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記錄的歷史中，流行病的大流行已經發生了幾個世紀。公元前430年，雅典是西方文明的中心。那年，三分之二的雅典人死於當時神秘的疾病，可能是麻疹，傷寒，猩紅熱或天花。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這一事件是希臘黃金時代終結的直接原因。
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其士兵、探險家和商人帶回了大量細菌，並將其再次帶到其他地方。在公元第二個千年中，一場流行病爆發，造成近700萬人死亡，並加速了羅馬帝國的瓦解。
臭名昭著的“黑死病”實際上是中世紀一百年來數次疫病的波濤。據悉，瘟疫使歐洲的總人口減少了一半，而其影響尚未得到真正的記錄。
有一個神話，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帶著600名西班牙人降落在墨西哥海岸，征服了數百萬人口的阿茲臺克帝國。賈裡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古納斯、細菌和鋼鐵》一書中指出，西班牙人具有決定性優勢的是天花，該天花於1529年到達墨西哥，當時一名受感染的奴隸從古巴來到西班牙，然後是西班牙殖民地。隨之而來的流行病繼續殺死了將近一半的阿茲臺克人，這些人被神秘的疾病嚇倒了，這種疾病殺死了印第安人並倖免了西班牙人，彷彿強化了西班牙的無敵形象。
殖民讓很多印弟安人喪生
在上個世紀，一種稱為西班牙流感的大爆發導致全世界40至5000萬人死亡。還據稱它在全球感染了5億人，約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儘管它的名字很有指向，但歷史和流行病學數據不能識別西班牙流感的地理起源。這個時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大多數國家，戰時審查制度阻止了該疾病的報道。戰爭期間西班牙保持中立。1918年疫情從法國傳播到西班牙時，報紙可以自由報道該流行病在西班牙的影響，給人以西班牙為疫情中心的印象。
根據戴蒙德的說法，人群的疾病只有在人口眾多，人口稠密的情況下才會出現。這種積累始於大約一萬年前的農業興起，然後隨著幾千年前的城市興起而加速。
許多熟悉的傳染病的首次證實日期是最近的，所能考慮到的是農業相關，是在一萬年前開始的。從埃及木乃伊上的痘痕推導出，那些天花的地標性日期大約是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400年流行性腮腺炎; 公元前200年為麻風病; 1840年為流行性脊髓灰質炎，1959年為艾滋病。
HIV病毒因子
農業的人口密度比打獵的生活方式高得多。狩獵者和採集者還經常轉移營地，並留下自己的一堆糞便，裡面積聚了微生物和蠕蟲幼蟲。但是農民久坐不動，生活在自己的汙水中，從而使微生物從一個人的身體到另一個人的飲用水的路徑很短。
城市將許多人緊密聯繫在一起，使攜帶疾病的微生物更容易傳播，尤其是在環境不衛生的人群中。亞諾·卡倫（Arno Karlen）在他的《人類與微生物：歷史與現代的疾病與瘟疫》一書中說：“ 這種具有免疫學意義的原始生物為潛伏在馴養動物，汙穢和清道夫，隨著農民開始湧入城市。”
SARS始於一種源自動物的病毒。據卡倫說，人類感染了65種來自狗的疾病，45種來自牛的疾病和35種來自馬的疾病。卡倫（Karlen）和戴蒙德（Diamond）在書中都寫道，麻疹來自狗或牛，還有來自牛的肺結核，來自豬和鴨的流感，來自馬的普通感冒，來自蚊子的瘧疾、猩紅熱和來自跳蚤的斑疹傷寒，以及黑猩猩的艾滋病。有人猜測COVID-19的起源來自武漢的野生動物市場。但是，很明顯，傳染病部分是由於人類與動物的親密關係演變而來的細菌所致。另一個原因是某些動物成為人類飲食的一部分的結果。
歷史，全球化和流行病
大流行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估計新世界的發現導致了9000萬居民的死亡，這幾乎消滅了美洲原住民。這導致了北美和南美的歐洲化，這與亞洲的土著人口及其文明繼續蓬勃發展的亞洲不同。
今天，由於全球化和技術的發展，人們，貨物和細菌的運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容易，快捷和頻繁。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傳染性疾病可能已經流行了數十年。在上個世紀只用了幾年。今天，人們真的擔心整個過程可能在幾個月內發生。現代媒體已經將世界變成了一個單一的村莊，因此在我們看來，一個單一的事件看來就象是一個鄰里事件。疫情的爆發還帶來人類行為的改變。全球性安全運動是艾滋病大流行的產物。
全球化讓傳染病傳播更快速
理想情況下，應該通過協調一致的國際努力來解決這種冠狀病毒大流行。不幸的是，兩個全球領導者，中國和美國，出於各種原因並不能讓世界大多數國家所信任。
我們只能希望COVID-19的治癒方法能很快到來。同時，我們只能祈禱人的內在力量能夠經受住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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