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能讓他人理解這個觀念，薛瑄講述了一段著名的日光與飛鳥的比喻：“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
薛瑄把“理”比喻成陽光，而把“氣”比喻成飛鳥，鳥在空中飛翔，陽光照在它的身上，就如同它揹負著陽光也在飛，因此，這就像是“理”隨著“氣”在飛。但是鳥飛翔的過程中，陽光卻一直照在它的身上，這就如同“氣”動時，“理”沒有離開“氣”。
薛瑄撰《薛文清公從政錄》明萬曆間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籍》本
而換一個角度來說，雖然鳥在飛，陽光也一直跟著它在飛，而實際陽光並沒有飛行，這也正說明“氣”聚和“氣”散時，“理”沒有離開“氣”，並且也沒有聚散。從而薛瑄得出的結論是：當“氣”盡時，“理”仍在。這就等於說，物質的外形破滅之後，世間的真理仍然存在於宇宙間。從這個角度而言，薛瑄不僅遵奉朱子觀念，同時他也對程、朱理學有所彌補，這也正是他對理學做出的貢獻。
在四圍探訪一番，沒能找到薛瑄墓
薛瑄的另一貢獻則是他所強調的“復性”論，他認為儒學的觀念歸根結底就是一個“性”字，比如他在《讀書續錄》卷六中說：“聖人相傳之心法，性而已”，而在該書的卷三中他又說：“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盡。”李元慶在《此心惟覺性天通——薛瑄的心性論和復性說》中總結到：“以‘性’括盡一切的泛性論，是表現薛瑄性論的最本質特色。”
雜草叢生
一一細看碑名
既然“性”這麼重要，但後世卻對此不重視，為此薛瑄感嘆說：“自孔孟以後皆不識性”，因此，他要恢復孔孟所強調的“性”。
此碑上竟然沒有字
那麼“性”是什麼呢？薛瑄在《讀書錄》卷五中予以了詳細的解釋：“仁義禮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為性也。道只是循此理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道也。徳即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徳也。誠只是性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誠也。命即是性之所以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命也。忠即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忠也。恕即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終於找到了
細讀這段話，他認為“性”貫穿於理、道、德、誠、命、忠、恕等儒家所強調的各個方面。而張學智在其所著的《明代哲學史》一書中，則對薛瑄的這個觀念做出瞭如下的總結：“薛瑄以道德理性的普遍性和表現形式的多樣性把天道（性、理、誠等）和人事（忠、恕、仁、義、禮、智等）貫通，把主要講天道、性命的《中庸》、《易傳》和主要講人倫日用的《論語》、《孟子》等貫通。這表明薛瑄雖然主要是一個實踐之儒，但對儒家形而上的境界是有體會的。與那些只注重體認心中四端而不能將之進至本體境界的儒者不同。”
終於搞清了墓園的方向
對於“復性”這個觀念，薛瑄在《讀書續錄》卷六中說過如下一段話：“聖人教人博文致知，格物明善，凡知之之功，皆明此心之性也。教人約禮誠意正心固執凡行之之功，皆踐此心之性也。”
對於這段話，容肇祖在其所撰的《明代思想史》中給予了這樣的評價：“這是很清楚的，他注重明性復性之功，而封斷了博學致知的一條路了。他把致知解作明此性，而程朱以來‘即物窮理’，古人‘博學審問’的工夫都可廢了。明性復性是‘涵養’‘用敬’的工夫，故此我們可以說，由程頤、朱熹開闢下來的兩條路徑，到薛瑄則只剩‘用敬’的一條路了。”
容肇祖認為，薛瑄如此的強調“復性”，就等於說堵住了通過刻苦學習而達到頓悟之途，而他的這個做法就等於將成都學派所強調的兩條路徑變成了一條，而這條路就是強調一個“敬”字。
對於“敬”字的重要性，薛瑄多有強調，我引用其兩句如下：“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人不主敬，則嗜慾無涯，馳騖不止，真病風狂惑之人耳。”
那麼，薛瑄為什麼把“敬”字看的如此重要呢？張學智在《明代哲學史》中予以了這樣的解讀：“敬是二程、朱熹修養功夫的基本方面，二程欲消除周敦頤所受的道家影響，以敬字易‘靜’字。朱熹把二程關於敬的思想具體化為‘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以與他的已發未發、中和、性情諸說相對應。薛瑄繼承了朱熹以敬為修養基礎的思想，他說：‘千古為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為。’（《讀書錄》卷五）敬的主要內容是心有主。主是主之以天理，這是實；主之以天理則心能容受外物而不為所溺，這是虛。”
