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克蘭建造1：1還原的前蘇聯高壓統治社區，招募400人在裡面真實生活3年，劇組24小時不間斷拍攝，沒有劇本，沒有表演要求，一切自然生髮為14部電影。這個被推上微博熱搜的“DAU（列夫·朗道）項目”在電影圈掀起一場大地震和大論戰。支持者說，它打破藝術與現實的界限，正在改變21世紀的影史；聲討者稱，導演罔顧倫理，喪盡天良。在《列夫·朗道：娜塔莎》後段，女主被克格勃軍官用酒瓶塞入下體，這是表演還是真實發生的侵害？我們無從得知。而這曲被強權壓迫的女性悲歌，僅僅是“DAU項目”14部電影的一個序章，在未來，這個系列電影必將一直伴爭議而行。它要麼名垂影史，要麼遺臭萬年。
兩個月前，柏林電影節史無前例登上微博熱搜，DAU這個英文縮寫詞一時間成為網絡搜索熱詞。《列夫·朗道：娜塔莎》（DAU. Natasha，中文片名暫譯），這部前線中文媒體紛紛打出五星並給出「本世紀最偉大的電影」等誇張評價的神作，一時間洛陽紙貴，成為近些年最“出圈”的電影節系電影。
近日，DAU官方宣佈，此前在柏林電影節攬獲銀熊獎的《列夫·朗道：娜塔莎》率先上線官網DAU.COM，各大字幕組紛紛跟進翻譯，中國影迷終於能一睹神作風采。作為DAU計劃14部電影的開篇，通過《娜塔莎》我們只能窺見DAU瘋狂世界的冰山一角，但充斥著爭吵、叫喊、酒精、性、暴力、混亂的壓抑沉浸影像已然震撼到不少人，電影與現實界限的模糊亦令它爭議重重。
是偉大藝術還是邪惡的監獄實驗？人類“模擬社會”的實驗為何總是走向失控？藝術是否需要考慮倫理道德，藝術的邊界又在哪裡？對於有道德爭議的藝術家們來說，“藝術”兩個字真的是他們最好的保護傘嗎？不誇張地說，未來許多年，《DAU》都將伴隨這些爭議，深刻地影響到21世紀人類對“電影”的重新界定與認知。
01
DAU到底是什麼？
DAU取自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英文名的後3個字母，這個項目命名與導演創作的源起有關。起初，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只是單純想為列夫·朗道拍攝一部傳記片，籌備中發現演員很難融入到影片的年代氛圍，於是，他萌生了一個異常大膽的想法。
在他的主導下，一個12000平方米的“蘇聯”在烏克蘭某郊區的廢棄游泳池旁被建起，裡面的一切都1:1還原1938年-1968年蘇聯歷史的真實場景，這個地方被稱為“機構”。在這裡，人們保留著斯大林時期的生活習性、衣著打扮、吃喝玩樂，使用當時的說話方式，流通著前蘇聯的貨幣，外人進入需要辦理簽證。換言之，這就是一個以假亂真的與我們世界平行的“現代蘇聯社會”。
在這個封閉空間裡，人們在這裡帶妝生活，以形成持續性的歷史感與信念感。導演伊利亞帶著攝影團隊穿梭其中，拍攝了長達700個小時的影像素材並從中剪輯出14部電影。所有的拍攝都是隨機的，導演對每場戲有一個大致的構想，但並不會提供劇本和現成的對話。也就是說，觀者在觀看影片時，將很難分辨每一場戲究竟是遵照劇情片的排演，還是完全紀錄片式的真實記錄。
喜獲俄羅斯土豪商人的大方資助後，DAU團隊在蘇聯面試上萬人，並嚴格篩選出400個固定非職業演員進入“機構”生活。最微妙的是，這些被選中的人很多都是“量身定做”，科學家在這裡還是科學家，流浪漢在這裡還是流浪漢，警察在這裡還是警察，妓女在這裡還是妓女。官方還聲稱，這些人都是自願來此生活，如果覺得不舒服，也可以隨時離開。
《娜塔莎》中，那位食堂員工娜塔莎的扮演者在現實生活中就是一位性工作者。電影中，她性情開放、渴望愛情，因不堪乏味生活的折磨，與法國科學家呂克發生關係，這成為後面克格勃軍官誣陷她私通外敵、嚴刑拷打她的把柄。在柏林電影節，有記者質疑導演是否對女性殘忍施暴時，導演伊利亞以一種絕對權威的方式回應道：“我不在乎，我在妓院找到她的，她是妓女。”
