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是一部文字通俗易懂且流暢精美的著作。以1587年這樣一個無意義的年份為時間點，濃縮了整個中國歷史的興衰成敗。以張居正、海瑞、申時行等人為代表，採用“文學的方法”來敘述史實。把最複雜的歷史問題加以簡單生動的闡述，這也就是史學家經常提到的“一葉知秋”。它不似其他的史書著作那樣的晦澀難懂，也沒有過多的帶有情感色彩的評價。在書中，我們能感受到的只有娓娓道來的平淡自然，獨特的敘事視角也給讀者帶來了全新的審美體驗。
“別出心裁”的萬曆十五年
史學界在總結明代衰亡的教訓時，對於明朝滅亡的時間說法各異：有人認為“明實亡於天啟”，也有人持“明實亡於萬曆”的觀點。清代史學家孟森就提出明代實質上是亡於萬曆皇帝在位之時。由此可見明朝到了中後期就已經百病叢生，顯現出衰敗禍亂的跡象。在書中第四章“活著的祖宗”一節中，已經明確的寫到：
“1585年以後，萬曆僅僅在1588年對自己正在修建的陵墓再度視察過一次外，三十多年裡，他沒有再走出紫禁城半步，創造了從古至今的最高歷史紀錄。”
萬曆（1573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的朱翊鈞年號。
萬曆在位48年，其中的三十多年都是消極怠工的狀態。他是整個大明王朝諸位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也是最不受百姓和官員擁戴的皇帝。大明王朝走向衰敗的節點，就在萬曆十五年。其實，萬曆皇帝也有過雄心壯志：1585年抗旱的初夏，便有他克盡厥職的求雨的身影；東郊的馬場上，也有萬曆細心操練兵馬的身影。可是，在明朝的體制中，需要的不是一位有血有肉的皇帝，而是一個精神上的象徵，一個循規蹈矩的機構。我們會理所應當地認為萬曆皇帝就是明朝帝國的權利中樞，但事實並非如此。萬曆的皇權受到推崇儒家信仰的文官集團的制約，我們不得不承認文官集團在用儒家信仰維護明朝制度的同時也有自己的私心，借儒家的大義謀求自己的私利，也就是壓制萬曆。而萬曆皇帝在與文官集團的爭鬥中其實是處於下風：
“萬曆所視察的為自己預先修築的陵墓動土於公元1584年的夏天，這項聲勢浩大的工程微妙地表達出了把皇帝不當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當成一種機構的觀點。”
萬曆十五年，這個在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是極其平常的一年，可它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這是一個以信仰為整個社會最高標準和最高信仰的畸形的時代。在這種以信仰為至高標準的時代，統治者被約束，被統治者也被這種無形的規則所約束。只有一個特殊的階級——推崇儒家信仰的文官集團可以巧妙的來使自己活得更加舒適。他們每天擎著信仰的旗幟，對皇權對蒼生指手畫腳。文官集團可以不遵守那些約束著其他人的信仰，又可以引經據典為自己的不信仰的行徑來進行辯護說理。而這種實際的社會統治權已經由萬曆手中滑落到了文官集團的現象也可以稱之為“權柄下移”。其造成的必然結果就是階級固定化，權力固有化，此時的明朝文官集團已經是一個牢固的整體，堅不可摧。
萬曆對於朝廷形成的這種固有的體制妥協了。黃仁宇先生說：“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個人行動全部以儒學簡單粗淺而又虛無縹緲的原則為繩墨，而體系又缺乏創造性和靈動性，則其社會發展的進化程度，必然受到極大的限制。”我們也可以這樣認為，萬曆被自己所處時代的體系體制所掩埋，成為了制度的犧牲品。
“畸形”的英雄
《萬曆十五年》這部書只寫了萬曆十五年這一年中所發生的的事情，選取了萬曆、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七位人物為切入點，梳理明朝的歷史和社會脈絡，分析了明代社會的癥結所在，折射了明朝社會的方方面面。表面上是在分析這七個人物，實際上借這七位著名人物的人生興衰來揭示整個封建王朝的官僚體制必然衰敗的原因。
除萬曆外，書中呈現的其他六位重要的歷史人物，也不同於以往史書中的人物角色的設定。多方面立體刻畫的忠臣、固執偏激的清官、為自己謀求鞏固的諍臣…… 作者選取本朝這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再次明確了本書的主題，萬曆乃至整個封建社會衰敗的原因——制度與信仰的衝突。
