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死多少人才能出一個有效的抗癌藥?中國要殺出來一條血路!


我們要死多少人才能出一個有效的抗癌藥?中國要殺出來一條血路!

中國臨床腫瘤學會理事長 李進教授

李氏金句

中國的企業在過去的十年中走了很多的彎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彎路,就是我們總是去拷貝別人的,我們總是跟在別人後面跑。我稱之為“爬行主義”。這是我們中國企業目前遇到的最大的困境。


助力中國抗腫瘤研發:“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理應比美國FDA更開放,用制度創新殺出一條血路,引領中國製藥創新!


新藥臨床價值評估——以患者需求為核心,避免過於強調安全性而忽略臨床需求。


有一種發現叫國外發現

差異化生存,避免同質化競爭

政府部門、藥企和研究者都要有社會責任感

中國製藥企業千軍萬馬、狹路相逢、自相殘殺、慘不忍睹


“有一種發現叫‘國外發現’”


我們常常津津樂道提起四大發明,但那是一、二千年前的故事,最近一百多年,說起醫學領域的某項重大發明,粗略一看,如青黴素由亞歷山大·弗萊明發明;阿司匹林由菲利克斯·霍夫曼發現;PD-1/PDL1由詹姆斯·艾利森和京都大學教授本庶佑發現,等等,遺憾的是無一國人。


我們要死多少人才能出一個有效的抗癌藥?中國要殺出來一條血路!

回顧一下抗腫瘤藥物發展史,從1941年,Charles Brenton Huggins醫生髮現荷爾蒙可用於治療前列腺癌,到2011年首個抑制免疫檢查點的藥物伊匹單抗獲批用於黑色素瘤的治療,不難看出,都是來自國外。


所以說,有一種發現叫“國外發現”。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


事實上,我們也不是一無是處。中國抗腫瘤新藥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仿製走向創新的艱難過程。2014年前,我國醫藥工業聚焦於原料藥、仿製藥的生產,甚少有創新藥物面世;2014年,我國首個完全自主研發的抗癌新藥甲磺酸阿帕替尼上市;2015年自主創新抗腫瘤藥物新藥西達本胺上市;2018年,以呋喹替尼、特瑞普利單抗代表的自主研發抗腫瘤新藥集中發力;2019年,索凡替尼Ⅲ期試驗在中國分析中達到終點,提前終止。


我們要死多少人才能出一個有效的抗癌藥?中國要殺出來一條血路!

“自己的事情必須自己做”


我國癌譜具有獨特性,我國高發癌種沒有得到西方關注,研發需要針對性佈局。國外研究主要關注其高發瘤種研發,如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結直腸癌等,而我國高發的瘤種肝癌、胃癌、食管癌、甲狀腺癌等受關注度比較低。


由於癌症譜的差異,中國不能等待跨國藥企來解決我國的多發腫瘤問題,而要更多地依靠國內的藥物創新;新藥研發是人類最為複雜的智力活動之一,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科技實力和大規模組織社會資源能力的一個重要標誌。


因此,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與國外研發差距仍很大”


受政策指導、臨床試驗質量把控、主要研究者的管理、藥企研發水平和患者招募率等因素限制,我國抗腫瘤藥物研發仍面臨困境。CD47抗體在我國批准臨床研究的藥企約有8家,而近期,國外多家藥企相繼終止了CD47單抗研究,這就是抄襲的嚴重後果。


直到昨天還有藥企與我聯繫,說他們剛剛拿到CD47的臨床試驗批件,希望和我共同做CD47抗體的臨床研究。我問他們的CD47和國際上的是否一樣,如果一樣我沒有興趣,如果完全不同那可以繼續討論。


我國腫瘤新藥研究與美國差距還是很大的。中國企業在過去十年一直在跟別人跑,拷貝別人的成果,我認為這是“爬行主義”(記者注:指一切迷信外國的,在對中國人自己的物質、文化、思想、科學體系,妄自菲薄不屑一顧的思想意識指導下,認為外國的一切都不能超越和不敢超越。從而導致在一切方面我們只能跟在別人後面走)。2014-2019年,美國腫瘤臨床研究數量已有34647個,而我國僅有5693個;美國FDA批准的腫瘤新藥有17個,而我國NMPA批准的腫瘤新藥只有5個。


我們要死多少人才能出一個有效的抗癌藥?中國要殺出來一條血路!


