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全球疫情發展仍籠罩在不明確之中。疫情防控、經濟保衛，相互交織在一起，影響著未來的走向。美國政府推出激進的財政貨幣政策，其背後原因和代價是什麼？贏得了寶貴的疫情防控時間差的中國，該怎麼做？如何才能撥開迷霧，遠眺自身的挑戰與機遇？
張軍：《復旦金融評論》聯合主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觀察者網：首先從近期美國經濟表現談起，3月，美股曾在兩週內創紀錄熔斷4次，不少人擔憂，這意味著全球經濟衰退的到來，甚至比肩1929年的大蕭條，來得比2008年全球危機更兇狠，您對此怎麼看？美國近期經濟表現更多是受到疫情、石油市場等短期影響，還是觸發了一些深層次經濟問題？
張軍：其實，歷史上出現1929年大蕭條的時候，當時的人們並不能完全明白它到底是怎麼釀成的。事實上，這也成為後來幾代經濟學家在生涯早期，甚至學生時代研究的問題，像弗裡德曼及其弟子輩的伯南克等經濟學家都致力於弄明白那場大危機是如何造成的。即便這樣，我相信，經濟學家到目前為止對1929年的大蕭條也還是沒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今天當我們經歷一場由疫情觸發的金融動盪並直接導致經濟衰退的大危機時，不要指望經濟學家們有一致的看法 ，特別是，大家對美國經濟韌性到底有多大的看法始終有很大分歧，不容易調和。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還能持續多久？一些國家的經濟是否能在疫後快速恢復？各國開啟的防疫模型能否在疫後徹底拋棄？這些問題都不容易回答。
1931年，聚集在美國銀行外面的人群。圖自美國國會圖書館
不過，有些問題我們是可以容易明白其中的邏輯的。比如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它跟其他危機觸發因素不同，對經濟的衝擊方式也不同。如果是單純的金融危機，通常是靠引起市場流動性突然收縮來衝擊經濟的。這中間會有一個過程。像2008年那次，先是房地產市場出問題，接著影響銀行，銀行再影響其他金融機構，一連串骨牌效應，導致美國整個金融踩踏。美國金融踩踏以後，迅速波及全球市場，再通過影響全球的投資和貿易活動進一步衝擊全球經濟。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發達經濟體受到的衝擊要比發展中的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大得多，歐洲經濟受到的打擊顯然比亞洲經濟要大得多。即使這樣，影響面也好，影響深度也好，都無法跟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相提並論。面對傳染性極強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必須把人關在家裡，必須停止所有涉及到人口聚集的經濟活動，無論是需求活動還是供給活動，無論是服務業還是製造業。
換句話說，整個社會要撳下暫停鍵。更要命的是，沒有人確切知道會停多久。所以，經濟衝擊在這裡表現為停止經濟活動。很多經濟活動必須停下來，這不僅意味著沒有增長，而且還可能造成衰退。我們想一下GDP增長的含義，假定去年是100，正常情況下今年如果增長3%，那應該是103，但現在不要說103，連100都沒有了，這就是經濟的衰退。
值得慶幸的是，2008年的全球危機加強了全球合作和治理的能力，特別是中國與美國的緊密合作和共同應對在處理危機和全球經濟恢復中發揮了特別大的作用。但也埋下了後來兩國關係發生逆轉的種子，因為那次危機給了中國在全球影響力和經濟實力上反轉的機會。
觀察者網：最近也有這樣的觀點，“這次疫情風險，已經不是各國央行大幅貨幣寬鬆所能解決的。因為疫情令各國經濟停滯，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可能需要逾千億美元維持運轉並避免鉅額壞賬爆發。……以往金融危機都是金融系統受到衝擊，再波及實體經濟成長，但這次無法釐清實體經濟壞賬激增與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爆發的傳導機制……”，人們似乎無法看清這場經濟危機可能是什麼樣的狀況？
張軍：關於傳導機制，目前來看，如果不是疫情而是其他因素導致金融危機，並進一步蔓延衝擊實體經濟，一般來講我們能說清楚整個傳導機制。這個情況並不複雜，金融危機一旦發生，市場上的流動性馬上收縮，大家急於拋售資產，資產價格下跌，那些槓桿比較高的部門、公司馬上就會遇到問題，若挺不過去，就破產倒閉。如果政府救市，向市場釋放流動性，也許可以解救一部分，但總歸還是有相當一部分會因為槓桿原因，躲不過金融危機。
