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时，曾经分管人事工作的一位官员和我闲谈，说到了美术界很多人才进京，都是经他的手办的。他们都要派人去调查，听听群众的反映，群众反映好的才可调京，反映不好的，便不能进京。尤其是进京后要委以重任的，更要群众反映良好才行。但是他感慨地说："有很多人和我们调查的结果相反，反映好的人，结果并不好，而且是本来就不好；反映坏的人，实际上却很好，而且是本来就很好。有的人经领导和我们谈话，认为他很好，结果去调查，反映却不好，实际上却非常好。但我们的政策必须通过群众，听听群众的反映……"
我听后哈哈一笑，给他讲起"宁戚饭牛"的故事。《吕氏春秋·举难》记载，宁戚是卫国人，想投齐桓公干一番事业，但"穷困无以自进"，于是自己赶着牛车到齐，恰遇齐桓公出郊迎客，夜开门，从者甚众。宁戚喂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回去后，桓公和宁戚谈了两次话，"桓公大说"，决定重用宁戚。群臣争之曰："宁戚是卫人，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去调查一下，如果真的好，再用之未晚也。"桓公说，这样做不对，如果去调查，有人说他坏话，"以人之小恶"而不用，"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现在既已亲自听到他的见解高明，就不必再去调查了，这就可以了。况且人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用他的长处，就可以了。于是便重用了宁戚。事实证明，桓公用宁戚是正确的。
《离骚》有"宁戚之讴歌兮，齐桓用以该辅"；《九辩》有"宁戚讴歌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说的就是这个典故。明代浙派大画家张路还画了一幅《宁戚饭牛图轴》，现在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既然已经亲自知道其人有长处，只用这个长处就行了，又何必去调查呢？而且还是派人去调查呢？战国时，赵国急用旧将廉颇，当时廉颇居魏。赵王知廉颇贤，但还是派使者去了解一下。廉颇当使者面吃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以示可用。但使者回去讲了廉颇坏话，赵王信了，未用廉颇，国家也就弱了，后来亡了。如果不派人去调查，马上重用廉颇，赵国就会是另一结局。
明代 张路 《宁戚饭牛图》纵165cm，横86.9cm，绢本设色，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有的也要调查，但不能派人去问一下，必须认真深入地调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写给上级党的调查报告。他去湖南做了32天的调查（见《毛选》第一卷）。你派人随便调查，结果：一、调查人的意见便成为群众的意见，如赵王使者，明明看到廉颇身强力壮，却说他身体不好，"顷之三遗矢矣"。二、被调查人单位官儿的意见，他如果和这个人好，他会找和这个人好的人供你调查，反之，他会找对这个人有仇有意见的人，供你调查。反正，讲实话的人，不会让他说话。我有两个已退休的领导人给我说，反正不会让你讲话，因为你好讲实话，这是各单位领导都忌讳的。一个单位有1000人，有998人说这个人非常好，只有2个人仇恨他，你调查这两个人，这个大好人便成为坏人；反之998人认为他坏，只有2个同流合污的人说他好，你调查这两个人，他便是大好人。三、你自己点人调查，所点之人，也可能会出现上述现象。四、据我所知，有一个很高的官员，人称"四无干部"——无知、无能、无耻、无赖，祸害一个系统。听说北京要调他去，这个系统上上下下都约好，北京来人调查，一定全说他好，让他快点离开这里，去北京祸害吧。结果，"群众反映很好"，他去了北京，升了官。原来单位的人从此不再受害，也非常高兴。到了北京后，大家才知道他在原单位影响十分坏，为了让他走，才说他好的。五、也有不想放人的，故意说他很坏，以绝调动者之念。六、古训有言："能官专，好官庸"，能干的官员专横，其实是有主见，说干就干，不会因庸俗偏颇的议论而缩手不干，也就会得罪人；而且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必然会得罪少数人，这少数人便会攻击他，力度是相当强大的。"好官"这里指的是老好人，不得罪人的官，十分平庸，但无人攻击他，你调查的结果也会相反。"能官"为国家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可能会因得罪少数人而被攻击、被找茬，不但得不到晋升，可能还会倒霉；而晋升的官可能就是"庸官"。其实"庸官"未必没有问题，只是无人去找他的茬，问题未被人发现而已。《管子》云："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我最担心的是，把能官都反掉，而把庸官留下了，管人事的官儿不能不注意啊。
这几年，晋京的画家、官儿很多，我所说的问题仅是其中之一。（2014年第8期）
北宋 黄庭坚草书节选《廉颇蔺相如传》 纵32.5cm 横1822cm 白纸本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北宋 黄庭坚草书节选《廉颇蔺相如传》 纵32.5cm 横1822cm 白纸本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北宋 黄庭坚草书节选《廉颇蔺相如传》 纵32.5cm 横1822cm 白纸本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陈传席简介
陈传席，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2014年荣获“巴黎荣誉市民”徽章。
出版学术著作《六朝画论研究》（大陆版、台湾版，共13版）、《中国山水画史》（15版）、《中国绘画思想史》、《中国绘画美学史》（选入20世纪“中国文库”）、《陈传席文集》（九卷）、《中国佛教美术全集•雕塑卷•响堂山石窟（上下）》《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陈洪绶集》（点校本，中华书局）、《悔晚斋臆语》（中华书局）、《画坛点将录》（三联出版社、港台版）、《陈传席画集》等50余部，并且部分著作被译为外文在国外出版。并在《文物》、《美术研究》、《美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文章千余篇。据美术界权威杂志《美术》统计：陈传席研究强度居全国第一名。他被很多国内外年轻学者称为“现代美术史研究之父”。
陈传席教授史论兼备，旁涉文学诗词，在书画创作上重传统，格调高古，富书卷气，自成一家。谢稚柳曾说：“陈传席的画是当代文人画一个顶。”苏联画报曾作专门报道，苏联最富盛名的汉学家、中国美术史研究家查瓦茨卡娅曾撰文称：“中国现代的绘画有三大派，现代派爬得太高，新文人画派靠得太近，唯陈传席画派立得最远。陈传席的画宁静含蓄而有诗意，格调高古，超迈绝俗，是当代最高的文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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