巨大的差距還導致了社會問題。多年前,網上有則報道,有位患者的兒子從網上購買原料藥,用天平稱量後給母親治病,這個故事在國內引起巨大反響。我想,看似荒唐的事情,其恰恰是我們中國人的悲哀——為什麼我們不能用全世界的新藥治療中國患者?為什麼要到網上買原料藥治療?患者說不網購,是等死,網購是找死。找死不一定死,等死是肯定死。這不是個笑話,是大家值得深思的問題。(臺下沉默了)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而專利藥、創新發明才是殺手鐧”


為提高我國抗腫瘤藥物研發水平,各方需要共同合作,不斷改革與優化政策、學會支持並加強臨床試驗管控、主要研究者敢為人先、藥企積極研發、患者踴躍參與、鏈接AI、引進人才、增加資金投入、提高藥物可及性、構建孤兒藥激勵政策、大數據助力和專利保護等。


助力中國抗腫瘤研發,要發揮“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精神。“鐵柺李”是八仙之首,也是我們的“同行”,因為他拄著柺杖,背了個藥葫蘆,懸壺濟世,治病救人。呂洞賓是最沒能耐的,沒錢沒權,做點好事還要被狗咬(全場笑)。我最佩服鐵柺李,鐵柺李那個柺杖上掛的就是“藥葫蘆”,他賣的是獨特的、其他人沒有的“專利藥”。因此,如今一定要依靠專利藥、創新發明引領我國藥企開發抗腫瘤新藥。


我們要死多少人才能出一個有效的抗癌藥?中國要殺出來一條血路!

八仙能力雖然大,但是他們有個領導叫“玉皇大帝”,遇事還是要聽領導的。我國新藥創新的領導是中國政府、藥監局。2017年,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原國家衛計委陸續出臺系列政策法規,對醫改政策、藥品審評審批政策和仿製藥一致性評價產生巨大影響。上帝有打盹的時候,領導也有犯糊塗的時候。今天,藥監局終於清醒了,對抗腫瘤新藥創新支持的力度前所未有,譬如由審批制轉向負責制、優先審批、簡化審批程序、快速進入醫保等政策——我國創新藥的春天終於來了!


“我們要死多少人才能出一個有效的抗癌藥?中國應以制度創新殺出一條血路”

事實上,大家都熟知反應停(沙利度胺)事件。作為沒有任何副作用的抗妊娠反應藥物,沙利度胺曾風靡歐洲、非洲、澳大利亞和拉丁美洲,後來引發大範圍的海豹肢症,而美國因為審批嚴格,沒有審批通過,倖免於難,該事件成為醫學史上的一大悲劇(全場靜默)。


從此,藥物研究走上了萬里挑一(不太幸福)的道路!


難道我們真的要用如此嚴格的態度來對待抗腫瘤藥物的研發嗎?經統計,研發新藥需要10年時間,耗資大約10億元,這是非常困難的過程。前美國FDA局長Gottlieb是我非常敬佩的人,他曾說:“我們要死多少人才能出一個有效的抗癌藥?”在他的改革下,美國FDA推出“無縫試驗”和動態評估是降低臨床階段藥物研發成本和滿足人民大眾緊急需求的重要舉措,他才是改革開放的尖兵。


Marty Morphy教授,如果您有機會遇到Scott的話,請代我問個好,就說中國有個叫李進的醫生非常欽佩他,向他致敬。其實,我認為中國NMPA理應比美國FDA更開放,因為我們有制度自信,有文化自信,我們要用制度創新殺出一條血路,引領中國製藥創新。


砒霜的故事告訴我們:藥物既可以殺人也可以治病


在我國古代故事裡,潘金蓮用砒霜毒死武大郎,而CSCO副理事長馬軍教授用砒霜挽救了白血病患者。所以潘金蓮是人美心不美,馬軍教授是人美心也美(全場爆笑、鼓掌)。馬軍教授用砒霜治病,就是藥物創新的實例!也是說明砒霜這樣一個毒藥都要用來救治腫瘤患者,我們是否一定要用治感冒藥的安全標準來衡量抗腫瘤藥物,大家好好想一下。


新藥臨床價值評估: 雪中送炭?錦上添花?百花齊放?應以患者需求為核心!


我認為新藥的臨床價值評估應以患者需求為核心,避免過於強調安全性而忽略臨床需求。根據臨床需求,新藥的臨床價值可以分為雪中送炭型、錦上添花型和百花齊放型。可以先批准新藥用於臨床救治患者,再評價其安全性特點,避免過於強調安全性而忽略臨床的巨大需求。


我們要死多少人才能出一個有效的抗癌藥?中國要殺出來一條血路!