導演的回應進一步折射《DAU》項目的可怕。演員真實的人格與他的角色交融在一起，連演員自己都很難分辨自己到底是不是在“表演”。娜塔莎扮演者曾稱，“在機構裡95%時間是她自己，拍攝之後不需要回到真實的自己。有些時候很可怕，有些時候很受傷，有些時候很有趣，有些時候很憤怒。”
《娜塔莎》的前半部分，沒有任何故事鋪墊，我們不由分說就被導演突然拽入一個封閉的餐館場景，凝視兩個餐館閨蜜員工的日常。分明沒什麼故事，我們的情緒卻被完全裹挾進兩位女性不癲狂不成活的精神狀態中。那種壓抑在娜塔莎被灌醉後的一段自我念白戲中推向頂點。
那一幕，她情緒亢奮、失控，在絕望中坐在地下抽菸、喝酒，不住地質問自己，“我每天到底在做什麼？早上在家醒來，白天在外工作，晚上過私生活。根本就沒有什麼生活，我只是個普通的妓女。”僅僅這一段戲，所有觀者深入娜塔莎心靈的深淵，它短時間的張力與爆發的情感能量都足以載入2020年最華彩的電影表演段落，助電影走上神壇。
在那一刻，你有強烈的共情，但詭異的是，你根本不確定，你共情的是娜塔莎，還是這位演員。如果這位演員自始至終都是“自己”，那麼，影片中的她到底是在以何種身份發出疑問？到底是質疑娜塔莎在“機構”中的生活，還是痛訴自己在現實中的生活？要知道演員們是長時間生活於此的，那他們說的每一句話並非劇本的臺詞，而是實實在在生命的感受與體悟，那是不是意味著，如果真的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導演是不會喊停的？
雖然主創團隊一再強調演員有在拍攝途中有隨時喊停的權利，但在那樣長時間封閉的集體情境下，演員很容易墮入集體無意識的深淵。在某種程度上，導演伊利亞成了這個世界絕對的上帝，他的攝影機扮演著《1984》裡“老大哥”的角色，所有人的生活都無法從他們的監視中逃離。與娜塔莎在無意識狀態下做愛並被記錄的科學家盧克接受採訪時稱，“伊利亞沒有劇本，只有一些小方向。但他設置好一些情況，一些足以使事情發生的傾向，這樣他就可以操縱我們了。”
02
DAU並不是人類創造出的第一個“模擬社會”，大名鼎鼎的斯坦福監獄實驗、西班牙著名電視真人秀《老大哥》(Big Brother)、FOX電視臺社交實驗真人秀《烏托邦》(Utopia)等都建構了類似的“社會實驗模型”。這些被置於攝影機凝視下的社會實驗千奇百怪，但無一例外地，他們都最終導向失控與混亂的局面。
1971年的斯坦福監獄實驗中。24 名學生被隨機分成“獄警”和“囚犯”。主導實驗的心理學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創造了一個去個人化、去身份化的高壓環境，直至場面愈發不可控制。這個實驗令津巴多成為美國最有名的心理學家之一，斯坦福監獄實驗也幾乎成為心理學教材引用最多的案例之一，甚至，它被很多嫌犯利用來為個人的犯罪行為開脫。
這個實驗開始後不久，獄警就開始虐待囚犯（如不給他們睡床墊，不允許更換垃圾）。部分囚犯出現崩潰的跡象。津巴多認為一些囚犯開始“內化”自己的角色（明明可以直接退出，卻選擇被假釋）。局面越發不可控制，原本計劃進行 2 周的實驗，不得不在執行 6 天后就草草結束。
《老大哥》（Big Brother）是世界上第一檔里程碑式的社會實驗真人秀，其主要內容是，讓一群陌生男女嘉賓以“室友”的身份入住同一間屋子，與外界完全隔斷聯繫，嘉賓們的一舉一動被24小時全天拍攝。在封閉的空間內，一切關係和情感都被不斷放大，《老大哥》在各個國家不斷製作出不同版本，深受觀眾歡迎。然而，《老大哥》被國內觀眾認識，主要是因為“女嘉賓在節目中被性侵”的新聞曾被國內媒體大肆報道。
在某期節目中，24歲的年輕姑娘卡洛塔·普拉多在一次聚會上喝得酩酊大醉，“好心”的男選手何塞·洛佩茲將她攙扶回房間，不料他卻在攝影機的眾目睽睽之下性侵了普拉多。更殘忍的是，次日，節目組將普拉多請進“日記房”（diaryroom，專門用於選手與觀眾和節目組交流的私密房間)，將昨晚她被性侵的過程完整播放給她觀看，普拉多當場陷入崩潰。《老大哥》這檔節目也因此事收視一蹶不振。