現在這套傳導機制有嗎？也有。恐慌產生金融動盪和悲觀情緒，流動性收縮，大家都要變現，拋售資產， 資產縮水，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大跌，進一步引發流動性危機並波及實體經濟。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不僅僅有這套傳導機制，還有更直截了當的衝擊。疫情直接衝擊經濟活動，導致經濟停擺，疊加起來，當然就會造成經濟衰退。
觀察者網：近日美國政府提出6萬億經濟刺激，美聯儲無限量QE（QE即量化寬鬆，預計將達4萬億美元），另加2.2萬億美元救市，這項經濟刺激計劃會奏效嗎，為什麼？長遠來看是否會有負面效應？
張軍：美國政府出臺如此雄心勃勃的救市政策，依仗著美國政府自己的信用擔保。所謂上不封頂搞QE，聯儲可以無限量收購債券和MBS，就是告訴你，我靠的是國家強大的信用，而且要知道美國的國家信用是全球性的，它也可以向全球融資。上個月，美聯儲和韓國、澳大利亞、巴西等9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此外向新興市場國家傳遞信息，美國可以收購他們的債券，向這些國家投放流動性等等，這些動作顯然已經非常歇斯底里了。
觀察美國政府出臺的這些猛藥，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第一，說明此次疫情對經濟衝擊的能量，遠遠超過2008年，可以和1929年大蕭條相提並論，否則美國政府、美聯儲不會做出如此激進的反應。可見，當下要穩住局面變得多麼重要。尤其今年又是美國大選年，必須不惜代價穩住局面，這才是政治正確。所以美國實際上是在賭自己的國家信用。
但是我們要明白，美國的信用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和全球格局的變化。我相信，在疫情衝擊之下，美國經濟的衰退並不是短期現象，發達經濟體的衰退也不是一兩年的事。這一點在市場上應該是有共識的，所以，美聯儲和美國政府的應對政策有點孤注一擲的味道，風險很大，將來會怎麼彌補和消化今天過度的透支，實在不敢想象。
事實上，值得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現在，而是未來。疫情之後，美國經濟會不會進入一個長期停滯階段。薩默斯教授幾年前就說現在發達經濟體已經是長期停滯，如果那樣的話，疫情危機就強化了這個停滯的趨勢。
這些年，對全球經濟不樂觀的地方一直在那裡。無論美國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事實上都沒有明確的增長點。而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很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付出巨大代價。在沒有新增長點的情況下，幾乎連老本都要拋出來，沒辦法，肯定要透支很多年。
這是我們不太看好未來經濟的重要原因之一。畢竟不像2000年以後，在新世紀頭十年，全世界有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和新興國家，不斷加入全球貿易系統，在全球化大潮中有比較好的增長表現，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發達國家也因此受益。但2008年以後，全球經濟進入下行週期，而且時間拖得很長。全球經濟的增長率目前遠未恢復到2008年前十年的平均水平。
也就是說，即便沒有這次全球疫情大流行，全球經濟也基本進入了薩默斯教授所謂的“長期停滯”， 我們找不到明確的增長來源。相反，發達國家政治轉向，逆全球化變成主流思潮，對全球經濟的未來更是雪上加霜。
觀察者網：3月26日，鮑威爾發表聲明，當前是非典型的經濟下行，美國經濟基本面沒有問題，美聯儲還有政策空間，借貸方面的彈藥尚未用盡，美國經濟復甦關鍵看疫情的發展和防控效果。但同一天，美國公佈了一個最新數據：失業保險申請人數從28萬上升到328萬。您如何看鮑威爾的聲明？從失業率等數據出發，該如何解讀當下美國宏觀經濟層面的變動趨勢？
張軍：就像前面提到的，疫情蔓延直接讓經濟活動停擺，毫無疑問會直接導致失業人口上升。失業大幅劇增，可以視為疫情衝擊經濟的一個重要指標。
鮑威爾作為美聯儲主席，向市場給出正面的信息，給市場一些底線，可以理解，我們沒必要做過多解讀。身為美聯儲主席，他必須這樣做。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圖自新華社
