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动物凶猛》:相似“京味儿”文化,不同精神内核

何谓“京味儿”?“京味”即北京味,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个方面,就是用地方特色浓重的语言抒写北京这块土地上的风土人情。

京味文学,是在文化视角的参照下,以地道的北京方言口语,描绘北京的人、事、场,从而体现出北京城的精、气、神。北京丰富而悠久的历史文化,赋予了京味文学独特的创作主题和丰富的文化背景,京味文学对北京文化的阐释,又丰厚着北京文化的底蕴,让京味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老舍是京味文学的奠基人,可谓“京派”的开山鼻祖,在地域文学界他最先给出了“北京人”、“北京文化”概念,他把对北京这片故土浓浓的爱流注于笔端,绘出了一副具有深沉凝重历史感和独特北京艺术魅力的民俗画卷。《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讲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北平城里的一个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

《骆驼祥子》《动物凶猛》:相似“京味儿”文化,不同精神内核

王朔在20世纪80年代末异军突起,继而横扫中国文学、电影、电视剧领域,成为炙手可热的“王朔神话”,因为他为京味文学增添了新的质素,其作品被看作是京味文学的新发展形势,王朔也成为新京味文学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京味文学第三代”。《动物凶猛》发表于《收获》1991年第6期,2009年入选《收获》“50年精品系列”,故事描写了北京一个部队大院里一群少年的成长历程,是王朔作品中最少商业气息的代表作。


作为京味小说的两部佳作,《骆驼祥子》和《动物凶猛》因其北京民俗风情特色,深受大家喜爱,两部作品都被拍成电影展示在公众面前,京味文化也随之火遍大江南北。两部作品面世年代相距半个世纪之遥,老舍和王朔用各自独特的京式语言,把京味文化玩转于字里行间,看似质朴简单,却具有鲜明的时代主题,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审美风格和精神内核。


01 语言风格:不同时代不同语言韵味


林语堂曾称赞北京话有着“平静自然舒服悦耳的腔调儿”,京味小说的语言是其艺术形式中最具辨识度和最具张力的因素,读小说时我们一瞥那京腔京调,深蕴其中的京韵便了然于心。因此,北京方言成为京味文学最醒目的外部特征,北京人都热爱自己这口“京片子”,京派作家也把北京方言看成“说的艺术”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骆驼祥子》《动物凶猛》:相似“京味儿”文化,不同精神内核

老舍

在语言风格方面,老舍和王朔为了原汁原味地描写北京人的生活,大量使用北京方言,用鲜活的口语生动形象地记录北京的人和事,来反映北京市井生活的原貌,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其京味语言的韵味也不尽相同。


① 老舍的传统京味语言风格


《骆驼祥子》以20世纪20年代的旧北平为背景,祥子所处的时代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是黑暗的、畸形的、失衡的中国旧社会,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祥子是广大劳苦大众中的一员,因此老舍开篇就介绍了人力车夫的不易。


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

  • “拉晚儿”:指人力车夫下午四点以后到天亮之前的那段时间出车拉活,是北京地道的方言。
  • “车份儿”:是老北京人力车行的俗语,指每天都需要给车行的租金。
  • “嚼谷”:即吃用、口粮,也是北京口语用词。

这些词都是当时背景下特定的北京口语词汇,简单的几个口语把人力车夫要吃的苦刻画得淋漓尽致。短短的一句话里老舍就用了三个地道的北京方言,可想而知他语言的驾驭能力和北京方言的熟稔程度。

老舍的语言还讲究韵律之美,在《骆驼祥子》中,他的京味铿锵有序。如“勺勺颠颠”、“安安顿顿”、“迷迷糊糊”等叠词的运用,就使得文章富有音乐感。“冒儿咕咚”、“咚咚嚓”这样的词既诙谐又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② 王朔的新京味语言风格


《动物凶猛》讲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一群大院里的孩子随处发泄过剩精力、四处寻找刺激的故事。当时北京大街小巷流行“侃大山”,王朔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侃”的价值,并把街谈巷语引入文学殿堂,给严肃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文风。

《骆驼祥子》《动物凶猛》:相似“京味儿”文化,不同精神内核

王朔


大家聊起近日在全城各处发生的斗殴,谁被叉了,谁被剁了,谁不仗义,而谁又在斗殴中威风八面,奋勇无敌。

于北蓓笑着说你要看上她,自己去“拍”呀,你不是号称全市没有你“拍”不上的?