《烏托邦》（Utopia）這檔真人秀無疑更具野心。15位被精心挑選的個性選手在一個世外桃源生活1年，他們有流浪漢、運動員、高管；有女權主義者、男性沙文主義者；有獨裁支持者、徹底的民主派、搖擺不定的中立者……節目組對參與者沒有太多的干預，也不設置遊戲和任務，所有人要自發團結起來，構建屬於他們自己的社會秩序與“烏托邦”。Fox稱該節目為電視史上最大的一次社會試驗。
然而，觀眾抱著觀看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實驗”的心態去看節目的時候，才發現，節目根本沒有按人們預期的方向發展，最終淪為一些迎合觀眾、挑戰道德底線的獵奇表演，如口角、身體衝突、大量的裸體等等。短暫的新鮮感過後，這檔節目最終落到無人問津的下場。
無獨有偶，在與DAU相似的這些社會實驗當中，言語衝突、集體霸凌、種族/性別羞辱、性侵等倫理慘劇屢屢上演。在封閉空間裡，人類本性中某些傷害同類的惡性被無限放大。在實實在在的“真人秀”節目中，表面人畜無害的人們都會在攝影機面前做出違揹人倫的事情，何況可以借電影表演之名做道德保護傘的《DAU》呢？
03
當然，我們所有對《DAU》道德風險的指摘還都是缺乏實錘證據的臆想。客觀來說，《DAU》仍屬於表演藝術的範疇，與真實程度頗高的真人秀等量齊觀是不公平的 ，畢竟在真人秀上面性侵女嘉賓可是實實在在的犯罪行為。
我們對《DAU》的恐懼恰恰有力證明了此係列電影的成功。換言之，我們作為觀眾在觀影后恐懼導演組在拍攝中可能的出格行為，與電影中娜塔莎對蘇聯極權體制的恐懼，二者的恐懼機理其實是類似的。本質上，是我們對人性抱有極大的懷疑。我們不自信地認為，只要給人們製造有利於作惡的環境與條件，那麼他們就大概率會作惡。
然而，從大部分的擔憂言論來看，多數人對《DAU》的認知都存在過度想象的成分。很簡單的邏輯在於，如果娜塔莎的扮演者真的在拍攝中遭遇凌辱，她怎麼會樂於跟隨導演組參加柏林電影節並發表支持導演的言論？
她在電影節上的另一番言論或許更加趨近事實。“我從沒有真正忘記過攝影機的存在，因為旁邊總有一個大攝影機，機器後面還有一群人，膠片拍完之後還會換機器，所以不可能視若無物。”
聯合導演葉卡特琳娜·奧特爾也認為，“一個人無論身心哪個層面在攝影機前赤裸，他們都必須感覺自己是安全的才行。像娜塔莎和阿基潑的審訊室這樣的場景裡，信任和誠實都是必不可少的。”
站在道德高地指摘藝術創造者，這樣的行為或許能讓我們更安心，但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審視下自己，是否過度悲觀地低估了人性中良善的那一面。
通常來說，評論一部電影是需要儘量剝離其拍攝背景與拋開預設的，這對於《娜塔莎》來說似乎相當困難，但只針對電影本身來說，《娜塔莎》的影片質量也足夠躋身2020年最重要的電影行列。柏林電影節前線記者幾乎都是在沒被透露影片背景的情況下觀影，他們的觀影反饋用身體誠實地反映出此片過硬的質量。
從這個亦真亦幻的沉浸體驗藝術影像中，個人情感的濃度消解了觀眾的純獵奇心態，觀眾得以全身心融入那個極端的斯大林時代，最後審訊的心理衝擊力與觀眾達成交互，情緒攀升到極點。僅僅是一個餐館員工日常生活的剖面，我們就已能窺見到那個極權社會對人性殘酷壓迫的全貌，這樣言之有物的歷史反思是我們當下需要的。
一部《娜塔莎》還遠遠展現不出《DAU》這個實驗的魅力。《DAU》是藝術傑作，還是變態實驗，現在還遠未到“審判”的時刻。但可以肯定的是，《DAU》已經成為21世紀最具話題性的電影之一。名垂影史還是遺臭萬年，請把答案留給時間。
閱讀更多 視聽Bang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