最重要的還是要看市場如何理解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失業人數大規模增加，不是一兩年就可以恢復的。這是很糟糕的狀況，因為美國的儲蓄率很低，據稱30%的民眾是沒有存款的，還有一半的民眾存款量很少，所以一旦失業人口增加，對整體需求的影響非常大，特別是消費需求，當然還包括房地產。這些層面，我們不能低估。
美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即財富過度集中，近20年美國政府始終沒有很好地關注和處理。貧富差距過大，導致社會對立，這種對立又演變成政治對立、兩黨撕裂。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是，不管經濟增長多少，哪怕增長2%，那也只是美國的極少部分人獲益更多。
由於這個結構性問題， 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其實是很脆弱的，不能實現包容性的增長反過來對生產率增長是非常不利的。過去10年，美國的生產率增長非常緩慢 。從經濟學家的眼光來看，當就業增長好於生產率增長的時候，意味著美國GDP的增長，更多是就業增長帶來的。就業之所以還不錯，得益於勞動力市場發生的變化，可能跟互聯網技術發展有關，就業變得更加靈活分散，中小微企業數量猛增。過去大多數美國人在大公司就業，現在則有很大不同。這種情況下，不難想象為什麼疫情導致大量失業人口的增加。
同時，我們從生產率的基本面也可以推測，這11年來美國金融市場的繁榮景象是靠流動性支撐的， 如果疫情造成了金融恐慌，導致流動性收縮，美國股市泡沫當然就會被戳破。
金融泡沫是“皇帝的新衣”，很多人不願意明說。耶魯大學的諾獎得主希勒教授是個例外，他這些年一直說美國股市存在嚴重泡沫。希勒是比較少數的、敢講真話的經濟學家，而且是有深入研究的。所以他一直提醒，美國的金融泡沫是比較嚴重的。
其實，當一個泡沫在長時間內能夠維持下來的話，市場上就已經形成了一種潛在的恐慌。如果沒有觸發因素，它也許還可以屏住一陣子，如果有觸發因素，可能就會引發金融危機。過去這兩年，美國市場上唱衰美國股市的聲音一直不斷，11年了，所有人都覺得也該掉頭了。
一旦金融市場虛高的泡沫被戳破，再加上疫情導致失業大規模上升對美國經濟都是巨大拖累，不堪重負。
觀察者網：那麼，美聯儲無限量QE會對全球經濟帶來什麼影響？中國經濟也會受到影響，中國是否需要在宏觀調控措施上面作出相應調整？
張軍：如果說對中國經濟有好處的話，那就要假定美國大規模財政擴張對美國經濟確實能有正面影響。但現在看起來並不樂觀。
但我覺得現在不是討論中國該怎麼應對美國的政策衝擊的時候，而是應該先討論美國的政策對它自己的經濟是否管用。假設6萬億美金下去，美國經濟可以復甦，那對全球、對中國當然也是利好。
當然了，美國的大規模寬鬆政策也會對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但中國的回應餘地顯然要大很多。
中國當前最重要的是，我們比美國在疫情方面領先了幾個月，要儘快將防疫上的時間優勢轉化成在經濟恢復層面上的時間優勢；所有這些問題都跟中國是否可以成為疫後全球經濟恢復最快的國家有關。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在美聯儲出臺這種大規模政策之後，應該能看清楚自己的機會和可能受到的影響在哪裡。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現在要儘快讓經濟復甦到位，讓整個經濟走出“戰時”管理模式，進入到相對比較正常的狀態。而且，我們還有很多金融政策都沒有用，財政上還有巨大空間。我們自己一定不要把贏得的時間浪費掉。只有儘快復甦，回到常態，才能看清楚美國的政策接下來到底會對中國的哪些方面產生影響，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負面的，我們的應對也會更加主動。
3月18日，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工作人員核實入境人員信息（圖自新華社）
觀察者網：確實，如何用好防疫時間差對我們至關重要。不過，新情況是，中國國內有所緩解，但世界疫情仍在加重。不久前清明小長假去了趟浙北，當地輕紡業發達，很多工廠做外貿出口，最近已有部分廠商出現訂單取消、部分裁員等情況。經濟“三駕馬車”出口、消費、投資，其中外貿恐怕暫時失靈。再者，看消費，無論是疫情衝擊帶來收入不穩或預期不好，還是過去討論貿易戰、經濟增速下行的原因，如何拉動內需一直都是核心問題，那麼現階段中國拉動內需的機會在哪裡，哪些方面可以著力？
