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后，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群臣的拥戴下，继皇帝位。赵构能够在风雨飘摇的北宋末，抵住金人的锋芒，主要得益于南宋初期的一批武将拼死维护。正因为如此，南宋初期武将的地位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相较于北宋，武将地位的提高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南宋初武将的出身分析
南宋初期的武将来源相对较单一，没有诸如北宋武将“具有来源构成更为复杂，前后变化较大等特点”，北宋武将出身的范围主要包括：“武将世家、潜邸亲随、军班行伍、外戚成员、文人从军、武举选拔、宦官蕃将及宗室等等”。而南宋初武将出身的来源主要是：武将世家、兵武出身、归正招抚等。
第一、来自于武将世家的武将；北宋的武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比较弱的，给人的印象就是文治盛，武备弱；但北宋也有相当多的将门世家，有一些在南宋初也有相当的表现。如四川的吴氏、西北的刘氏等。
第二、来自于行伍的武将；出身行伍的武将在南宋初年的政治局势中起了中流砒柱的作用。这些将领大多出身贫寒，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加入军队。在战火的洗礼下他们率领爱国军民勇敢抗击金兵，支撑了南宋的半壁江山。他们中优秀代表分别是：岳飞、韩世忠、张俊等。
第三、来自于归正招抚的武将；而“靖康之难”后,朝廷的主体军事力量消亡殆尽。大量的残兵溃勇成为了盗匪之徒，这始终是南宋统治者一大隐患。于是宋廷决定招抚、利用这股潜在的可能威胁自己统治的势力。正是在这种原因的促使下，宋廷大量招抚兵变、造反者以及其他敌对势力中的将领他们中主要代表是：王友直、王彦、李显忠等。
二、南宋初武将权力地位的提高
北宋统治者一直采取“崇文抑武”的政策，武将的地位在北宋相当低下，如在国初赵匡胤和赵光义两兄弟就搞了“收其精兵,制其钱谷”和“杯酒释兵权”的好戏。又将军权一分为三：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帅臣主兵权，各有分守。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文臣的心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祖宗之法”的思想，认为武将本身就较文臣低一等；社会上也出现了“好男不当兵”的现象。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武将的地位都跌到了历史的低点。
南宋立国之初，女真势力围攻于外，造反、兵变势力蜂起于内。赵宋皇室朝不保夕，所存的军事力量，亦几近崩溃，无可凭借。在此形势下，南宋统治者不得不暂时放弃洛守的“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激励将士抗击金兵，平定内乱。于是一时武将地位较北宋有了较大提高。
（一）政治地位的提高
赵构的继位得益于一批誓死相随的武将，但是南宋初期的军事形势对于小朝廷来说，相当不利。金军年年南侵，甚至还将赵构的小朝廷驱赶到了海上，若不是武将们在战场上拼力厮杀，南宋小朝廷恐为金人所破。
建炎后，绍兴初，虽然局势稍有缓和，但是与金国的战争仍然不能停，若是想要长治久安，还需倚赖诸将。因此，赵构不得不暂时放弃“崇文抑武”的方针，给予武将一定的政治权限。
以地方的政权势力镇抚使为例。（台湾历史学家黄宽重对此有较多论述）镇抚使的设置，是在群盗“连衡以据州县大者至十余万，朝廷不能制”且“急之则并死以拒官军，莫若析地以处之，盗有所归，则可以渐制”的情况下出现的。镇抚使所在地，都是朝廷所不能及的区域，他们在辖区内拥有很大的权限。
第一：财政权；所有上供财赋在分镇之初，全免三年，其余收入由帅臣自由移用，朝廷也不额外支应。
第二：行政权；按规定辖区内州县官吏，由镇帅辟置；而知州、通判等长官，则由帅臣辟奏，朝廷审度除授，镇帅同时有节制地方、升黜地方官的权力。
第三：世袭权；镇抚使如因捍御外寇，显立大功，特许世袭。这便带有强烈的藩镇色彩。
第四：军事权；按规定镇抚使可以节制辖区内州军，战时许以便宜从事。
由此可见，南宋地方武将拥有很大的权限，在政治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二）军事地位的提高