我们那号里关的净是打架的,就一个倒粮票的一个杆儿犯,叫我们挤兑惨了……”

“汪若海我算是知道他了,忒雏儿,一进去就全抵了。要不是他我根本折不了。”

“真该抽丫的,为他的事儿……”高洋愤愤地说。

在这部作品在我们看到的“叉”、“仗义”、“拍”、“杆儿犯”、“挤兑”、“忒雏儿”、“抵”、“折”,都是80年代北京小年轻爱用的北京土语,它们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符号,给读者一种来自现实生活的真实感。


王朔曾谈过自己与老舍所用语言的不同,他戏称:“老舍用的是‘主子话’,我用的是‘奴才话’。” 这番话虽是戏言, 却表现出老舍的语言的“雅”, 而王朔的语言更加通俗化一些。老舍说自己的语言风格是要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意味着要从日常的俗语中提炼出雅致韵味,透过方言口语挖掘老北京人背后深藏的人文精神。而王朔的京味方言更具调侃味道,就是不加任何修饰的贫嘴,接近于80年代的生活本真。


02人物展现:相同地域不同人物形象


与“京味”难以界说的,还有“北京人”。北京以其巨大的文化磁场,不仅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着特有北京味道,同样塑造着北京的外乡人,使其具有鲜明的“北京性格”。老舍的作品,人物繁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一条胡同,一个家族,王朔笔下的人物形象相对单一一些。这些人物虽然都有着强烈的京味,但又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和文化特质。下面从《骆驼祥子》和《动物凶猛》的人物群像分析,来展示一下戏虐的悲情中作者的思想内核。

《骆驼祥子》《动物凶猛》:相似“京味儿”文化,不同精神内核


① 旧社会劳苦大众人物群像


《骆驼祥子》以20世纪20年代的旧北平为背景,通过人力车夫祥子拉车、买车这个主要事件,描绘了他追求、挣扎、反抗、堕落和毁灭的一生。生活在黑暗旧中国的底层劳动人民生活悲惨,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破灭具有必然性。


其中老舍围绕祥子设立了三组人物形象,一组是剥削者,与祥子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刘四爷和虎妞,他们是让祥子无法实现理想的厚障壁;另一组是与祥子同样命运的被剥削者,有毛家湾大杂院里祥子的邻居二强子一家,某电影院附近小茶馆里的拉包月的车夫,老马和小马等,这一旧社会的车夫群体,其各自不同的经历和特点构成了祥子活动特定环境的又一方面,更加渲染了人力车夫的血泪生活场景。第三组是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着,比如曹先生,他的“人道主义”并不能救祥子于水火。


京味文学继承了中国宋元以来市民文学的市井传统,写市井人,言市井事。老舍正是通过对这些市民群像的描写来体现他的京味文化,这些人物群像契合了北京在封建帝都时的历史陈迹,他们生活在胡同、四合院、大杂院里,蜷缩在北京城的某个角落,被封建文化浸染,受着封建礼法的约束。老舍笔下的小人物也有抗争,但最终不是屈服于命运就是被命运打败,如祥子的堕落、小福子的死亡。这些小人物抗争的是命运、权势,而不是文化,他们的深层心理机制还是老北京的,这也是老舍笔下人物性格的京味体现。


② 大院里躁动青年人物群像


《动物凶猛》发表于1991年,王朔笔下的年轻主人公,逃课、泡妞、打群架,他们“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而使自身渴望、追求自由的心得到空前释放,而作者在小说里构建了“我”的世界,其中有涂口红的于北蓓,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米兰,爱打架的“老大”高晋。他们享受着夏日午后在干净的游泳池畅游和透心凉、心飞扬的冰激凌,还有那一包包“光荣”与“海河”烟,这些都传递出了放荡不羁、玩世不恭、反英雄的王朔风格


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八十年代的“多余人”的形象,这群大院里的青少年也像俄国小说里的贵族青年一样,不满现实,却又不能挺身反抗。王朔小说中的浪子有一个模糊的干部子弟的背景,这是一群来自京城部队大院的干部子弟,他们出生于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成长起,动荡的社会无暇给他们足够的教育,于是

生活便充当了引诱者和教导者的角色

《骆驼祥子》《动物凶猛》:相似“京味儿”文化,不同精神内核

青年王朔

王朔用调侃的方式,以市井青年鄙俗的生活状态冲击着所谓“正人君子”的传统生活形式,相对于传统作家,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叛逆味道。这也是他的新京味文化在其人物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03思想主旨:同是悲剧不同精神内核


一个作家,作品大都与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如汪曾祺的作品多数围绕着水,陈忠实的作品往往透着关中平原的味道,史铁生的作品常以陕北农民的淳朴为素材。老舍出生北京寒苦家庭,对贫苦北京老百姓的生活能感同身受,对其同情与关怀也是发自肺腑,市井小人物在他的笔下生动逼真,而王朔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大院里的人和事都被他描写得绘声绘色。《骆驼祥子》和《动物凶猛》处处流露着老舍和王朔的生活痕迹,有着他们的灵魂,小说的结局都比较悲情,精神内核让人深思。


