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文字通俗易懂且流畅精美的著作。以1587年这样一个无意义的年份为时间点，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等人为代表，采用“文学的方法”来叙述史实。把最复杂的历史问题加以简单生动的阐述，这也就是史学家经常提到的“一叶知秋”。它不似其他的史书著作那样的晦涩难懂，也没有过多的带有情感色彩的评价。在书中，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有娓娓道来的平淡自然，独特的叙事视角也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
“别出心裁”的万历十五年
史学界在总结明代衰亡的教训时，对于明朝灭亡的时间说法各异：有人认为“明实亡于天启”，也有人持“明实亡于万历”的观点。清代史学家孟森就提出明代实质上是亡于万历皇帝在位之时。由此可见明朝到了中后期就已经百病丛生，显现出衰败祸乱的迹象。在书中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一节中，已经明确的写到：
“1585年以后，万历仅仅在1588年对自己正在修建的陵墓再度视察过一次外，三十多年里，他没有再走出紫禁城半步，创造了从古至今的最高历史纪录。”
万历（1573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的朱翊钧年号。
万历在位48年，其中的三十多年都是消极怠工的状态。他是整个大明王朝诸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不受百姓和官员拥戴的皇帝。大明王朝走向衰败的节点，就在万历十五年。其实，万历皇帝也有过雄心壮志：1585年抗旱的初夏，便有他克尽厥职的求雨的身影；东郊的马场上，也有万历细心操练兵马的身影。可是，在明朝的体制中，需要的不是一位有血有肉的皇帝，而是一个精神上的象征，一个循规蹈矩的机构。我们会理所应当地认为万历皇帝就是明朝帝国的权利中枢，但事实并非如此。万历的皇权受到推崇儒家信仰的文官集团的制约，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官集团在用儒家信仰维护明朝制度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私心，借儒家的大义谋求自己的私利，也就是压制万历。而万历皇帝在与文官集团的争斗中其实是处于下风：
“万历所视察的为自己预先修筑的陵墓动土于公元1584年的夏天，这项声势浩大的工程微妙地表达出了把皇帝不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成一种机构的观点。”
万历十五年，这个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极其平常的一年，可它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这是一个以信仰为整个社会最高标准和最高信仰的畸形的时代。在这种以信仰为至高标准的时代，统治者被约束，被统治者也被这种无形的规则所约束。只有一个特殊的阶级——推崇儒家信仰的文官集团可以巧妙的来使自己活得更加舒适。他们每天擎着信仰的旗帜，对皇权对苍生指手画脚。文官集团可以不遵守那些约束着其他人的信仰，又可以引经据典为自己的不信仰的行径来进行辩护说理。而这种实际的社会统治权已经由万历手中滑落到了文官集团的现象也可以称之为“权柄下移”。其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阶级固定化，权力固有化，此时的明朝文官集团已经是一个牢固的整体，坚不可摧。
万历对于朝廷形成的这种固有的体制妥协了。黄仁宇先生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部以儒学简单粗浅而又虚无缥缈的原则为绳墨，而体系又缺乏创造性和灵动性，则其社会发展的进化程度，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万历被自己所处时代的体系体制所掩埋，成为了制度的牺牲品。
“畸形”的英雄
《万历十五年》这部书只写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中所发生的的事情，选取了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七位人物为切入点，梳理明朝的历史和社会脉络，分析了明代社会的症结所在，折射了明朝社会的方方面面。表面上是在分析这七个人物，实际上借这七位著名人物的人生兴衰来揭示整个封建王朝的官僚体制必然衰败的原因。
除万历外，书中呈现的其他六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也不同于以往史书中的人物角色的设定。多方面立体刻画的忠臣、固执偏激的清官、为自己谋求巩固的诤臣…… 作者选取本朝这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再次明确了本书的主题，万历乃至整个封建社会衰败的原因——制度与信仰的冲突。
这也就是为什么书中所选择的代表人物或是名败身死或一无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功德圆满的，其中缘由并非其个人所导致的，而是当时的制度已经走在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他们只是不合时宜的制度与发展的社会冲突下的牺牲品。
张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9日）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 ，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优秀的辅臣。他既是万历的启蒙老师，也是明朝的肱骨大臣。面对危机四伏、百病丛生的大明王朝，他果断地从方方面面对大明王朝进行“修补”：推行法制、更改赋税、整饬军队、选用贤才……他不仅是一名政治家，更是一名改革家。可是凡是改革进步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要有与整个腐朽社会做斗争的勇气。恰恰张居正具备，他的伟大也源于此。但是他也付出了代价！
文官疯狂攻击张居正：“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是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张居正所采取的措施放弃了古代圣贤所推崇的核心观念，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得到窒碍难行的结局。”
就在历史的车轮终于艰难的开始再度前行，这一切就随着张居正生命的结束而戛然而止！
书中介绍的申时行关于“阴阳说”的理解，更是直接的阐述了这个社会的畸形所在。所有人表面上公认的理想和追求是“阳”，内心中隐藏的不可告人的欲望是“阴”。世人皆有阴阳两面。所以，当为官者以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为毕生追求时，他的“阴”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被压制并不等同于没有，所有为官者心中还是有私欲的存在的。申时行在张居正之后主持朝政，深知这个社会的弊病，所以采取了中庸之道，试图找到阴阳平衡。但是，信仰是难以约束的，体系才是治国的基础，申时行也落得个仓皇而逃的下场！
信仰与制度的冲突不仅是张居正身败名裂的根源，也是海瑞悲剧一生的思想和时代根源，更是具有极高的军事才能戚继光被腐朽的文官机制扼杀的根源。
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弊病：以信仰的统治代替了体系的统治。这是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一语贯之的观点。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人情往往凌驾于体系之上，造成了信仰与制度的冲突。大明王朝在其建国之初，人才济济，制度运行顺畅。而到了明朝后期制度出现问题需要变革之时，却备受信仰伦理的压制。满口礼仪信仰的文官集团表面上看是在维护明朝机构的顺利运转，实则是在阻碍社会的发展，一叶障目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无事的一年，却也是波涛汹涌的一年。表面上写的是明朝历史的兴衰，实际上却是在写中国封建制度的兴衰。我们能够万历十五年这个切入点看到整个中国历史的问题。黄仁宇先生其实要讲的是中国失败总记录。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也总结到：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官僚体制，是用信仰来代替法制去统治国家。实则与当今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信仰绑架”别无二致。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便是儒家所规定的三纲五常，社会的发展也收到的儒家传统观念的制约。信仰弥补不了社会发展的不足，这也许就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社会的进步在某一方面其实就是由旧的制度的打破和新的制度的建立来完成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一种制度的建立之初其实都弥补的先前制度的不足。先破后立，不破不立。每一次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甚至到每一次的民族大融合都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新的血液，促进着这个社会的进步。
当制度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时，总会需要有人来充当制度的牺牲品。这种牺牲是惨烈的，但也带来了关于未来新的希望。读史以明志，借鉴历史演变的现象总结我们对于社会历史制度的认知，来提高我们对于社会未来的洞察力。
“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这本书独特的看法，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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