這也就是為什麼書中所選擇的代表人物或是名敗身死或一無所有，沒有一個人是功德圓滿的，其中緣由並非其個人所導致的，而是當時的制度已經走在了歷史舞臺的盡頭，他們只是不合時宜的制度與發展的社會衝突下的犧牲品。
張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內閣首輔 ，輔佐萬曆皇帝進行“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優秀的輔臣。他既是萬曆的啟蒙老師，也是明朝的肱骨大臣。面對危機四伏、百病叢生的大明王朝，他果斷地從方方面面對大明王朝進行“修補”：推行法制、更改賦稅、整飭軍隊、選用賢才……他不僅是一名政治家，更是一名改革家。可是凡是改革進步就要付出血的代價，要有與整個腐朽社會做鬥爭的勇氣。恰恰張居正具備，他的偉大也源於此。但是他也付出了代價！
文官瘋狂攻擊張居正：“他們之所以攻擊張居正，也正是因為在他們的意識中，張居正所採取的措施放棄了古代聖賢所推崇的核心觀念，企圖以世俗的行政效率來代替這種偉大的精神，最終必然得到窒礙難行的結局。”
就在歷史的車輪終於艱難的開始再度前行，這一切就隨著張居正生命的結束而戛然而止！
書中介紹的申時行關於“陰陽說”的理解，更是直接的闡述了這個社會的畸形所在。所有人表面上公認的理想和追求是“陽”，內心中隱藏的不可告人的慾望是“陰”。世人皆有陰陽兩面。所以，當為官者以為國為民，大公無私為畢生追求時，他的“陰”是處於被壓制的狀態。被壓制並不等同於沒有，所有為官者心中還是有私慾的存在的。申時行在張居正之後主持朝政，深知這個社會的弊病，所以採取了中庸之道，試圖找到陰陽平衡。但是，信仰是難以約束的，體系才是治國的基礎，申時行也落得個倉皇而逃的下場！
信仰與制度的衝突不僅是張居正身敗名裂的根源，也是海瑞悲劇一生的思想和時代根源，更是具有極高的軍事才能戚繼光被腐朽的文官機制扼殺的根源。
這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弊病：以信仰的統治代替了體系的統治。這是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一語貫之的觀點。中國人講究人情往來，人情往往凌駕於體系之上，造成了信仰與制度的衝突。大明王朝在其建國之初，人才濟濟，制度運行順暢。而到了明朝後期制度出現問題需要變革之時，卻備受信仰倫理的壓制。滿口禮儀信仰的文官集團表面上看是在維護明朝機構的順利運轉，實則是在阻礙社會的發展，一葉障目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吧。
萬曆十五年是平淡無事的一年，卻也是波濤洶湧的一年。表面上寫的是明朝歷史的興衰，實際上卻是在寫中國封建制度的興衰。我們能夠萬曆十五年這個切入點看到整個中國歷史的問題。黃仁宇先生其實要講的是中國失敗總記錄。
黃仁宇先生在本書中也總結到：中國封建社會所形成的官僚體制，是用信仰來代替法制去統治國家。實則與當今社會上的熱門話題“信仰綁架”別無二致。每個人的行為準則便是儒家所規定的三綱五常，社會的發展也收到的儒家傳統觀念的制約。信仰彌補不了社會發展的不足，這也許就是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制度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社會的進步在某一方面其實就是由舊的制度的打破和新的制度的建立來完成的。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每一種制度的建立之初其實都彌補的先前制度的不足。先破後立，不破不立。每一次的社會大動盪大變革甚至到每一次的民族大融合都會給這個社會帶來新的血液，促進著這個社會的進步。
當制度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時，總會需要有人來充當制度的犧牲品。這種犧牲是慘烈的，但也帶來了關於未來新的希望。讀史以明志，借鑑歷史演變的現象總結我們對於社會歷史制度的認知，來提高我們對於社會未來的洞察力。
“一千個讀者一千個哈姆雷特”。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對這本書獨特的看法，相信每一個人都能讀出屬於自己的《萬曆十五年》。
閱讀更多 靜亭年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