情用事，因而一度破壞了諸葛亮費盡心血促成的孫劉聯盟，以致丟失荊州，白帝託孤，諸葛亮預想的最後政治藍圖：

諸葛亮的審勢、攻心的本領，在蜀漢政權的建立和鞏固過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入蜀以後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所制定的一系列具體的方針措施上。

在政治上,諸葛亮根據蜀中當時的積弊,確定了嚴刑峻法的方針。

為此，當時的製法大臣之一法正曾與他有過一場辯論。這一場辯論，實質上體現了兩種立法思想的分歧。諸葛亮和法正都重視歷史經驗，但他更注意將歷史經驗與當時的客觀情勢，尤其是人的普遍心理規律結合起來。諸葛亮的嚴刑峻法方針,在具體執行時還有以下一些特點：

一是賞罰一律平等。

他曾要求劉禪

“官中府中，俱為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他對自己則更是嚴格要求。只要是做了有利於蜀漢政權的好事，即使過去是仇人，也一定給以獎賞；如果違法亂制，做了不利於蜀漢政權的錯事、壞事，就是貴人、親人，乃至自己，也一定給以懲罰。

二是賞罰合情合理。

他一方面賞罰分明，另一方面又賞罰得當，做到

“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

決不濫賞濫罰。

三是處罰輕重參考犯錯誤人的態度。

他對犯了錯誤但能認真服罪，有真心悔改表現的人，給以從輕處理，使他們有將功補過的機會。對那些犯了法又拒不認罪，還要巧言詭辯的人，則一定加重處理，以作為其他人的警戒。

四是輔以一定思想工作。

他嚴刑峻法，目的是為了使下屬百姓知禮法規矩，懂法制，去自覺地遵守。因此，他每次獎賞都一定說明道理；每次處罰也一定說明為什麼，曉以大義，動以人情，對本人甚至家屬做思想工作。

這些，也都體現了諸葛亮順應人的心理規律，實行攻心的原則。

歷史是公正的。諸葛亮制定的這一嚴刑峻法方針由於能切中時弊，切合人的普遍心理規律，因此迅速收到了成效。不僅豪族不敢再任意胡作非為，新生的蜀漢政權和諸葛亮本人也很快獲得了百姓的真心擁戴。其令人歎服的是，即使受諸葛亮親自處罰過的人，也都對他心服口服,而且尊敬、信任有加。一個法制的推行能得到這種效果，應該說在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在經濟上,諸葛亮採取了因地制宜,發揮特長的方針。

灌縣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自秦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以來，一直是蜀中農業的命根子。諸葛亮認為它是“國之所資”，因此首設堰官，責令每年率領一千二百名士兵專門從事修堰補堤，疏浚河道的工作，以儘可能發揮這一水利工程的灌溉功效。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氣候溫和，適宜於種桑養蠶。蜀錦的質量，在東漢末年，就已馳名魏、吳。諸葛亮認為它是蜀國經濟收入的重要來源，所以鼓勵老百姓種桑養蠶，大力發展蜀錦生產。並首設錦官，對蜀錦生產實行專門管理。

四川地下礦產極其豐饒。早在秦漢時期，鹽鐵生產已經相當發達。至漢代,開始了火井(天然氣)的利用。諸葛亮又從富國強兵的戰略眼光出發，專門設置了鹽府校尉和司全中郎將，把這些關係著國計民生的鹽鐵開採和冶鐵、鑄錢等手工業的經營大權直接掌握在官府手中。他還親自到新津、仁壽等地指導採鐵、冶鐵、鑄劍，到臨邛視察火井煮鹽，直接促進這些生產的發展。

為了迅速提高生產力，以有限的人力，有限的國土，與當時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魏、吳爭雄，諸葛亮還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他自己就是個出色的創造發明家，有過不少重大的科技發明創造。例如，他根據漢代的鹿車改進創制的木牛流馬，機動靈活，一次可載一人一年的口糧，這就大大解決了蜀道狹窄山路險阻所造成的運輜困難，並且提高了運輸能力。