張軍：關於消費需求，我覺得只要解除疫情防控措施政策之後，應該會有很大反彈，不會有太大問題。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目前這種“戰時”政策還沒有解除，未來到底要持續多久，學校沒有開學，“兩會”也沒有召開，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還習慣處於“戰時”氛圍中，以居家生活為主。如果可以解除，相信大量需求就會反彈。清明小長假時，有新聞報道稱黃山遊客人山人海，足以證明。
在這方面，我們有些過於謹慎。因為目前有不少輸入性疫情，原來開放的一些場所又再次關閉，這就有點反應過度。其實，已經開放的場所是不能關掉的，否則影響會非常大，因為相當於給老百姓傳遞了一個信息：疫情又重了。其實針對輸入性疫情，只要隔離措施到位和閉環管理，不會有問題。當前各口岸都採取了非常嚴厲的閉環隔離政策，像北上廣深這樣的大城市是海外輸入疫情比較多的地方，確保實行閉環管理，對國內疫情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各地必須儘快開放服務場所，儘快恢復正常生活、正常教育、正常商務活動。一旦恢復以後，消費、金融會立刻出現較大反彈，人們會去飯店、看電影、旅遊等等。當然，這需要經過科學評估並保障安全有序。但像現在這樣似乎處於無限期“戰時狀態”，人們依然不敢放鬆，對消費需求的影響就比較大。
再者，目前影響經濟的另一個因素是，隨著海外疫情逐漸嚴重，海外復工可能更慢，對復工中的中國外貿企業有較大沖擊，而恰恰外貿企業大多是中小型民營企業。
那麼，這一塊怎麼補？從總需求來看，傳統的做法就是加大投資需求，對沖海外疫情導致的貿易活動下降。但目前這還不是最優先考慮的問題，我覺得應該首先考慮如何幫助這些受到衝擊的企業，讓它們渡過難關，這是第一位。然後在此基礎上，考慮到海外疫情可能持續時間會更長，所以要幫助出口企業，給予它們財政上的幫扶和紓困。
最近，大家談到的“新基建”其實並不是一個大規模的投資項目計劃，而且本身規模也不可能很大。正常情況下，我們每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將近60萬億。而且我們去年各地地方“兩會”已經制定的2020年投資項目是現有的計劃，不需要再製定新的計劃。眼下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先去考慮如何增加更多投資計劃，而是讓已有的投資計劃能儘快落地。同時，相應的金融財政配套政策要跟上。
對中國來講，還是那句話，我們在時間上佔優，但不能浪費掉這個時間差；這段時期內，要更大地幫扶大量中小微企業，保障就業，最大程度降低疫情造成的失業。只要企業還在，人們還在崗位上，整體需求層面就不會有太大的下降。一方面有反彈趨勢，另一方面只要保住飯碗，人們就有收入預期，今後消費需求會慢慢正常化。
從投資需求來講，眼下最重要的是，確保各地去年確定的投資項目能儘快落地，同時根據形勢變化、特別是海外形勢評估，再決定今年要不要增加投資或還要增加多少投資，而不是一上來就大量追加項目 。
3月26日，G20視頻峰會召開，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特別講話（圖自新華社）
觀察者網：最近，看到您提出一個觀點是，“很遺憾，中美聯手合作應對危機的時代已經結束”；2008年金融危機促成G20升級，但從最近G20視頻會議來看，似乎不是太樂觀。想請您具體談談您的觀點，以及未來國際防疫和經濟合作可能出現的局面，尤其是中國扮演的角色會有什麼變化？
張軍：確切來說，這個問題沒有短期的答案，但根據目前趨勢，中美關係跟過去已經發生了本質性改變——從過去的戰略合作，變成現在更多的是競爭關係。在技術供應鏈上，美國封鎖中國，試圖跟中國脫鉤；在全球供應鏈層面，疫情之後，可能有些思潮也會更加渲染這一說法，即主張供應鏈儘快多樣化，要有第二來源。這些發言聽起來似乎都是針對中國的。
今年3月，我也看到很多國際知名人士發表的言論，其中不少針對中國，幾乎都是從供應鏈角度出發。所以，我最近在辛迪加報業發表的文章，主要是在回應這些聲音，供應鏈要撤出中國談何容易，因為我們有絕對優勢，尤其在製造業具備非常發達的體系，效率和成本優勢較為明顯，所以真正要撤出不是那麼容易的事。當然，有大量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過去這些年一直都有撤出現象，這對我們來說，並不是什麼問題。
從中國所理解的全球化來講，回顧過去20年中國發展的情形，中國不僅僅是從全球化當中獲益，也在為全球化做出巨大貢獻。去年，麥肯錫有一份報告專門評估全球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最後發現其實過去10年中國對全球依賴程度在下降，全球對中國的依賴則在上升，而且全球對中國的依賴已經超過中國對全球的依賴，這個趨勢仍在進一步發展中。
