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让他人理解这个观念，薛瑄讲述了一段著名的日光与飞鸟的比喻：“理如日光，气如飞鸟，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鸟飞而日光虽不离其背，实未尝与之俱往，而有间断之处，亦犹气动而理虽未尝与之暂离，实未尝与之俱尽而有灭息之时。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于此可见。”
薛瑄把“理”比喻成阳光，而把“气”比喻成飞鸟，鸟在空中飞翔，阳光照在它的身上，就如同它背负着阳光也在飞，因此，这就像是“理”随着“气”在飞。但是鸟飞翔的过程中，阳光却一直照在它的身上，这就如同“气”动时，“理”没有离开“气”。
薛瑄撰《薛文清公从政录》明万历间绣水沈氏刻《宝颜堂秘籍》本
而换一个角度来说，虽然鸟在飞，阳光也一直跟着它在飞，而实际阳光并没有飞行，这也正说明“气”聚和“气”散时，“理”没有离开“气”，并且也没有聚散。从而薛瑄得出的结论是：当“气”尽时，“理”仍在。这就等于说，物质的外形破灭之后，世间的真理仍然存在于宇宙间。从这个角度而言，薛瑄不仅遵奉朱子观念，同时他也对程、朱理学有所弥补，这也正是他对理学做出的贡献。
在四围探访一番，没能找到薛瑄墓
薛瑄的另一贡献则是他所强调的“复性”论，他认为儒学的观念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性”字，比如他在《读书续录》卷六中说：“圣人相传之心法，性而已”，而在该书的卷三中他又说：“千古圣贤之言，一性字括尽。”李元庆在《此心惟觉性天通——薛瑄的心性论和复性说》中总结到：“以‘性’括尽一切的泛性论，是表现薛瑄性论的最本质特色。”
杂草丛生
一一细看碑名
既然“性”这么重要，但后世却对此不重视，为此薛瑄感叹说：“自孔孟以后皆不识性”，因此，他要恢复孔孟所强调的“性”。
此碑上竟然没有字
那么“性”是什么呢？薛瑄在《读书录》卷五中予以了详细的解释：“仁义礼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别有一理为性也。道只是循此理而行，非性之外别有一理为道也。徳即是行此道而有得于心，非性之外别有一理为徳也。诚只是性之真实无妄，非性之外别有一理为诚也。命即是性之所以出，非性之外别有一理为命也。忠即尽是性于心，非性之外别有一理为忠也。恕即推是性于人，非性之外别有一理为恕也。然则性者万理之统宗欤！理之名虽有万殊，其实不过一性。”
终于找到了
细读这段话，他认为“性”贯穿于理、道、德、诚、命、忠、恕等儒家所强调的各个方面。而张学智在其所著的《明代哲学史》一书中，则对薛瑄的这个观念做出了如下的总结：“薛瑄以道德理性的普遍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把天道（性、理、诚等）和人事（忠、恕、仁、义、礼、智等）贯通，把主要讲天道、性命的《中庸》、《易传》和主要讲人伦日用的《论语》、《孟子》等贯通。这表明薛瑄虽然主要是一个实践之儒，但对儒家形而上的境界是有体会的。与那些只注重体认心中四端而不能将之进至本体境界的儒者不同。”
终于搞清了墓园的方向
对于“复性”这个观念，薛瑄在《读书续录》卷六中说过如下一段话：“圣人教人博文致知，格物明善，凡知之之功，皆明此心之性也。教人约礼诚意正心固执凡行之之功，皆践此心之性也。”
对于这段话，容肇祖在其所撰的《明代思想史》中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这是很清楚的，他注重明性复性之功，而封断了博学致知的一条路了。他把致知解作明此性，而程朱以来‘即物穷理’，古人‘博学审问’的工夫都可废了。明性复性是‘涵养’‘用敬’的工夫，故此我们可以说，由程颐、朱熹开辟下来的两条路径，到薛瑄则只剩‘用敬’的一条路了。”
容肇祖认为，薛瑄如此的强调“复性”，就等于说堵住了通过刻苦学习而达到顿悟之途，而他的这个做法就等于将成都学派所强调的两条路径变成了一条，而这条路就是强调一个“敬”字。
对于“敬”字的重要性，薛瑄多有强调，我引用其两句如下：“人不持敬，则心无顿放处。”、“人不主敬，则嗜欲无涯，驰骛不止，真病风狂惑之人耳。”
那么，薛瑄为什么把“敬”字看的如此重要呢？张学智在《明代哲学史》中予以了这样的解读：“敬是二程、朱熹修养功夫的基本方面，二程欲消除周敦颐所受的道家影响，以敬字易‘静’字。朱熹把二程关于敬的思想具体化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以与他的已发未发、中和、性情诸说相对应。薛瑄继承了朱熹以敬为修养基础的思想，他说：‘千古为学要法，无过于敬，敬则心有主而诸事可为。’（《读书录》卷五）敬的主要内容是心有主。主是主之以天理，这是实；主之以天理则心能容受外物而不为所溺，这是虚。”
从以上的这论述即可看出，薛瑄并非只是亦步亦趋地重复程、朱观念，而是他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他弥补了前贤在一些论述上的不严密。经过他的努力，程、朱学派在理论上会变得更为完善，薛瑄被后世称之为“大儒”，也正是因为如此吧。