從以上的這論述即可看出，薛瑄並非只是亦步亦趨地重複程、朱觀念，而是他有著自己的想法和判斷，在很大程度上，他彌補了前賢在一些論述上的不嚴密。經過他的努力，程、朱學派在理論上會變得更為完善，薛瑄被後世稱之為“大儒”，也正是因為如此吧。
薛瑄在朝中為官時，為一件事得罪了都御史王振，為此他被關進監獄判了死罪，之後他的三個兒子主動提出一個願意代父受死，另外兩個可以去充軍，即使這樣，王振還是不答應，後來終因一個人的哭泣而讓王振感動：“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後來在他人的救助下，薛瑄終於被免職還家。
後來薛瑄又被招入宮中再次入職，之後又趕上于謙被汙下獄，薛瑄極力救助，終於還是鬥不過那幫人，於是他堅決辭職，而後回鄉研讀學問，之後就寫出了那《讀書錄》和《讀書續錄》。
明天順八年，他在家鄉去世，終年72歲。皇帝聽說後，贈薛瑄禮部尚書銜，諡文清，故而後世多稱他為“薛文清公”。因為薛瑄在理學上所做出的貢獻，到了隆慶六年，朝廷同意把他的牌位“從祀先聖廟庭”，而他所撰的《讀書錄》也曾成為那時的教科書。
薛瑄之墓位於山西省運城市萬榮縣裡望鄉平原村。沿坡路下山又回到省道上，司機說導航能認識近路，直接向南插20多公里以後到達萬榮縣裡望鄉，在鎮上向老者打問平原村如何走，老者說你們是來找薛夫子墓地吧。這裡的鄉親們仍然未曾忘記這位大儒，聞此讓自己的心中有些感動。
入口原來在這裡
斷壁殘垣
屹立
我告訴老者，自己正是來拜訪這位前賢，老人依然慢悠悠地跟我說：“沿此西轉二里地就是。”按其所指，前行不到二里就到達平原村，在村口的丁字路上就看到了磚雕壘的影壁，大字寫著“真儒裡”，上面的小字用磚雕刻著“薛文清故里”，餘外未見它物。看來這裡不是薛瑄墓所在地，於是四處尋找老鄉。
不知為何今日的村中卻少見行人，終於見到了一位老人，其聞我所言，立即站在原地給司機指路。老人對里程頗為敏感，他說從這裡開到薛夫子墓，總計是六百米。按老人所言，而後看著車上的里程錶，果真走出了六百米就看到了路旁的一個牌樓，這個石雕牌樓上刻著“尚書陵”三個字，看來是找對了地方。
新修的大門及院牆
通往墓園的路
沿此北行是僅容一車的土道，約走三百米就看到圍牆內一片陵園，然磚制圈門上卻沒有任何文字和名稱。陵園面積很大，看上去近百畝左右，有十幾塊立碑的墳，餘外還有數不清的無碑墳頭，只好逐碑看哪個是薛瑄之墓。看過一圈竟無所發現，司機甚至懷疑是否又走錯了，但直覺告訴我應該就是這裡。我在陵園內重新轉一遍，在陵園的左角有一座僅剩木架的享殿，剛走進裡面，“轟”的一聲飛起不少只大鳥，除一隻啄木鳥楞楞地看著我外，其餘的不能認識是什麼品種。
薛瑄的著作中，最形象的一段應該就是日光和飛鳥的比喻，而今我在這裡突然遇到了這麼一群鳥，雖然我不知道薛瑄當年所說的飛鳥包不包括啄木鳥，但這群鳥迎著陽光飛去，卻讓我又想起了薛瑄的那段著名比喻，我本能地覺得這個墓雖然看不到名稱，但一定跟薛瑄有關係，我覺得飛起的這群鳥正是薛夫子給我的暗示。
薛公坊
新舊雜陳
一念及此，堅定了我繼續探訪的決心，於是在這個荒蕪的墓園內，一塊碑一塊碑地繼續看下去。在探訪的過程中，無意間覺得殿前有兩通石碑較為奇特：一大一小碑前後相鄰，之間空隙不足一米。這種立碑方式在其他墓園中未曾見到過，看來有必要搞清楚其中的奧妙。然而這兩塊碑相距太近，後面的一塊很難看清上面的文字，於是我趴在兩碑之間的空隙向裡探看，一看就得到了結果，因為碑上刻著“薛文清公之墓”幾個大字。
通往墓園道路的影壁
終於找到了，無意間的所得讓我大感興奮。雖然如此，但我依然奇怪於為何這兩塊碑靠得如此之近。我站在那裡端詳一番，猛然醒過味兒來：整個墓園是倒過來的。不，這種說法不準確，應該說：我進墓園時走的是後門，因此我看到的一切都應該倒過來。要想搞清楚薛瑄家族墓的整體規制，就需要探訪墓園的前方，於是立即向墓園的深處走去。
尚書陵
踏著一片片的荒草慢慢前行，我特別擔心這草叢中會出現蛇一類的東西，於是順手拿起一根枯枝，一邊走一邊用樹枝劃拉著前方的草叢。走到深處方看到是一片面積不小的桃花林，從墓園殘破的圍牆來看，這片桃花林已經不屬於墓園的位置。當然，我不能確定在歷史變遷中，那片桃花林原本的歸屬，但我隱隱覺得這片桃林應當就是陵園正門所在之處。
當地名人分列兩旁
廣場的形制
經過一番探訪，基本上搞清了薛瑄家族墓園的形制：墓園基本上呈矩形狀，三面均有圍牆，而圍牆的築牆方式是黃土高原上經常使用的乾打壘，這種築牆方式據說至少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而今我所看到的墓園，其中的一半已經倒塌，僅是入門處的一面牆為磚牆，這些磚牆也已變得殘破不堪。從磚色看，這面磚牆也是近些年重新蓋起者。如此想來，這處看似荒蕪的巨大墓園，其實仍有人在進行有限的整修。
薛瑄雕像
旁邊還有王勃
出平原村右轉沿鄉道南行約10公里到達萬榮縣城解店鎮，鎮中廣場的左側闢出一塊地方，約有五、六百平米大小，兩兩相對擺著六座半身雕像，其中包括三王及薛瑄，然雕像的面部太過現代，我本是想做人物的配圖之用，這些顯然差強人意。但轉念一想，那些古人究竟長什麼樣子不也沒有照片嗎？畫像是否真符其人，包括孔夫子的畫像都有很大的爭議，況他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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