過去我們常講，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我們不否認這一點。但隨著中國在國際供應鏈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在全球大量複雜技術產品的出口中所佔份額越來越大；同時中國又是服務貿易的最大進口國，近十年也逐步轉向以國內需求驅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對全球而言，中國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也就是成為發達國家、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目的地，這意味著中國正在完成一個華麗轉身——從過去大量依靠出口來推動經濟增長，到如今更多利用進口來擴大自身市場，成為全球出口目的地。通過這種方式，一方面推動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為全球做更大貢獻。
毫無疑問，中國肯定是歡迎全球化的，也是全球化的守護者，即使我們成為全球最大市場之後，依然會維護全球化趨勢。即使未來由於美國對中國技術封鎖、中美在技術層面的合作機會越來越少，但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和很多國家的技術合作只會緊密不會疏離。技術在不同國家之間的流動、轉移，總體仍將繼續保持上升趨勢。
中美脫鉤的趨勢，目前更多還是口頭上和輿論上。中美想要實質性地在很多層面終止技術流動、轉讓或合作，不是那麼容易的。當然，摩擦和鉗制還會有，不會停止，但脫鉤也沒想象得那麼簡單。
而且我覺得現在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好處於一個非常微妙的節點。就好比是，現在中國正在技術梯子上攀登，離終點就差那麼一段路，美國站在梯子上面想把梯子一腳踢開。
說老實話，美國對中國的打壓當然對我們不利，但也必須面對啊。短期來講，現在畢竟還是全球化時代，技術供應鏈存在一定的多樣性，在關鍵技術上我們依然有機會加速我們的技術替代。很多專家、包括官方層面也在談中日韓合作、中歐合作等等，這些合作肯定會不斷加強。所以，更長遠來看，我們需要繼續堅持改革和開放，用更開放的戰略來推進我們的技術升級。
中國跟很多其他國家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中國一旦遇到脫鉤或是被迫切斷某些關鍵技術的外部來源時，反而會轉變為內在的巨大創新動力，自己在技術的階梯上爬得更快，早年中蘇撕毀合約、蘇聯撤走專家，中國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變危機為動力，加快自主創新步伐，原子彈等等都是這段時期造出來的。這一韌性特點是中國過去的歷史所決定的。在當下時代，自主創新不是說我們要閉關鎖國，恰恰相反，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要更加開放市場，尤其是在思想、科學、技術、人才等領域保持與全球的流動至關重要。
觀察者網：關於全球供應鏈，最近商務部表示，疫情之後，全球供應鏈可能會發生四個轉移，即高端產業、高端技術資本、高端服務、高端人才東移，對中國而言，未來是否真的會這麼樂觀，有哪些值得觀察的指標？
張軍：“四個東移”是高度概念化的說法。在脫鉤問題上，美國繼續封鎖中國的技術合作，中國肯定會採取更加寬容和開放的政策，加強與歐洲和和亞洲地區、特別是與東北亞的技術合作，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更重要的是，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打壓肯定會對供應鏈的全球格局帶來巨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亞洲，特別是東北亞的合作變得比以往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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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軍 《復旦金融評論》聯合主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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