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草原民族之所以屢次入侵中原，其目的無外乎掠奪資源，榨取財富。而在這種劫掠文化中，英雄般的大可汗就顯得尤為重要。在草原帝國的內部，歷來奉行軍事貴族民主制，草原貴族們對大可汗有著極強的約束，所以大可汗必須要靠勇武善戰才能服眾，這也使得草原上一直奉行著“兄死弟及”的繼承順序。可等到兄弟一輩相繼死去，他們的兒子就會因為繼承順序的問題相互傾軋，導致強大的部落分崩離析，形成多個依附或背叛的小部落，實力大減。因此草原上的帝國始終無法打破“胡虜無百年之運”的魔咒。
清朝之所以能夠打破命運的束縛，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它有效的解決了上述“繼承原則”問題。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後金政權。他通過征服大量的明朝耕地，將農耕地區產出的龐大資源轉化為緊握在自己手中的“中央財政”，使得原本可以牽制他的“八王議政”不再起到實質作用，這樣一來，即便統治者是小孩子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很多人認為漢化是草原政治長壽的根本原因，在我看來，這並未深入到歷史的深層邏輯。公元386年，來自西北部長城附近的拓跋鮮卑建立了北魏王朝，王朝早期定都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後來到了孝文帝時期主動南遷洛陽，命令隨遷的鮮卑貴族說漢語、著漢服、改漢姓，一力漢化。本以為，這樣的舉措能夠使北魏加速融入中原，鞏固極權統治。哪曾想就在孝文帝去世後不久，北境六鎮的軍人就掀起了內亂，最終導致亡國，事實證明孝文帝的這種放棄其草原的身份是非常危險的。直到遼代，開創了用南北兩院分治漢人和契丹人才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清太祖努爾哈赤就是汲取了這種二元治理的技術，並總結經驗，終打破了朱元璋口中的“胡虜無百年之運”的魔咒。
清朝在入關之前修建的瀋陽故宮，其空間結構就完美的印證了這一點。區別於北京的故宮，瀋陽故宮有兩個理政宮殿。一個是東側的大政殿，按照滿族帳殿式的構造而築。在大政殿外設有八旗亭，俗稱十王亭，是八旗及左後翼王等會議軍政大事、舉行重大儀式的亭式殿。這種共存模式是上述部落聯盟下貴族民主的鮮明寫照。中間的崇政殿，則是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清太宗皇太極所建，它的前後院落，諸多殿宇皆與同時代的明朝相似。這多與其追求集權的秩序有關，如若延續父親努爾哈赤的鬆散部落制度，則必然與自己想要一統中原的野心不符。
在東北素有“三大怪”之說，其中“養活孩子吊起來”的搖籃至今還珍藏在皇太極的後宮寢殿內。皇太極後宮的最大特點就是“口袋房，萬字炕，煙囪設在地面上”，從他與皇后寢宮的內套間撩門簾出來，就能看見一個很大的灶臺，後宮內還設置了薩滿祭司神堂，院內還有蘇倫杆。
在中原，你很難想象到這些竟然會出現在帝王的後宮殿宇之內，而在東北這只是很常見的一種私人生活佈置。在這裡你可以看到草原的性格與儒家完美的結合，所以說瀋陽的故宮被總結成“內草外儒”的特色。這種格局為清朝入關之後的持久統治奠定了制度基礎，使得清朝最終實現了漢、滿、蒙、回、藏的民族大融合。
純粹的草原統治者，其美德在於草原英雄式的酣暢淋漓，他們無法理解儒家學究們的綱常倫理；純粹的中原統治者，其美德在於中原官僚式的垂拱而治，他們無法理解草原英雄們的茹毛飲血。當二者融為一體，相輔相成，一個動搖華夏根基的國度由此孕育而生。當年豪言“胡虜無百年之運”的朱元璋怎會想到多年之後他口中的“胡虜”會在他醉心的中原安享國祚長達二百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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