南宋初,武将不仅在政治上享有很大的地位,而且在军事上也有着北宋武人无法企及的自行扩军和带军作战的权利。南宋初武将不仅没有受到诸如“更戍法”和“将从中御”政策的束缚，反而拥有较大的扩军带兵作战的实权和相对固定的军事地盘。
绍兴五年，神武前军改称中护军，“中护军者本张俊所将信德府部曲，后以忠锐诸将及张俊亲兵与张用、李横、阎皋之众隶之；”左军称前护军，“前护军者本韩世忠所将庆源府部曲，后以张遇、曹成、马友、李宏、巨师古、王王燮、崔增之众隶之；”后军称后护军，“后护军者本岳飞所将河北部曲，后以韩京、吴锡、李山、赵秉渊、任士安之众隶之；”刘光世所部人马称左护军，“左护军者本刘光世鄜延部曲，其后王德、郦琼、靳赛自以其众隶之；”吴玠所部人马称右护军，“右护军者本吴玠泾原部曲，后得秦凤散卒及刘子羽、关师古之众隶之；”
绍兴五大行营护军:韩世忠的前护军以淮东楚州作为大本营；刘光世的左护军先后以池州和庐州作为大本营；张俊的中护军主要以建康府等地作为大本营；岳飞的后护军以鄂州作为大本营；吴阶的后护军以兴州仙人关作为大本营。虽然宋廷也设置如都督府之类机构，节制各支大军，事实上已不能实行有效地统辖。
（三）社会地位的提高
随着南宋武将政治军事权力的不断增强，其社会地位也得以显著提升，这在北宋连想都不敢想。南宋初武将对文臣颇为轻薄，韩世忠就轻蔑地称儒士为“子曰”，皇帝要求他改口，但韩氏还是称他们为“萌儿”。皇帝的心腹大将杨存中更是认为“大丈夫当以武功取富贵，焉用俯首为腐儒哉。”作为武将的曲端甚至有诛杀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的文臣王庶的意图。
其次表现在武臣与文臣的傣禄上。宋室南渡后，国库紧张，朝廷为了缓解财政压力，让所有的文官俸禄减半，而武将们的俸禄一律不少。
因此才有《绍兴初财用窘匮一斑》所载：
“绍兴中，以财用窘匮，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众。俸给米麦，虽宗室亦减半支给。其后半复中损，至于再三。遂至正任观察使，才请两石六斗。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若韩、刘二开府，张浚太尉（应为张俊）、王燮承宣等，乃为统兵官。如殿前马步三帅，皆不得预。时步军都指挥使兰整云：‘昔为殿前班长行，请米四石八斗，今作步军太尉，乃反不如。’”
可见，朝廷在各种举措上，都抬升了武将的地位。
（四）经济权力的提高
因为南宋在政权重建、军事重建过程中，地方势力崛起，各支地方武力抬头，中央在应对这些地方武力之时，不得不以经济大权相予。这样才能保证这些地方武力继续巩固中央，故有大臣上书请求将各支大军分配地域供给。例如“张浚一军以川陕财政赡之；刘光世一军以淮浙赡之；李纲一军以湖广赡之。”
一军用一路的财政来养，南宋较之北宋国土面积更加狭小，财政收入更加少，但却拿出川陕、淮浙、湖广等地方来供军，可见武将们经济地位的提高。
除此之外，诸大将还有屯田的权力，在境内开垦荒田，所得收入，不必上缴。而诸将都有大量的田地，宋高宗赵构还不止一次的赐予诸大帅庄园、田地。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三《旌忠莊》载：
“韩世忠尝议买新洤县官田，高宗闻之，御札特以赐世忠。其词云：‘卿遇敌必克，克且无扰。闻卿买新洤田为子孙计，今举以赐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号旌忠。”
三、武将权力地位提高的影响
南宋初武将权力地位的提高，给当时的统治王朝及社会带来了深刻地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一）稳固了南宋小朝廷；
在两宋之交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武将地位的提升，有助于激励武将的抗敌信心和决心。南宋初期，中央正规军有限，初建之时的正规军无非就是赵构开大元帅府时的八万军马，更多的是溃兵、盗贼，而为了维护南宋小朝廷，只能指望武将们招收溃兵、招纳盗贼，以扩充朝廷的正规军马。当时，朝廷所依赖的将领主要是：王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苗傅、辛永宗、王燮、岳飞等。
王夫之在《宋论》中就说：“汝霖卒，而复散为盗，流入江、湘、闽、粤，转掠数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烂。非韩、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