“P值不是限制臨床研究和藥物上市的金標準,但應提高研究質量”


臨床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統計學。2016年,美國統計學會在美國統計學雜誌發文,“P值真的那麼重要嗎?P值該往何處?”例如,兩個藥物研究,一個研究的藥物可以延長病人生存,且有統計學意義;而另一個藥物沒有統計學意義但同樣可以延長病人生存,那麼到底這兩個藥是不是一樣有價值?還是第二個藥沒有價值?這是擺在所有的研究者和藥監局評委桌面上的問題。


舉個例子,2018年Idea研究結果出爐,帶來很多思考。該研究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它是失敗的,因為沒有達到研究終點。但該研究有1萬位患者參與,歷經十幾年,十幾個國家共同參與,最後證明對於低危的結直腸癌患者,3個月就已經足夠完成輔助化療療程。雖然有一些專家提出了質疑,但絕大部分國內外專家都為認為這個研究非常有意義,儘管P值未達到統計學差異,但該研究證據還是被納入美國NCCN和中國CSCO的臨床指南。


所以說,我認為統計並不是限制臨床限制藥品上市的金標準,只能做參考。


創新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研究者。對於主要研究者,要加強研究的管理質量,提高研究質量。在整個臨床過程中,從病人篩選開始,一直到臨床試驗完成,都要進行全程質量管理。這是我國臨床研究目前還不能跟美國、歐洲臨床研究相提並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研究的水平和質量還達不到世界先進的水平與質量。


“中國醫藥企業:要合作共贏,避免同質化與惡性競爭”

目前,我國的醫藥企業存在嚴重的同質化問題,未來需要避免同質化競爭、要合作共贏,要解決同質化競爭的前提下來提升產品的優良品質。


當下,NMPA批准的48個PD-1和PD-L1,但是全國共有148家企業擁有PD-1、PD-L1專利。很多企業的老總說,“現在如果不說我有PD-1和PD-L1單抗,我都不好意思說我是中國的研發企業”。


我形容這個現象是:千軍萬馬、狹路相逢、自相殘殺、慘不忍睹。


未來我們一定要重視這樣的問題,除了企業之外,政府有關部門要肩負起社會責任。不要說你沒有這樣的權利,而是要有社會責任感。如果把您的工作與祖國的命運,大眾的健康和社會使命感、責任感聯繫在一起的話,我相信,政府部門有關人員會有辦法解決中國同質化競爭的焦點問題。要勇敢地對同質化的產品說“不可以!”


“中國抗腫瘤藥物研發出路,除了創新還是創新”


在研究藥物過程中,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創新程度;二是資金投入;三是臨床研究和臨床設計的質量。


【創新程度】 我國之前批准的創新藥分罕有源頭上創新的first in class新藥。未來,我比較看好,第二代NTRK抑制劑的開發、CD47單抗的差異化創新等大方向。


舉個例子,最近兩家企業和我介紹了他們的新產品:第一家企業告訴我他家的藥物和第一代以及世界上正在研發的第二代不一樣,最大的不同就是靶點非常單一,副作用會很低,這才是創新。第二個是雙功能單抗研究,發明雙功能單抗的科學家非常聰明,PD-L1與41BB二個結合靶點的親和力相差十倍,而且只有單抗跟腫瘤細胞表面的PD-L1結合,41BB才起作用。另一個就是CD47單抗,與目前國內外的單抗都不一樣,它利用腫瘤與紅細胞的CD47結構的不同設計出新的CD47單抗,完全不跟紅細胞結合。這是國人的驕傲,希望他們能夠成功。


因此,只有差異性的創新,才是未來我國所有藥企的必經之路。


【資金投入】從比例上看,國內研發投入排在前十的藥企,其研發投入佔營收的比例平均在10%,亦是低於發達國家20%左右的研發投入比例。

其實我國很多企業不缺錢,且有基金在資助。希望他們把虛擬經濟和房地產資金吸引到以生物製藥為代表的實體經濟上。


我們要關注民生,建設健康中國。


【研究設計】我國創新藥企業臨床設計能力有限,以目前藥企短兵相接的PD-1/PD-L1單抗為例,臨床設計多數是在照搬照抄國外藥物的設計方案,臨床設計方案未出現亮點。


臨床設計方面較複雜,通過怎樣的創新設計,來幫助企業開發新藥呢?


目前,我們中心正在開展39項Ⅰ期臨床研究,通過改變過去的常規的做法,用創新的做法來幫助企業。


我跟郭曄主任有點像夫妻搭檔,我主外,他主內。科裡的事情他說了算。在郭曄主任帶領下,我們團隊藉助“多中心協同智能臨床研究系統”把人員標準、作業標準等,全部用該整體機制搭建在平臺上。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設計,來為廣大藥企提供最佳的服務。
但是問題來了,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我們中心共新開展了39項一期臨床研究,其中5項屬全球創新研究(中美雙報)。如何保質保量完成這些任務?顯然依靠現有的百人團隊,已經顯筋疲力盡。


怎麼辦?為此,我們進行了“全球人才招聘計劃”,我們招聘了5個特別的“專家”,就是5個機器人,分別做患者招募(取名“大衛”)、方案設計(珍妮)、安全性分析(安東尼)、數據管理(莎莉)以及療效評估(特靠譜)。


美國有個特朗普,中國有個特靠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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