① 悲情的结局


《骆驼祥子》里的祥子由贫困农民变成城市贫民,并没有任何的不适,因为同样是靠力气吃饭,种地和拉车对祥子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他把一个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与执着延伸到车夫对车身上,车能产生烙饼和一切希望,是他对理想生活追求的工具。三年的克己与勤劳,祥子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车,却在兵荒马乱中被逃兵掳走,他倔强地从头开始,所有的积蓄又被侦探洗劫一空,梦想再次破灭,因虎妞的死他卖掉车去料理丧事,接着小福子的自杀,使他的人生理想彻底幻灭,最后祥子厌恶劳作,堕落成为“城市垃圾”。


《动物凶猛》里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部队大院里长大的青年, 十五岁, 上初三。一开始,他对米兰的情感是纯洁和美好的,他被米兰的照片所吸引,米兰的形象高大、丰满、美丽,那是一种青春期的男孩子对成熟女性美的仰慕和好奇。


她的眼珠像两颗轻盈的葡萄在眼波中浮起,这使她随便看人一眼都是一种颇感兴趣的凝视和有所倾心的关注。

这是主人公“我”初见米兰时的印象,米兰在“我”心中是完美的,所以他在米兰面前竭力扮演成熟来吸引她,然而米兰却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跟比主人公年龄稍大又很帅气的高晋相好,让主人公刚刚觉醒的对异性的美好感觉受到了嘲弄,使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用最恶毒的字眼捉弄、侮辱米兰。最终他对米兰的浪漫感情被无法控制的欲望所吞噬,这么沉痛的错在他心里的想法只是为了让米兰永远记住他,真是悲情的另类青春。


② 不同的精神内核


《骆驼祥子》中祥子的理想在与现实社会的撞击中经历了一个令人痛惜的损毁过程,他的理想破灭于北平城,对北平城却表现出一种真挚的热爱与依恋:“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这座古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很显然,老舍把自己对北京的爱投射到了祥子身上。老舍是一位道德感很强的文学家,他对北京情感深厚,却并没有神话北京,善意被曲解导致恶的滋生,都是因为当时社会的病态,而祥子始终是淳朴和善良、仁义也狭隘的自然健康的生命形式。美的呈现及其最终被摧毁才是《骆驼祥子》的精神内核,祥子的堕落是美的精神沦丧,这一切都是黑暗社会的必然。

《骆驼祥子》《动物凶猛》:相似“京味儿”文化,不同精神内核

《动物凶猛》中的主人公“我”哭过两次,一次是因为“拍婆子”被抓,刚被带到警察屋里就哭了,为此还觉得羞愧,认为会被同伴嘲笑,一次是在工人体育场游泳池跳水,被曾痛殴过的同学一脚踩在脸上,摔回池中,屡次沉入水中不能靠岸,他绝望地无声饮泣。从而可以看出表面上强大,或者是想在人前装强大的这帮少年,无知无畏,想象着自己能代表人类对抗荒诞的世界,寻求所谓生命的自由和意义,实际上没有任何抗打压的能力。他们满怀抗争的热情, 往往缺乏信心和勇气,只能一味沉溺于琐屑无聊的小事,行为荒唐可笑,滑稽怪诞,但这一切或许就是青春,那种动荡岁月青春期男孩子的白日梦是对青春的追忆。


刘心武说:“这种极端的毋庸负责一方面给他们以放纵狂欢之喜, 一方面却又导致了深刻的生命危机,那也真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就是王朔在《动物凶猛》中的精神内核所在。


结语:


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京味作家开始记录魂牵梦绕的故乡北京,京味文化变得更加充盈。这些作家写胡同也写大宅院,写老北京人、也写新北京人,写衣食住行、也写点滴生活,写自然山水、也写人文建筑,写风俗习惯、也写规矩礼节,每位作家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北京印象,每一种印象都是一种京味文化的传承与展示。


作为京派文学的鼻祖,老舍对京味文学贡献不可磨灭,对后世京味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他笔下的北京形象是人们对北京印象的最初范本,直接影响着新时期京派小说的创作。老舍的作品展现的都是老北京市民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凡的事情,透露着深遂的历史凝重感,而其中京味文化的独特底蕴更加增强了老舍作品的魅力。

《骆驼祥子》《动物凶猛》:相似“京味儿”文化,不同精神内核

王朔


王朔及“王朔现象”的产生并不是京味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这不仅是从“文革”向改革开放转变的必然,也是由“胡同文化”向“大院文化”转变的必然。杨东平指出“新京味儿”是“北京大院文化和胡同文化相沟通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城市的文化层面上具有处于这两种文化的兼容性。”


客观地审视老舍和王朔,这两代同籍作家之间,更像是隔着时间隧道,争夺一座城市的阐释权。不可否认,在京味文学这一领域,他们的地位都不可撼动。但是我想,探索“京味儿”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历程,为中国的地域文化的丰盈尽一份绵薄之力,是每一位京派作家的共同愿望。

(全文完)

作者:柠咛说事,让我们把酒话桑麻,以梦为马,随处可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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