南宋中央提升了武将的地位，让武将们有很大的权限决策战争，对溃兵、盗贼的招抚，对金军的作战方略等，皆可自处。因此，在这一环境中，南宋很快就形成了中兴五大帅：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南宋朝局因此得以稳定，而延续百余年。
（二）武将与文官集团矛盾加剧；
南宋的立国得益于各种地方勤王武装由于刚建国的南宋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局面，故不得不继续依赖武将势力，但是日趋壮大的武将势力对南宋政权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因此，南宋的文臣们对于武将势力的崛起是一种恐惧与担忧的态度的，不论南宋文臣们本身有无矛盾，在收兵权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武将势力过分抬头，使得“文职权力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自我保护以对付军队势力的自动增长，这就是采取化小单位、分割职权和增加控制的办法，从而使军事将领们失去任何主动性。”
历史学家虞云国在《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说：
“南宋初年，武将跋扈不臣，威胁中央的倾向，决不是个别文臣的杞人忧天，而是一种确实存在的潜在危险。”“大大小小的文臣就都当仁不让第出来，以家法保卫者的身份提出了形形式式的削兵权方案，归纳起来，如下：（一）廖刚、胡寅主张‘集天下劲兵以强御营之势’；（二）赵鼎、张纲、陈渊等建议恢复三衙旧制；（三）陈公辅鼓吹对跋扈武将加之以威，处之以法；（四）李弥逊、刘长源等坚持以文制武的旧法；（五）韩肖胄、周南仲献策设置总帅；（六）汪藻、陈规、张守、王庶、张戒先后重提‘抚循偏裨，以分其势’的方案。”
武将地位的提升，加之在特殊年代的崛起，各种跋扈之举，让文官层极为反感，文官层与武将层两大集团的纷争自此开始，一直到绍兴十一年底，南宋中央完全收兵权的举动，两大集团的矛盾，才趋于缓解。
（三）武将之间矛盾的激化
南宋初，随着武将各种权力和地位的提高他们不仅与文官集团的矛盾相当突出，而且武将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随之升级。武将之间意气用事，互相猜忌，不肯合作，大大削弱了抗金的力量。宋高宗南渡之初，各武将之间便“各招亡命以张军势，各效小劳以报主恩。然胜不相逊，败不相救，大敌一至，人自为谋。”
如南宋初期两大名帅刘光世、韩世忠，此二将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建炎三年便已种下。建炎三年四月，苗刘兵变还未完全平定之时，刘光世部下统制官便与韩世忠交恶，因韩世忠极力隐忍，才不致生出大乱。七月，刘光世部下王德杀韩世忠部下，韩世忠讼于朝，王德被贬官安置，两军自此交恶。自此之后，两军相遇必起争扰。
绍兴三年六月，刘光世军便已韩世忠军近距离相接，为免两军爆发大规模冲突，刘光世主动改道。但是韩世忠对前事耿耿于怀，派军袭其后，爆发了小规模的战争。事情发生后，引起了朝野关注，高宗赵构为了稳固政权，不得不亲自赐书两大将，书言以国家利益为先原则，劝慰二将。
正因为武将们地位的提高，各将帅间彼此不服从，才有了矛盾的计划。以至于兵戎相见，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抗金势力。这也是武将地位提高的负面影响。
四、总结
南宋初期武将在各方面的地位都得以提高，尤其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社会地位上。这些地位的提升，给予了武将特别的尊重与优渥，让武将在南宋初期的形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让南宋小朝廷得以稳固，但也因此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综其影响大体有以下几种：
第一、武将地位的提升让南宋朝廷得以稳固；第二、武将地位的提升导致了武将的跋扈，由此引发了文官层与武官层两大集团的矛盾激化，最终演变为绍兴十一年的收兵权；第三、武将地位的提升，让武将们各自为傲，互不相服，武将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金史》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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