薛瑄在朝中为官时，为一件事得罪了都御史王振，为此他被关进监狱判了死罪，之后他的三个儿子主动提出一个愿意代父受死，另外两个可以去充军，即使这样，王振还是不答应，后来终因一个人的哭泣而让王振感动：“及当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泣益悲，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振大感动。会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后来在他人的救助下，薛瑄终于被免职还家。
后来薛瑄又被招入宫中再次入职，之后又赶上于谦被污下狱，薛瑄极力救助，终于还是斗不过那帮人，于是他坚决辞职，而后回乡研读学问，之后就写出了那《读书录》和《读书续录》。
明天顺八年，他在家乡去世，终年72岁。皇帝听说后，赠薛瑄礼部尚书衔，谥文清，故而后世多称他为“薛文清公”。因为薛瑄在理学上所做出的贡献，到了隆庆六年，朝廷同意把他的牌位“从祀先圣庙庭”，而他所撰的《读书录》也曾成为那时的教科书。
薛瑄之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沿坡路下山又回到省道上，司机说导航能认识近路，直接向南插20多公里以后到达万荣县里望乡，在镇上向老者打问平原村如何走，老者说你们是来找薛夫子墓地吧。这里的乡亲们仍然未曾忘记这位大儒，闻此让自己的心中有些感动。
入口原来在这里
断壁残垣
屹立
我告诉老者，自己正是来拜访这位前贤，老人依然慢悠悠地跟我说：“沿此西转二里地就是。”按其所指，前行不到二里就到达平原村，在村口的丁字路上就看到了砖雕垒的影壁，大字写着“真儒里”，上面的小字用砖雕刻着“薛文清故里”，余外未见它物。看来这里不是薛瑄墓所在地，于是四处寻找老乡。
不知为何今日的村中却少见行人，终于见到了一位老人，其闻我所言，立即站在原地给司机指路。老人对里程颇为敏感，他说从这里开到薛夫子墓，总计是六百米。按老人所言，而后看着车上的里程表，果真走出了六百米就看到了路旁的一个牌楼，这个石雕牌楼上刻着“尚书陵”三个字，看来是找对了地方。
新修的大门及院墙
通往墓园的路
沿此北行是仅容一车的土道，约走三百米就看到围墙内一片陵园，然砖制圈门上却没有任何文字和名称。陵园面积很大，看上去近百亩左右，有十几块立碑的坟，余外还有数不清的无碑坟头，只好逐碑看哪个是薛瑄之墓。看过一圈竟无所发现，司机甚至怀疑是否又走错了，但直觉告诉我应该就是这里。我在陵园内重新转一遍，在陵园的左角有一座仅剩木架的享殿，刚走进里面，“轰”的一声飞起不少只大鸟，除一只啄木鸟楞楞地看着我外，其余的不能认识是什么品种。
薛瑄的著作中，最形象的一段应该就是日光和飞鸟的比喻，而今我在这里突然遇到了这么一群鸟，虽然我不知道薛瑄当年所说的飞鸟包不包括啄木鸟，但这群鸟迎着阳光飞去，却让我又想起了薛瑄的那段著名比喻，我本能地觉得这个墓虽然看不到名称，但一定跟薛瑄有关系，我觉得飞起的这群鸟正是薛夫子给我的暗示。
薛公坊
新旧杂陈
一念及此，坚定了我继续探访的决心，于是在这个荒芜的墓园内，一块碑一块碑地继续看下去。在探访的过程中，无意间觉得殿前有两通石碑较为奇特：一大一小碑前后相邻，之间空隙不足一米。这种立碑方式在其他墓园中未曾见到过，看来有必要搞清楚其中的奥妙。然而这两块碑相距太近，后面的一块很难看清上面的文字，于是我趴在两碑之间的空隙向里探看，一看就得到了结果，因为碑上刻着“薛文清公之墓”几个大字。
通往墓园道路的影壁
终于找到了，无意间的所得让我大感兴奋。虽然如此，但我依然奇怪于为何这两块碑靠得如此之近。我站在那里端详一番，猛然醒过味儿来：整个墓园是倒过来的。不，这种说法不准确，应该说：我进墓园时走的是后门，因此我看到的一切都应该倒过来。要想搞清楚薛瑄家族墓的整体规制，就需要探访墓园的前方，于是立即向墓园的深处走去。
尚书陵
踏着一片片的荒草慢慢前行，我特别担心这草丛中会出现蛇一类的东西，于是顺手拿起一根枯枝，一边走一边用树枝划拉着前方的草丛。走到深处方看到是一片面积不小的桃花林，从墓园残破的围墙来看，这片桃花林已经不属于墓园的位置。当然，我不能确定在历史变迁中，那片桃花林原本的归属，但我隐隐觉得这片桃林应当就是陵园正门所在之处。
当地名人分列两旁
广场的形制
经过一番探访，基本上搞清了薛瑄家族墓园的形制：墓园基本上呈矩形状，三面均有围墙，而围墙的筑墙方式是黄土高原上经常使用的干打垒，这种筑墙方式据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今我所看到的墓园，其中的一半已经倒塌，仅是入门处的一面墙为砖墙，这些砖墙也已变得残破不堪。从砖色看，这面砖墙也是近些年重新盖起者。如此想来，这处看似荒芜的巨大墓园，其实仍有人在进行有限的整修。
薛瑄雕像
旁边还有王勃
出平原村右转沿乡道南行约10公里到达万荣县城解店镇，镇中广场的左侧辟出一块地方，约有五、六百平米大小，两两相对摆着六座半身雕像，其中包括三王及薛瑄，然雕像的面部太过现代，我本是想做人物的配图之用，这些显然差强人意。但转念一想，那些古人究竟长什么样子不也没有照片吗？画像是否真符其人，包括孔夫子的画像都有很大的争议，况他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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