諸葛亮的這些措施都從實際需要出發，並尊重客觀規律，因勢利導，因而同樣取得了突出的效果。蜀國經諸葛亮治理以後，經濟很快繁榮了起來，農業和許多手工業的生產都達到了當時第一流的水平。尤其是蜀錦生產,形成了成都的繁榮景象。成都後來稱為錦官城，得名也由此而來。

諸葛亮在軍事上,採用了“精兵”的方針。

他一方面從國家人力資源不足的實際出發，進行“減兵省將”，另一方面又積極提高將士的作戰素質,培養他們以一當十的氣概和本領，以補足與曹魏兵力過分懸殊的缺陷。他又實行定期輪換制,即使在戰爭頻繁的年月，也能保證國內有比較充足的勞力從事生產。他還實行屯田制，讓邊防前線的將士戰時打仗,閒時兼務農業。這樣既解決了戰爭年月後方運糧不繼的困難，也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因戰爭而導致的經濟上的某些虧損。據史書記載，蜀國當時雖地小人少，但

“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

能有這種局面,無疑與諸葛亮採用的這些措施有關。

在外交上,堅持執行《隆中對》中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的方針。

荊州失陷，孫劉聯盟一度破裂，南中少數民族部分奴隸主和漢族豪強也乘機作亂。諸葛亮從統一的大局出發，同時針對孫權畏曹而又不願臣服曹魏的複雜心理，在劉備死後，先後派鄧芝、陳震等人多次出使東吳，重修盟好，終於解決了“東顧之憂”。

又親率大軍鎮壓了南中地區的叛亂，同時以“七擒七縱”的氣魄，對以孟獲為首的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在政治上、思想感情上實行爭取,對少數民族普通百姓在生產上、文化上實行幫助，風俗習慣上給予尊重,感情上加以安撫。這就迅速獲得了少數民族的信任，安定了後方。這些措施，在蜀漢政權的鞏固和發展中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諸葛亮由於能明審形勢順應人的各種心理規律實行攻心，他制定的各種方針政策措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這些成就，不僅在當時為蜀國上下所公認，也贏得了敵國有識之士的高度肯定,在他身後一千幾百年裡，始終受到了人民的一致讚揚。

諸葛亮至死仍是一個清醒的審勢者。諸葛亮病危時，劉禪派李福前去探望時的一段對答。當李福向諸葛亮問到他身後誰可以繼承他擔負丞相的職務時，他推薦了蔣琬；蔣琬之後，他又推薦了費禕。費禕之後呢，“亮不答”。這一段臨終前的對答，諸葛亮對蜀國未來的預示簡直不下於《隆中對》中顯示出來的那種遠見卓識。蜀國自諸葛亮逝世之後，蔣琬、費禕確實還能繼承他的相業，維持原有的局面，但蔣琬、費禕之後,則後繼無人，持續了四十多年的蜀漢政權也就歸晉了。

結束語

任何英雄都是時代的兒子，他們只能在歷史規定的舞臺上導演自己的威武雄壯的話劇。諸葛亮出山時，曹操已統一北方，擁兵百萬，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他輔助劉備，在二強的虎口狼吻之下，審勢、攻心，從容若定，白手起家，終於東聯孫吳，北抗曹魏，先取荊州，繼取益州，與魏、吳成三足鼎立之勢。關羽荊州之失，接著南中叛亂，曾使蜀國面臨岌岌可危的局面。但劉備死後，諸葛亮以審勢、攻心的高超藝術，迅速重修蜀吳聯盟，平定南中，然後六出祁山，進擊曹魏。這些都顯示了他比同時代的英雄人物更為突出的治國才幹。

當然，令人遺憾的是他最終未能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因為：一，他面對的魏、吳統治者都是非同尋常的強手，而且根基深厚；二，關羽荊州之失，劉備秭歸之敗，破壞了他隆中預定的荊州、益州兩路出兵的計劃；三，他生前，曹魏政權相對鞏固，他預定的“待天下有變”的時機始終沒有出現；四，他本人由於積勞成疾，只活了五十四歲，去世太早這種種歷史條件,決定了他在生前無法完成自己的夙願。諸葛亮自己也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他盡了所可能做到的一切努力，達到了當時一個偉人所可能達到的最大功效。正因為如此，“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詩人杜甫的這著名詩句，千百年來，始終能激起無數烈士的感慨、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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